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的教训——宋史札记两则
宋真宗的教训
2022年7月20日凌晨
《历代通鉴辑览》读到了宋真宗。有些感受，权当是读史札记记录在这里。
对于宋真宗，历史上虽然有不同的评价，但宋以后，当人们以超脱、客观的态度去审视时，却能够得出统一的认识。虽然其初年有所谓的“咸平之治”，但自1005年澶渊之盟以后，尤其是大中祥符之后，宋朝君臣自欺欺人、贻笑后人，即使有寇准这样的耿直、干练大臣也没能改变这种局面。也许，宋真宗最大的“贡献”就是从此断绝了帝王对于泰山封禅的热情。
从宋真宗的“历史坐标”来看，作为宋朝第三代君主，第一个没有参与改朝换代不是靠“道德”与“事功”而是靠血缘（而且是在原定继承人被政治迫害的情况下侥幸得到嗣君地位）继承皇位的君主，他其实担负着极重的历史使命。
宋朝得国不正，赵光义即宋真宗之父得位又不正，还有所谓的“金匮之盟”的制约，加之宋真宗又长期没有子嗣，这使得他极其缺乏“合法性”，即政治尤其是道义基础非常脆弱乃至缺失。
从历史上看，他若能像西汉的文景二帝，唐初的高宗那样，在休养生息的号召下调整国内阶级关系，打开国际局面，以25年的时间，完全可以解决上述“合法性”危机，并为宋朝开创完全不同的局面，他自己也会有相应的历史地位。
但很可惜，宋真宗既没有清丈田亩、均匀负担，更做不到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加强自耕农这一皇帝专制的经济基础，甚至连精简军政人员、裁减赵光义叠屋架床的机构设置都没有做。而且为了搞“东封西祀”等欺天骗人之举，还不断给官员升秩加禄，加速膨胀官僚队伍。
对外，正如船山先生所论，宋真宗错失荡灭西夏李氏割据势力的最佳时机，从而使得宋朝长期陷入两线作战、严重缺乏战马等困难境地。对西夏李氏政权的一味妥协退让，充分暴露了当时宋朝的软弱无能，从而招致辽国大举入侵索贿。在辽国一再派遣使者议和，宋朝占有后勤等有利条件，军事上已经开始转折的时候，宋真宗依然迫不及待地签下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
澶渊之盟签订后，宋真宗等统治集团不是励精图治以图恢复和雪耻，反而以权力为后盾，玩弄权术手腕，搞自欺欺人的“天书”、“东封西祀”，大建宫观，不仅浪费了大量资财，更是恶行透支政治资本。北宋虽然得国不正，但毕竟使得中国大部分地区结束了唐末的战乱，这就是其根本政治资本。宋太祖对此是有清醒头脑的，赵光义已经对此比较模糊了，而宋真宗则是近乎麻木。这种透支政治资本的做法，当时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损害，还往往被历史惯性下的“繁华”所掩饰而成为一种难以戒除的政治毒品被一再套用。但是，一旦超过临界点，各种矛盾尖锐化、集中爆发，就会连本带息加倍偿还——宋末官民的悲惨凄凉惨绝人寰的遭遇实在要由赵光义及其子孙以及赵普及其徒子徒孙，还有那些没有原则、“随大流”甚至为了一己之私出卖灵魂的人来负责。天理昭昭，丝毫不差。
宋真宗的内外政策使得宋开国以来尤其是赵光义造成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加重并增加了“岁币”等新问题。在历史的惯性和寇准等正直人物的努力下，当时和此后维持了大约100年看似和平的时间，实则宋真宗完全没有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不但不能和汉之文景、唐高宗以及清康熙相提并论，就是和南宋孝宗、明之仁宣比较起来也远不及，倒是和明英宗有得一比。
原因何在呢？从个人的性格等角度是很难解释宏大的历史过程的，还是要做阶级分析才行。宋所谓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说到底奉行的就是依靠大官僚地主的阶级路线。这与宋太祖得国不正有关，但细看历史，北宋建国的过程和唐朝一样也是有人“借壳上市”的过程。
如果说唐朝建国的过程是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少壮派借李渊的势力建立新朝，并以“玄武门之变”完成这一过程，那么北宋建国的过程，则是赵光义、赵普等腐朽的大官僚地主集团借助赵匡胤建立新朝，并最终以“斧声烛影”完成这一过程。
宋真宗非但没有超越其父，而且变本加厉更加依赖大官僚地主阶级。失去了中小地主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支持，官僚地主集团内部又勾心斗角（党争当时已出现端倪），宋真宗及其吹鼓手无论怎样装腔作势，在政治上都是虚弱的，在军事上、经济上也必然是虚弱不堪的。这样以来，当时宋廷的内外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反而是必然的逻辑。
不少学者都深刻认识到“弱宋”对中国国家、民族、文化等方面的遗祸是上千年、深入人们意识的问题。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们仍要为摆脱“弱宋”为一己之私而编织的有形无形的各种桎梏而不懈斗争！
千年之后，回头审视宋真宗，教训深刻，必须吸取。
宋史札记
2023年4月24日中午
一
北宋战略上的主要失误: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步骤；没有及早解决西夏问题，以致造成长期两线作战（防御）的被动局面（真宗负主要责任）；庆历新政无疾而终（仁宗负责）；到王安石变法时实际上已经难以改变了。根源还是阶级基础，把官僚地主集团作为统治基础，又没有收复幽燕河西走廊，不仅军事被动挨打，经济上疲软，而且以皇权为代表的政治也是软弱无力的——整个统治阶级因为和人民的尖锐对立而软弱，作为地主阶级总代理人的皇权在官僚地主面前同样软弱。这个技术层面上的皇权集中、专制加强并行不悖。至于此后太后和小皇帝以及党争“烙烧饼”也就是必然的了。宋徽宗等人荒唐亡国亡天下就是其苦果。
二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困局在于变法的力量只是少数进步官僚和知识分子缺乏组织起来的社会基础。从道理上讲，他们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客观上有利于农民。但是，农民是分散无组织的，中小地主在官僚地主集团面前同样是软弱涣散可欺的。毕竟，无论是当时的“圣人之言”这样的思想资源和组织力量主要掌握在官僚地主集团手里。范仲淹是了不起的政治家，一度组织了革新的力量，但却被“朋党”这个符咒紧紧钉住，回天无力。王安石是伟大的，他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官僚地主集团的思想防线，但却在组织上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最终只能落得“任用小人”的结局。其实，他们的困境在唐末的“永贞革新”时王叔文、柳宗元就遇到了。
这种情况下只能借助皇权。作为地主阶级总代理人的皇帝也不想国家被官僚地主集团搞垮——官僚地主谁都可以投靠新主子，唯独皇帝一家要做炮灰。
唐顺宗是支持革新的，落得被幽禁的下场（革新派自己也有失误）。仁宗因为当时压力不大，所以既想变法，又迟疑不决，与西夏和议一旦达成就迫于压力撤回了对范仲淹等人的支持。其实，范仲淹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和具体举措。他提出了恢复府兵制。这就要求，改革土地制度。当然，仁宗不会也不敢接受，只是采取了一些浅层次的措施。这倒为范仲淹赢得了好评，避免了王安石的下场。神宗时，北宋已经病入膏肓，神宗的压力远远大于仁宗，加之个人等原因，他一度十分支持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也在当时条件下试图对北宋做“结构性”改革。但没有群众基础，只靠一个三心二意的皇帝是靠不住的。当文彦博说“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百姓共治天下也”时也就“图穷匕见”了——不仅是围绕王安石变法各方力量的摊牌，实际上也是北宋开国以来地主阶级内部、统治集团各方力量的摊牌。神宗退却了，他不能不退却。
这里的教训就是无论王叔文还是范仲淹、王安石都没有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只能寄希望于皇帝。而已经迈过顶峰，逐步丧失了历史先进性的地主阶级总代理人皇帝，特别是那个时候中原汉族的皇帝已经被商品经济腐蚀的官僚地主挟制之下“无能为也”。这里商品经济对整个社会的瓦解腐蚀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因素。商品经济的发展非但使得官僚地主可以通过权钱结合、士大夫特权、高利贷等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而且把整个社会变成“一盘散沙”，除了官僚势力外再无组织力量（基层的宗族恰恰是官僚地主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唐顺宗、宋仁宗和神宗在政治上软弱无力、无法真正全力支持革新派的根本原因。经过宋元大乱，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和明清大乱以后少数民族的清王朝，皇权一度真正加强。原因也在于商品经济在大乱中被破坏，明清两代最初都在很大程度上是背离两宋以后的发展趋势而“复古”——“封建”回潮。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到两宋，商品经济已经不可遏制的要发展。但是中国历史却走进了死胡同——商品经济的发展非但没有产生推翻封建社会的新生社会力量，却使得官僚地主膨胀为实际上主宰社会的力量。从而迅速腐化，直到中原王朝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和农民起义的风浪中倾覆，然后开启新一轮的循环。这个宋以前虽然都表现为“历史周期律”但仍有不同——一个是螺旋上升，一个是螺旋下降。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两宋的问题再度重演。更为严重的是外国资本势力已经通过白银贸易进入中国。于是，官僚地主集团开始向着官僚买办集团蜕变，到清末以李鸿章的“东南互保”为标志急剧膨胀，蒋介石集团则是达到了登峰造极地步。
三
革新派的悲剧不仅在于他们必须靠一个根本靠不住的皇帝，更在于他们还必须靠实际上反对他们的原有官僚队伍。范仲淹、王安石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力图改变但却无能为力。无论是范仲淹的“君子之交”还是王安石更为彻底的从教育、选拔入手，都在强大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以官僚地主势力掌控的上层建筑面前“粉身碎骨”。由此可见，上层建筑一旦形成是有多么大的力量。实际上，一开始提到的北宋前两个战略失误，归根结底也是由北宋的经济基础和官僚地主集团控制的上层建筑决定的——经济上压迫剥削人民，必然只能依靠官僚地主集团，政治上也就软弱无力，战略上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抉择。即使做出了也落实不了。
四
就拿统一步骤来说，其实难和易哪个先行也无定法。但考虑到北宋的政治情况如果先解决幽燕问题会好的多。但正因为北宋是依靠官僚地主集团的王朝，所以只能“先易后难”也就是欺软怕硬遗祸苍生。
唯其如此，我们对范仲淹、王安石当然还有王叔文、柳宗元等人才更敬佩。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牺牲去摸索历史的道路，唤醒后人。今天，不仅官僚主义仍然顽固且强大，有人吹宋朝、吹宋仁宗，甚至还有人赤裸裸地在鼓吹“花钱买和平”！所以，研究宋史，总结教训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注：以上两篇是此前读《历代通鉴辑览》等书的札记。现在略作修改，发在这里。
【文/宋新滨，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