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健康事业可以市场化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医药工业生产能力差，居民缺乏基本的卫生素养，医护人员极度匮乏。但就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中国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迅速消灭、控制了霍乱、鼠疫、疟疾、天花等恶性传染疾病，居民寿命从建国初期的35岁提高到1978年的65岁。改革开放以后，医疗卫生体系开始市场化改革，从预防为主转向疾病治疗为主，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原有农村三级卫生体系土崩瓦解，农村人看病难、看病贵成为长期无法去除的痼疾，农民婴儿死亡率一度出现上升趋势。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各类传染病也随着农民进城出现明显反弹。卫生防疫部门基本解体，到2003年SARS爆发，恶果全部显现出来。此后，国家开始加大卫生投入，并重建了防疫部门CDC。新时期各类疫苗和特效药不断面世，医疗技术发展已经改变很多原来难以控制和治愈的传染病治疗，结核病、血吸虫病等均得到较好控制。但一切向钱看的方向并未扭转，医疗市场化仍愈演愈烈，公立医院追求赚钱，私立医院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穷人看不起病、过度医疗、医患矛盾尖锐成为新时期卫生医疗体制的痼疾。2020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暴发，医疗卫生体制到底应不应该走市场化道路，这个根本性矛盾再次摆在中国人民面前。

　　卫生模式选择与建国初期卫生事业的伟大成就

　　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缺医少药，疫病丛生，卫生防疫十分薄弱。国民健康水平低下，人口死亡率极高，人均期望寿命仅35岁左右。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主要是急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无法有效控制的疫病流行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面对这些状况，必须发展医疗卫生体系以解决严重威胁生命健康的疾病困扰。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只有一种办法，就是采取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特点为：(1)严重依赖通过昂贵财力投入培养出来的高技术的专科医生；(2)非常强调较高的医疗技术水准；(3)治疗为主的导向；(4)关注个人医疗服务，而不是建设公共卫生计划。例如美国，学生在四年大学毕业获得理学学位后，才有资格报考各类医学院。进入医学院这关是从事医生生涯最关键的步骤，通常的通过率只有10%多一点，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考生会被淘汰。四年医学院学习生活后，在第四年通常也是轮转学习，基本就是 “见习”阶段，只是学习，不会动手写病历和完成操作，接触病人。在毕业前后开始考美国执业医师资格证，大多数医学院学生在毕业时已经通过第二关，获得面试住院医师位置的资格。医学院毕业后，向感兴趣的医院和专业发送申请，再不断参加各个医院和专业的面试，获得住院医资格。在不同的州，各种专业住院医师培训的要求不一样，有的内科专业3年即可，有的外科专业长达6年。住院医生基本上每天上班，整个白天都要在医院里，还要参加所有周日和夜晚值班，工作内容就是协助主治医师完成医疗程序，并获得培训和成长，接近合格的“主治医师”。住院医师的早年通常在大领域轮转，比如泌外住院医师要轮转普通外科等。在完成基本轮转和专科培训后，进入最后一年，就是“外科老总”阶段，这一年的住院医生临床经验已经比较丰富，因此都倾向从事交复杂疾病诊治或者手术操作，临床水平越来越接近独立行医的主治医师。在成为独立看病的主治医师前，多数住院医师还要完成1年到3年不等的“fellowship”即专科进修医生的阶段，选择专科学科的亚专业进行专门培训，并拟将来从事该领域的临床专业工作。比如如果是泌外专业的住院医结束后，可以选择泌外肿瘤专业，或者女性泌外专业，或者小儿泌外专业等。这样，经过进一步精细的专门培训，基本达到熟练程度，从技术和经验上可以成为合格的独立行医的医生了。所以，按照上述模式，从大学入学到最后成为独立看病的主治医师，需要12-17年的培养时间，新中国采用这种模式，首先要大规模建设各类医学院，扩充和培养医学教育人员，培养出几千万的大学生，从中遴选出几百万的医学院学生，然后再加以培养，最后他们获得专业医师资格，才能给病人打针吃药。单就培养出几千万大学生，在中国2000年以后才具备，也就是说，从建国之初开始算起，按照专业医师培养的方法，大约要60-80年，才能让普通老百姓都能享受普通打针吃药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