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大跃进”人民公社形成的新认知

　　2017年至2018年，我有幸参加火箭军装备发展史的编写。在编写的过程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如果没有大跃进和以后的三年困难，两弹一星可能会发展的更快更好些。我是不赞同这种看法的，但又没有足够的理由给以反驳，就是因为这一原因，激发了我研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的兴趣。但在考证之初对怎么考证是不明朗的。然而有两大发现使我找到了入门的钥匙。这两大发现，一是从国家统计资料看，1958--1960年的三年间，工业增长率分别以41%、43%、39%的速度增长，二是社会积累率高达43%三年的积累率分别为33.9%、43.9%、39.6%,这两组数据表明，国家经济是快速发展的，国家经济发展储备了维持再生产的巨大潜力。1958年“大跃进”总的指导方针是“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如果用工业取得的非凡成就衡量，应当说这个总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细查，这是建国后中国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再进一步考证使我认识到，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诞生的，又是在大跃进形势下得到跨越式快速发展的，正是大跃进的直接产物，对此，那些精英学者为什么又视而不见呢？带着这个疑问带着这个总疑问，我认真研读了一些领导人和知名学者的专著，翻阅了党史文献，还从网上下载了许多文章和正反两方面观点的资料，努力做到听百家之说，析百家之理，采百家之精，通过考证，使我对当年的“大跃进”有了全新的认识，困惑解开了，形成一系列有别于当今党史和教科书对“大跃进”所作的结论，确切地说，在根本问题上几乎是完全相反的。现将我形成的新认知归纳如下，和大家交流。

　　（一）“大跃进“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客观要求。1949年，毛泽东在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上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两大任务，以后他把两大任务说成“两件大事”：一是巩固我们的国防，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二是进行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逐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毛泽东清楚，中国要做好这两件大事，当时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正是立足这样的思考，毛泽东下了开国大典的城楼就立即访问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根据苏联的经验，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1950年—1952年作为过渡时期。在这个期间，对手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做好准备。第二步从1953年起，执行以工业为主导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156个苏联援建项目的建设，创建初步的工业体系，为尔后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奠定可靠的物质基础。第三步，从第二个五年计划起，进入大规模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毛泽东在1955年预见，准备用10至15个五年计划，逐步把中国建成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后来又提出用100年或更长的时间全面赶上美国。1958年是第三步的开局之年，“大跃进”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其次，“大跃进“的发生也来自国际军事斗争的召唤。新中国刚刚成立，1950年美国就发动了朝鲜战争。美国侵朝并不是看中朝鲜的三千里江山，其根本的目标是企图把中国的红色政权扼杀在幼年时期。毛泽东识破美国的狼子野心，因而作出抗美援朝伟大的战略决策。抗美援朝虽然迫使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但毛泽东从朝鲜战场中体味到，装备落后就会挨打，国际事务就说了不算。因而毛泽东早在1952年就提出建设现代国防的要求。1954年和1955年世界和平会议在日内瓦与芬兰闭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遭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谴责，和平的声浪成为时代的潮流。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了世界性大规模战争在10-12年内打不起来的判断。正是立足这样的判断，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促使“大跃进”发生的国际条件。1955年1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中国发展原子事业的决定，把导弹核武器即“两弹一星”的研制提上国防现代化的日程。两弹一星是集当代尖端科技于一体的高科技战略工程，为实现这个目标，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制定了《关于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周恩来指出：“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落后，“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怎样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的回答也很鲜明：我们必须跨越式发展，不能跟在别人的后面一步步爬行，这是“大跃进”发生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有人说“大跃进”是毛泽东头脑发热的产物，是左倾路线的产物，这种论调完全扭曲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史实，是对中国伟大社会主义事业无端的诽谤与污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