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最艰苦那年，彭德怀独具慧眼看穿日军6大破绽，使出剑走偏锋的一招
众人皆知彭德怀是驰名中外的大军事家，但对于他的经济才能知道的人却是不多。
纵观彭德怀的一生，最能体现他经济建设才能的，要属1942年开始的华北经济战了。
1
华北经济战的背景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最激烈的时期。
彭德怀敏锐地察觉到了日军在太平洋和南洋的行动目的，他判断1942年将是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一年，于是他在1月7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做了题为《开展全面对敌经济斗争》的重要报告，指出：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寇走入空前困难的危境，为支持其长期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对我物资的榨取，必会较前更为残酷。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对敌经济斗争是今后更为严重的任务，要以最大的注意力去开展这一工作。
在占领区，日寇进行经济侵略的最主要手段，是所谓的“配给制度”：
首先，日寇在占领区设立若干“组合”作为生产的基本单位，强迫农户和商户加入“组合”，同时还要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存入日本人控制的银行。那些拒不加入“组合”的农户和商户轻则被关押，重则被处死；
其次，占领区的所有“组合”，其生产和销售过程，全都由日军和在华日本企业掌握。与此同时所有的“组合”都必须聘请日本商人做顾问，日本顾问在“组合”和傀儡公司中的权威高于一切；
第三，占领区的各种“组合”，特别是小的商业“组合”和农产品“组合”，受到日军和日本企业的双重压迫，大量的中国商人和农民因此破产，本地区经济完全殖民地化；
第四，占领区最重要的物资——粮食，全部由日军控制，他们设立“公仓”，每个成年人每日分配粮食六至十二两，三岁以下及六十岁以上的人没有粮食。分配完之后，剩余粮食全部被运往前线以支持侵略战争。
这就是1942年华北经济战的背景，情况可以说非常严峻了。
2
敌占区殖民经济的六点破绽
俗话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日军虽然毒辣残酷，但并不是无懈可击。
在1月7日的会议上，针对日军的四项侵略措施，彭德怀指出他们至少有六点破绽：
（一）抗日民主政权的存在，使得日寇建立的傀儡政权不得人心且运转困难；
（二）“配给制”的实行加剧了日寇与占领区人民的矛盾，同时伪军和日寇也一直存在矛盾，这就给我们团结群众、教育伪军提供了机会，我们应当充分地做这方面的工作；
（三）敌人占领的区域大都是城市和交通要道，这些地方有工厂和人员，但缺乏原料。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占据广大的乡村，虽然没有工厂，但原料充足，可以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小工业，借此办法我们能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但必须注意保存生产原料，严防落入日寇手中；
（四）敌人用“配给制度”进行掠夺，人民群众与他们的矛盾激化，自然不会去购买日货，由此造成伪币的购买力下降，届时敌占区会出现经济萧条，由此敌人在经济上会出现困难；
（五）敌人将占领区完全殖民地化，必然会造成资本的逃亡，那时候敌占区的爱国商人可能会来到根据地寻求保护。对于这些没有违法行为的工商业人士，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来到根据地从商，并将给予他们法律保护；
（六）实行“配给制度”的地区，必然会出现大量的破产人民，日寇可能为了维护其占领区的治安，强征这些破产人民出国作战，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彭德怀指出的这六点破绽将敌我双方的矛盾分析得非常透彻。
由此可以看出，彭德怀并不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个既懂军事，又懂经济规律的战略家。
3
华北八路军应对经济侵略的主要办法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和宣传队，所以八路军不可能置根据地经济于不顾。
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人民军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根据地建设经验，到抗战中期，党已经有了一支精明强干的经济建设队伍，在充分分析了敌我矛盾之后，彭德怀下令：
华北地区的所有根据地都行动起来，开展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经济战，粉碎敌人的封锁，度过最艰难的1942年！
除了严格控制进出口数量和实行保护税政策外，根据地军民和日寇打经济战最主要的办法是巩固本位货币，也正是这一系列的货币政策，让我们真正看到了彭德怀优秀的经济管理才能。
我华北根据地军民采取的第一个策略是加强银行事业的经营：
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都有自己的根据地，因此就建立起了自己的银行，但这些银行各自为战——晋察冀边区发行晋察冀票、冀南根据地发行冀南银行票等等。
此外，根据地里除了边区票之外，还有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山西和河北政府发行的省钞，甚至还有县银行和当铺自己印制的钞票，可以说华北根据地的货币十分混乱。
在根据地周边，日寇企图用伪币套取外汇、吸收根据地的粮食、土产和棉花，甚至还和国民党顽军做走私生意。
针对这种情况，彭德怀说：
由于我根据地内银行多头，根据地内资源分布不平衡以及交通困难，造成根据地物价不平衡和通货之间的某些差额。敌人利用这一弱点打击我货币，而奸商也利用此弱点作金融投机……平准货币差额的办法，应该是各根据地票币只在本行政区内流通。……一个行政区域内只有一种本位币，如与领区发生经济关系时，必须经过兑换手续。
在各根据地货币无法统一的情况下，由八路军总部的经济职能部门负责管理货币的兑换业务，同时在经济核算上，采取“粮本位”制度，将每年根据地创造的经济利润换算成粮食数量，进行统一核算。相比于国统区和敌占区的金本位、银本位等货币制度，粮本位最大的好处是粮食作为一种生活资料不会贬值且属于刚需，因为人可以没有金银，但不能不吃粮食。
实行粮本位货币的另一个好处是地方本位币没有外汇，敌人不能利用它套取外汇，由此可以保护根据地的贸易，在根据地内部只有一种货币，便于我们控制货币数量、平稳物价，还可以较为方便地向农商户提供贷款，以扶持根据地的经济。
我华北根据地军民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正确处置外来货币：
众所周知，国民政府的经济严重依赖沿海地区和外商投资（主要是帝国主义的垄断企业），导致国家信用非常脆弱，所以法币的价值一贬再贬。
日寇看准了法币的这个弱点，在战争开始采取了两种策略：
一是从人民手中兑换法币，强行兑换为更不值钱的、由傀儡银行发行的货币——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老百姓称之为汉奸票）；
二是把收来的法币向根据地抛售，以此来扰乱根据地的货币市场，打“货币战”以击垮根据地的经济。
对此，彭德怀提出的对策是：
敌人正在利用过去吸收的法币向我根据地抛售。我们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禁止法币在市面上的流通，一切合作社税收机关概不收法币，但法币可以按照一定的比值向银行兑换……对于汉奸票，必须坚决予以打击。
这其中蕴含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根据地禁止发行法币，根据地军民手中的法币可以向银行兑换而不受损失，但敌人不能吸收根据地内的法币，这样一来，我们手中的外汇就不会流失。
我华北根据地军民采取的第三个办法是注意发展工农业生产：
今天的人们都知道，一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实体经济。这个道理在抗战时期的根据地也不例外。
在打击伪币和废旧法币入侵的同时，我们的根据地军民也必须做好生产，因为打击日寇经济侵略的主要“武器”就是工农业产品。
在工业方面，彭德怀提出要提高生产技术、学习管理知识、允许工人保存剩余产品，同时还要注意遵循劳动法规，保护工人和合法商人的权益：
应用各种办法，最高度地发扬工人生产的热忱，认真增加生产。要承认在抗日民主政权及八路军所办理的公营事业中，应该有剩余存在……即使在私人工业中，只要雇主基本上执行了劳动法，保护了工人应得的利益，工人就应该去积极地去增加生产。
在农业方面，由于前几年遭遇大旱和“扫荡”的双重打击，华北地区的农业生产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彭德怀下令：为了让农民减轻负担，今年就不再下达增产指标了，每亩地只要增加三升粮食，保证太行山区年粮食增量达到九万石就行了。
除了保护工业、发展农业外，彭德怀还要求根据地军民自发组织合作社，与敌人的“组合”相对抗，据调查显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中只有太行山和五台山区不产食盐，其余各地区均有丰富的食盐，根据地广大军民只要努力生产并建立起秘密通道，就能打通一条商路，把食盐卖到敌占区，换回根据地必须的药品和生活物资。
这样做既能为根据地增加收入，还能够打破敌人对食盐的垄断，同时还能打击伪币、保证根据地货币币值的稳定。
我华北根据地军民采取的第四个办法是派遣大量的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
经济战背后，是中日双方军事力量的角逐，因此在应对敌人的经济侵略时，我们还必须采用一些军事手段来破坏敌人的经济，武工队深入敌后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武工队的全称是武装工作队，也就是说工作是主要的，武装是次要的。现在很多人将武工队类比为特种兵，这是错误的。因为武工队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做宣传工作、群众工作、侦查工作，不到万不得已时不会动用武器与敌人拼命，在1942年的这场经济战中，武工队就发挥了特殊作用。
为了打好经济战，彭德怀向华北各根据地的武工队下达了命令：
（一）打击、没收敌人经营的合作社，尽量分给敌占区人民。对敌国商人经营的商店与人民集股之合作社，不得没收；
（二）宣传汉奸钞票必然倒台；
（三）调查敌占区情况，凡伪军、伪组织、敌人掠夺情况及知识分子、士绅、商人、人民各阶层具体情况，均应详细调查，每月汇报一次。
4
除了上述四个办法外，彭德怀还和负责后勤工作的杨立三算了一笔账：
每个八路军战士每年消耗的金钱是470元，以华北地区民众的负担能力计算，每人每年要负担10元，所以大约是50个农民养活一个八路军战士。
基于这种情况，彭德怀在北方局高干会议上提出：八路军的主力和地方部队，不能超过根据地总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能超过1%。即一个根据地内所有的脱产人员总数，不能超过根据地人口的3%。这样能够保证足够的兵员也不至于拖垮根据地的经济。
此外，在税收方面，彭德怀提出应该吸取晋察冀和晋绥抗日根据地几年来的经验，把“统一累进税”制度推广到华北的所有根据地。
所谓的“统一累进税”制度，就是将粮食税、商业税、工业税等税种统一起来，收入越高的地主交的税也就越多，以此控制贫富差距，保证富人不会太富，穷人不会破产，大家对抗日都有积极性。
根据《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一书的记载：
边区成立初期纳税人口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实行统一累进税后纳税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点零九，土地亩数扩大百分之五。
根据对三个县的六个村中每一阶层六户的调查，群众纳税后有剩余，贫农盈百分之五点八二，地主盈百分九点三一，中农盈百分之十六点九一，富农盈百分之十八点八二……由于赋税不重，通过纳税进一步激发了人民抗战的爱国热情，他们说：合理负担不纳税，今年纳税也不算多，为了抗战心里快活。
在这场经济战中，彭德怀指挥根据地军民发展银行事业、制定货币政策、坚持工农业生产、改革税收制度，最终粉碎了日军的残酷封锁。
这场经济战虽然没有硝烟和刀光剑影，但同样惊心动魄，因为他关系到根据地人民和八路军的生死存亡问题。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彭德怀的命令和部署看似剑走偏锋，实际运筹帷幄、实事求是、善于分析敌我矛盾并加以利用，直指日军的命脉。
在抗战最艰苦的那年，稳固了根据地的发展，更有力打击了日军的经济基础，不愧是军政双优的战略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