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内“教授”的竞争和校园外“教授”的躺赢

　　几天前，复旦大学数学科学院青年教师姜文华手刃同事案惊爆舆论场。复旦有个“非升即走”的人事聘用制度，即担任讲师六年后未能晋升为副教授，就必须转岗或者不再续聘，被害人正是对姜文华执行这个制度的院党委书记王永珍。

　　本来，凶杀案一向是遭世人谴责的。然而奇怪的是，姜文华却博得了一些人的同情。同情的原因主要不是“非升即走”末位淘汰的残酷，要建设一流大学没有一流的教师是不行的，筛选教师当然有必要；同情主要来自对校园内“教授”竞争的激烈和校园外“教授”的安逸之比较。

　　举个例子吧，让事实说话：

　　安徽省某滨江县有个盛某朝，2002年之后从事文物管理工作（期间还下海约两年），2017年末就评定了文物研究员正高职称，13年左右就“教授”了！其评定副高职称论文抄袭剽窃就不说了，评定正高职称居然就凭一本侵占单位署名权的、自1956年开始的、几代人参与工作的三次文物普查资料集搞定。你看，这个环境多宽松。更宽松的是被人举报了，从职称审批单位安徽省文化厅以降，层层知道，但盛某朝依然可以从容不迫地当“教授”。说是“躺赢”，都不足以言其实。

　　这个例子可能有些极端，相信安徽省绝大多数校园外“教授”不是这个尿性，也没听说有什么地名普查教授、人口普查教授、生猪普查教授等等，但校园外“教授”的“生存环境”比校园内宽松得多是个不争的事实，难怪人们对杀人者姜文华博士一表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