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系三月月会丨上海封城之际的讨论

　　原编者按

　　3月28日，上海政府开始宣布以黄浦江为物理界限，分日期时段对江两岸的浦东、浦西地区进行“全域静态管理”。也就在同一天，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师生于线上进行了三月月会的讨论。彼时上海市的防疫政策走向仍一团迷雾，民众亦摸不着头脑乱作一团。时隔半月后，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生活情形与线上讨论，竟有隔世之感。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不仅普通上海市民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在一夕之间受到了严重影响，更有数字不小的个体与家庭由于疫情管控而经受了不公的命运打击。在今天重新回顾三月末的讨论，不论是个人于象牙塔内外提供的细小具体的个人经验，还是于政策实操上的中层考量，或是更为抽象宏观的哲思推演，都在呼应着当下看似变幻莫测、荒唐琐碎的现实，并以思维与文化之辩于错谬的时空中做着一份穿针引线的工作。置身时代洪流，无人能真正脱责于现实。无论我们身处于这座城市的哪个角落，至少，我们能做的，是以此时此地为经纬，以记录、以思考，为未来留下一份属于“当下”的记忆......

　　校内外见闻

　　在上海大学封校的大半个月里，校园隔离生活治理中的种种荒谬都浮上水面。从封控时或松或严的悖驳之处，如默认核酸检测大规模聚集，食堂千人排队的同时，却禁止学生小规模地碰头，到信息传递对接时的不对称不透明，如在宿舍中以增加层级规划的方式设置所谓楼长层长，传达上级领导命令，但却无法及时传递学生们的需求，健康之路上为学生开设的反馈窗口也形同虚设，凡此种种都折射了一点，即封控中的校园生活陷入了短暂瘫痪的状态，秩序紊乱“朝令夕改”的动荡不确定感弥漫在校园之中。

　　上海大学的校内疫情始于嘉定校区三号楼，而文化研究系研一的两位女生刚好在这栋楼中，处于疫情的“中心”。在经历封楼和转运后，她们在上外宾馆接受十四天的隔离。她们远离校园，仍被笼罩在校园管理的氛围下，由而她们的所听所感或与多数同学的所见所闻有不同之处。

　　彭来欢：这波疫情中，我们宿舍楼出现了无症状感染者，我们全楼成为了次密接。去集中隔离的车上，同学们只是疲惫，却不那么沉重，需要在酒店里隔离十四天反而成为了不确定防疫中稍微确定的事情。封闭中的我只能通过网络接触到“无尽的人们”，而志愿者是在人们身边的“帮助者”。但渐渐地，志愿者却好像变成了一个可以享有“特权”的身份，比如封闭期间可以放风；志愿者中也有领导层，甚至有同学要托关系才能做志愿者。他们的工作的确帮助了处在封闭状态的同学，但他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丧失了能动性，并且有意无意地与不合理的管理“共情”，这是我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