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国际化”人物影响与作用的历史脉络
当今中国活跃着一大批“国际化”人物，尤其是在所谓“专家”、“学者”队伍中占比为多，这是很长时期以来国际化大潮汹涌澎湃、强烈冲击中国的必然产物。这些人物的突出特征，是他们表里内外都打上了深深的“国际”烙印，其存在与活动方式一般都是海内外两栖、三栖乃至多栖，国内国外都吃得开，尤其是同所谓的“国际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其中相当一些人还对之顶膜礼拜、虔诚皈服，奉“国际社会”为人类社会的最高殿堂与最高准则。
认真研究分析“国际化”人物在中国的活动与影响，这是正确认识当代中国不可缺少的一项议题。
一、就个体性状而言，“国际化”人物有内外皆化的突出特征
“国际化”人物身上一般都挂着很多显赫的国际标签与品牌，有丰富的海外履历及联系渠道，有耀眼的海外身价与活动舞台，这是其典型的外在特点。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很多南郭先生，这些人也相当热衷“国际化”的标签与招牌，但限于背景与条件，他们也只能像阳澄湖螃蟹那样在阳澄湖里过过水，总算粘上一点洋气洋味就行，这样才能跻身“国际化”人物的队伍中招摇过市。
在思想感情方面，“国际化”人物的民族情感度总体上说比较微薄暗淡，相应地，他们大都具有浓烈的“国际”情怀，在身份归属上，他们更认同自己是所谓“国际社会”的细胞，举措动作都以“国际”为观照。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最能代表和体现“国际社会”的是西方国家而不是中国，西方国家就成了他们心目中“国际化”的标准与楷模，而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只不过是一个后进者与新学徒，因此，他们叙事方式和思维逻辑是西方式的，他们的理论体系是西方理论体系的折射或影像，在他们嘴里，经常念叨的是西方的各种主义，动辄就是西方的什么圣哲先贤，活脱脱现代版的“言必称希腊”，他们对西方的尊崇与顶拜远远超过自己的祖国，如果要在中国和西方之间选择站位的话，那么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情感上，他们都更倾向于西方。
二、出现“国际化”人物，这是“西风东渐”与西方冲击下的必然产物
自近代伊始，中国就一直面临来自西方的剧烈冲击，也始终都在“西风东渐”之下来实现自己的历史演绎与战略蜕变。
1840年前后，中国就已经出现一批“睁开眼睛开世界”的人，他们所看的世界，主要是西方世界，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西方的先进与强大，即直观的“船坚炮利”，在不断被侵略挨打的背景下，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此，在清朝末期，中国就出现了具有一定“国际化”色彩的一批人，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师夷长技”，主要倾向是搞洋务运动，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同西方世界建立密切联系的人，虽然还不能因此就说他们已经是“国际化”人物，但他们的确堪当“国际化”派别的发肇或鼻祖。
进入民主革命时期以后，“国际化”人物在中国相当广泛地发展了起来，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强大的买办阶级，二是耀眼的学术分子，三是显赫的官僚人物。这三部分人充斥中国的政治界、经济界与学术界，成为支撑中国社会半殖民地性质的重要社会元素。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政府及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表现得相当充分到位。
共产党闹革命历史过程也并不是没有“国际化”人物的影响，相反，这类人物还曾经相当了得，这就是那些“共产国际”化人物。这些非典型性“国际化”人物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当金科玉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教条，把苏联利益当做最高利益，在中共党内以权威自居，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结成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小团体，矢志为中共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在一个时期内把本土路线和本土化的领导搞得灰头土脸，当然，同时也把中国革命搞得岌岌可危、一塌糊涂。
在此之后，“国际化”人物在中国出现了相当一个时期的断档，构成一个显著的历史断层。
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国际化”人物在中国又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在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大潮中，当代中国培育发展起一大批现代意义上“国际化”人物，这些人伴随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壮大，现如今蔚然已成空前大观，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经济学、法学等学术界别，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思想舆论和价值取向，这些人通过学习和模仿西方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利器，然后怀抱利器驰骋中国上下内外，奉行西方尺度，涵养西方风气，推广西方标准，其整体性的努力方向就是促进中国做西方的好学生，推动中国向西方看齐，进而使中国被西方接纳，成为其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当代中国“国际化”人物总体语境下，一个接受西方安排、接受西方支配的中国才是为之奋斗目标，不管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游离在西方之外自行其是的中国不可原谅也不能容忍，在这些人看来，中国发展崛起的路径一定应该同西方即所谓的“国际”越来越靠拢、越来越近才行，这就是他们理论思想的逻辑起点与历史政治的落脚点。
三、向反面转化是“国际化”人物的一贯归宿
“国际化”人物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几度炙手可热，因为他们风生水起的时候，往往也都是“国际社会”在中国最具精神与力量权威的时候，相应地，“国际化”人物就也拥有了强有力的话语权，拥有了强大的政治靠山，往往也要在一个时期内具备左右局势走向的惊人影响与作用。
当代中国也是这样，当代中国的“国际化”人物属于高等级上层分子，在任何业界被基本上都位居于人上人之列，譬如学术界，只要有谁“哈”上了“佛”、“耶”过了“鲁”（或者“剑”上了“桥”、“牛”过了“津”也行），那一定是身价大涨，往往可一言九鼎。许多人都是因为在西方混得了一些头衔、资本或资源而在中国玩得如鱼得水、登堂入室，譬如在舆论媒体上，如果哪个专家的名号上冠以旅法学者、新加坡学者或者华裔美国人之类头衔，那权威性与说服力就要直线上升几个量级了。
遗憾的是，这些人在中国的实际影响历来都利弊兼半，并且很多时候还破坏性大于建设性。譬如当代中国那些高度西方化了经济学家们，幸亏中国经济并没有按照他们的理论说教来安排，因此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否则，中国经济很可能还要比俄罗斯的崩溃更惨。共产党闹革命的历史上也曾是这样，正是因为曾经遭受了“国际化”人物的支配，因此才一度把中国革命搞到危机存亡的关头。
当然，也不能说“国际化”人物在中国从来没有发挥什么积极作用。晚清时期那些睁开眼睛看世界、搞洋务的人，总比那些顽固的封建化人物要好得多，这个时期“国际化”人物的正向历史作用比较明显。孙中山民主革命时期以及后来的国民党时期，“国际化”人物主观上也有相当一些人确实具有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愿望，他们从西方大量引进了先进的思想与技术，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在当代中国再度兴起的“国际化”人物也是这样，他们为中国引进和引入了空前数量与规模的思想理论、价值逻辑、生产技术以及经济经营与社会治理方案，这些东西开阔了中国人民的思路与视野，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其积极作用不能抹杀，也不能低估。
但从根本上说，“国际化”人物一贯的历史宿命都是注定要向着自己的反面转化，从近代以来至今，他们每一场社会改造以及每一个社会方案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每一次结果都要使他们自己沦为中国社会与对立面，成为历史的弃儿，历史经验就是这样。
现如今的“国际化”人物也难免这样的逻辑路径。因为西方敌视与侵略中国的根本属性不会改变，历史上他们不能允许中国发展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现如今他们也不会允许中国实现崛起复兴，因此所谓的“国际社会”注定要把中国当做对手与敌人，中国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这就给“国际化”人物设下了无可逃脱的陷阱。这些人理所当然被西方当做工具与触手，被历史和战略大势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他们既不能改变西方的本性与逻辑，改变不了他们那些思想导师的冷战零和思维，更无法改造中国，让中国社会接受他们各种形式的折中方案，两面都不讨好，都越来越不受待见，于是他们的历史使命也就完结了，其理想愿景也就破灭了。总体上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国际化”人物的政治生命周期很短，在现如今的中国这类人物已经不是越来越吃香而是越来越不受待见了，就是这一规律的客观反映。
四、中国的未来并不是什么“国际化”而是中国化与民族化
“国际化”人物在中国之所以是这样的一种前景与未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未来走向，中国的未来是将更加国际化、全球化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国际化”人物将照样根深叶茂、茁壮成长，但遗憾的是，中国的未来将不是什么“国际化”、“全球化”，尽管中国注定要进一步加强同世界各国的联系，但中国的未来却注定将会是中国化和民族化，这是因为：
第一，西方衰落不可避免
西方世界整体上已经走在历史的下坡路了。以西方世界为观照的所谓“国际化”已经穷途末路，连西方世界自己都迫切需要一场战略再造，他们再造世界其它国家的能力与资格正迅速流失，“国际化”人物从西方所汲取来的那些赖以骄傲的资本与资产正日益转化为他们的负资产。
第二，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难以逆转
西方国家丝毫也不会接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集体性的不认可、不接受的这样的结果。作为同西方世界密切关联的当代中国“国际化”人物，他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受度、认可度也有限，他们并不很愿意中国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对此又越来越找不到相应管用的办法，越来越感到自己无能为力。
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中国的“国际化”人物，他们一概都十分明白，本土化（或者本体化）和民族化是民族复兴崛起的灵魂与根本，对任何国家都是这样，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更是这样。中国实现崛起复兴这样的目标，意味着西方文化在地球上占主导与支配地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意味着西方支配中国当中国教师爷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这在中国人民看来是辉煌的喜剧，但在西方看来则完全是悲哀的事情，是一场空前的大悲剧。
第三，这是历史的又一个轮回
俗话说，夏虫不可以语冰，因为生命轮回中这个环节已经不能为夏虫所感知认知。历史也是这样，形形色色的人类社会群体并非各个都能感知历史轮回的完整过程，有些群体只能部分地参与其中，“国际化”人物就属于这一类。如果说中国的“国际化”人物有什么历史脉络的话，其可圈可点之处就在这里。
展望未来，贴上西方标签在中国就可高人一等的时代即将过去了，这样的一种情形是好是坏，具体恐怕就要言人人殊了，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极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大好事。
【文/张志坤，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