林之辛：毛泽东不懂经济吗？
伟人过逝以后，1996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了《毛泽东文集》，里面刊载了许多以前未公开的伟人讲话。其中有一篇讲话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注意，围绕这篇讲话的评论文章如潮水一般涌现出来，在《知网》上可以查到上百篇的相关论文。
这篇讲话是毛泽东1956年12月7日“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其中引起高度关注的一段话抄录如下：
——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
这段话明确表示：一，允许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存在，与国家市场并存（成双成对）；二，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允许搞私营企业，与国营、合营企业竞争（作对）；三，允许引入境外资本（如华侨投资），且长期政策不变（一百年不要没收）。这些政策涵盖了中共新的领导层关于改革开放的所有要点，而直到1992年的十四大才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那些评论文章像是发现新大陆那样用惊异的口气谈论这段话的观点，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观念，认为毛泽东是绝对排斥资本主义的，再加上有人把别人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话硬按在毛泽东的头上，所以看到“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样的话，就有石破天惊之感。
那些文章在比较了毛泽东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之后，不禁赞叹伟人的思想解放，但却认为这只是“一闪而过的思想火花”，“并未真正实施过”，最后还是陷于“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和“极‘左’思潮的束缚”。
真的是这样吗？否！这种看法实属对历史的无知。事实是：
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新经济政策思想。
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建立了中国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框架，并体现在作为新中国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二中全会决议就是中国的新经济政策”。
新中国建国初的经济恢复时期以及其后的过渡时期，是毛泽东具体领导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伟大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毛泽东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与“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毫不动摇地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1935年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发展和巩固了西北根据地后，就花了很多时间大量研读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著作。其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引起了他的关注。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列宁及时调整政策，实行无产阶级政权控制下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有某种程度发展的方针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市场经济，在两年内迅速恢复了俄国经济，使苏维埃政权摆脱了困境。列宁把这个政策称为“新经济政策”，其核心是“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这种在无产阶级政权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毛泽东在列宁的相关论述旁划了不少着重号，他显然意识到，列宁这种思想对于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具有普遍意义。他在批注中这样概括这个思想：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要经历两个阶段，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矛盾共同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内，互相斗争，又互相联系”，“社会主义为主导方面”，“对于他方有决定的作用”，“利用某些资产阶级成分发展生产力，同时使之受苏维埃法律的支配，并随时限制和排斥他们”；“只有由于工业化及农业社会化，才能将此主要矛盾解决”，从而进入高级阶段，即消灭了资本主义成分的社会主义社会。（参见《知网》：《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5：“论毛泽东的<新经济政策>思想”）
1936年7月，毛泽东与斯诺交谈中说：“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这是最早见诸于中共领导人关于引进和利用外资的讲话。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阐述了他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它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1945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重申了他的新经济政策思想：“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和决议中更加清晰地阐述了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框架：第一，没收官僚资本，“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第三，“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上述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写入新中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要实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这必然是基于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这场市场经济的最高领导者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这场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新经济政策。在他的领导下，仅仅三年的时间（这段时期还在与世界最强的美国交战），就使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焕然一新，国民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城乡市场购销两旺，物价保持稳定，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望如日中天。在随后几年的过渡期间，国民经济继续以令世界瞩目的高速度增长。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最后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在新中国建国史上这样辉煌的篇章前面，还说什么毛泽东“只会搞革命不会搞建设”，“不懂经济”（更谈不上市场经济）之类的言论，不是纯粹胡说八道吗？
毛泽东的新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得益于他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坚持反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提醒全党：
——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在实施过程中，毛泽东不断地告诫全党要反对这两种倾向。他说：
——“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党内的反映，那是在和资产阶级决裂时期发生的。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三个时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目前这个时期，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了党内一部分人，他们动摇了。
毛泽东这里说的“目前这个时期”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是有针对性的，具体指的是时任财政部长的薄一波。
新中国建国初始中共税收政策的两大原则是“公轻于私”与“合理负担”。但是，薄一波在1952年年底却提出修正税制，要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具体来说，就是取消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的规定，取消对合作社营业税的优待。新税制一经公布，立即博得资产阶级拍掌欢迎，但加重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税负，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思想混乱等情况。
新税制实行了3天后，财政部才以告知的形式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同时收到了各地反映新税制出台后出现种种问题的报告。此事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他于1953年6月14日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有各中央局、政务院各部门及部分省、市负责人100多人参加，历时两个月，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第一次党内重大思想交锋的会议。
毛泽东在准备会议发言前，重新反复阅读了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和决议，他讲话的提纲就写在决议铅印本的封面上。8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依据七届二中决议所通过的新经济政策逐条批判薄一波的错误思想：第一，“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第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不可“不顾人民生活，不顾人民死活”。
时任中央财经委主任的陈云在会上具体分析了新税制的问题。他说：“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是不同性质的。首先，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私营商业只向国家缴所得税。另外，私营商业和国营商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不同。私营商业就是做买卖，赚钱，当然它也供应市场的需要。国营商业不仅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
针对薄一波在提出“新税制”时，不向中央汇报，未征求各级党委的意见，只考虑资产阶级的意见和情绪，就先斩后奏，仓促出台的做法，毛泽东予以严厉的批评：“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
（对薄一波的批判是严厉的，但三年后的中共八大上仍选为中央委员。）
从这场风波可以看到，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党内看起来已形成共识，但是在价值取向和方向把握上却是存在分歧的。毛泽东着眼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基础，他多次说，这样做，“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对整个民族是有利的”。毛泽东维护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是坚定而鲜明的。他对当时党内有人宣扬的“剥削有功”之类的言论是很反感的，因为这种言论在褒贬取向上明显偏向资产阶级。
毛泽东的新经济政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资产阶级进行左、中、右的分析，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没有先例的，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作出的具有伟大开创性的理论贡献和社会实践。
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革命战争时期，“有要求革命的一面”；在新中国建立后，有“遵守《共同纲领》”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中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
对于资产阶级中坚持反共立场、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顽固分子，毛泽东采取了坚决斗争的方针：新中国刚建立时，就狠狠打击了资产阶级哄抬物价的投机活动，平抑了物价，掌握了市场领导权；随后，又发动了打击资产阶级“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在资本主义企业里建立了强有力的工人监督。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要培养先进的资本家。他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毛泽东亲自做先进资本家的工作，多次与资本家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大资本家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他说：
“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改造后的地主和资本家，实现“这种共同富裕”。
他又说：
“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
毛泽东就是这样用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和爱国主义的情怀教育和引导资产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在场的工商界人士都被毛泽东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和赤诚之心所感动，出现了全体与会代表起立欢呼，表达赞同的热烈场面。
中国共产党对待资产阶级的这种方针，在国际上也影响深远。如毛泽东所说：“外国人，他们到中国来都要到上海看看荣毅仁（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先生，看看他有几部汽车，一部还是两部，房子里有没有钢琴。有一个法国资本家看过以后说，只要法国共产党这样做，他就放心了。我们这样做，对亚非国家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影响也很大。”
回到本文开头所引的毛泽东的讲话，那是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说的。本来，毛泽东考虑过渡阶段需要“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在与资本家先进分子谈话时劝他们不要太急了，“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可是，高潮一来，才几年的功夫，就大体完成了。1956年1月，北京工商业者首先发起全行业公私合营，很快波及全国，各地工商业者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 高潮来得那样迅猛，这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他后来在1957年说：“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所以，在1956年12月的这个讲话里，他实际上表达了对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的一种惋惜之情。
然而，毛泽东从来不会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泼冷水，而且，从内心来说，对于中国社会快步进入社会主义是满心欢喜的。虽然，他在讲话中仍然希望保留一些适合社会需要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但是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如何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有优势方面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体系，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注：本文中所引用的毛泽东、陈云的讲话，取自逄先知编撰的《毛泽东传》
【文/林之辛，本文为作者给红歌会网的原创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