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上台了，当代“低调俱乐部”还会活跃多久？

　　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里，一切新的变化却总难免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就比如刚刚上位的美国总统拜登，随着拜登的“众正盈朝”与“拨乱反正”，一些中国人也跟着心绪澎湃起来。马上，舆论上就掀起各种妖风，而曾被特朗普逼到无话可说的低调俱乐部，也重新开张了。

　　低调俱乐部是个历史名词。抗战初期，周佛海，梅思平、熊式辉、顾祝同、高宗武、陶希圣、胡适等人组织了一个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小团体，称为低调俱乐部。这些人面对当时国民党不断溃败的局面，主张抗战必败，反对抗日的主张，寻求对日妥协，于是自称低调。这个组织的核心成员不少追随汪精卫日后沦为大汉奸，因此这个称号也变得臭名昭著。

　　低调俱乐部的成员涉及很广，包括了军政学思各界，但稍加观察就不难发现，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虽然都对抗战的前途悲观失望，被日本人吓破胆了，不过还是分为两种人。一种是权力的边缘人，如周佛海，梅世平等人，这些人与其说是忧国，不如说是担忧自己的位置，主要目的是试图主导妥协求和，拱汪精卫上位，借外力进入权力核心。

　　还有一部分则是真正的实权人物，比如顾祝同，朱绍良，这就带有找后路的成分了。当然，两种人之外，还有像高宗武这样的海归精英，胡适这样的民国大师，身负重名，自觉能治国安天下，其实文武两不通，国难当头，既喜欢自作聪明分一杯羹，又没有自知之明。如胡适虽然在后来放弃了对日本妥协的幻想，为抗战出了一些力，但其前期的不少言论主张仍然造成了很大影响。

　　客观的说，虽然日后声名狼藉，但低调俱乐部在当时还不是一个纯然的汉奸组织。低调俱乐部和汉奸的主要区别是在立场上，其中不少人还自认为是站在中国一边，自认为是国家好，自诩是目光长远的忍辱负重，然而他们的很多行为其实和汉奸异曲同工。

　　低调俱乐部虽然以低调自称，但这种低调是对外的，对内可是相当高调的，每当斗争的局势变得越困难月复杂，他们就越兴奋越高调。尤其是在南京沦陷后，在举国惶恐中，低调俱乐部可谓空前高调，和汉奸、日寇互相唱和，私下串联。他们极力反对一切对日抗争，以实现配合他们求和的步调，连李宗仁主导的徐州会战都差点被他们破坏。这种情形一直到发展到汪精卫携其骨干逃亡河内，最终叛变投敌，在敌人的步步紧逼下，一切骑墙的空间都消失了，这个复杂的小团体终于分崩离析，有人落水，有人上岸，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从后世的角度，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低调俱乐部不但没有发挥他们宣称要发挥的作用，反而对抗日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事后看，低调俱乐部的危害甚至不比汉奸更小，如果不是更大的话。他们同样打着爱国的旗号，宣扬对外妥协的主张来迷惑群众，更聚集成了一股妥协反动的势力。他们借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对外主动出卖国家利益来取悦敌人，对内则动员手中的权力，名望去打击污蔑广大群众中的爱国主张，甚至比敌人还要敌视广大爱国群众，必欲除之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