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建民：不懂主体劳动者与雇佣劳动者的区别，是另一种无知

　　关于《从西方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过去“大寨模式” 的不可持续性！》（今日头条：首发2024-05-25 10:07·小石观世界）一文的荒谬性，前面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批判。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此文的第三个荒谬之处：完全不懂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主体性，用西方经济学的雇佣劳动者的思维套用于作为主体劳动者的行为特征。

　　文章的第二部分是这样说的：

　　“西方经济学第二个特点要求生产要素的自然流通，这里的要素包括劳动力，生产资料，土地等，尤其是劳动力的自由流通，不仅村内村外流通，省内省外，国内国外流通，这样市场蛋糕才能做大。过去大寨模式典型的一个特点，农民要离开村必须要申请，请示，批准后才可以，全国其他村大部分也是这种情况，自从小岗村单干后，不想种地的农民可以自由进入城市做工或者创业，把自己的土地流转给一些大户种植，这样既保证了粮食安全，又促进了城市工业的发展，同时农民，种粮大户，城市工人收入都有提高，这就是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结果，所以过去的大寨模式没有做起来正是因为违背了这一规律。”

　　文章作者的看法其荒唐之处在于，完全不懂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的主体劳动者与雇佣劳动者完全不同的性质与行为方式。

　　在现代社会环境中，什么人最自由呢？

　　就是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力所有者。为什么劳动力所有者能够自由？因为他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

　　如果你是一个农民，有那一亩三分地，你也不能脱离土地，而要把一亩三分地种好；如果你有自己的一家店，你就得守着自己的店，或早或晚，都要有人在店里，有顾客来就得招待；如果你是一个企业老板，那你就更不自由了，上班固然要做许多事务，下班后甚至晚上你也需要去参加各种应酬和交际活动。而劳动力所有者，除了按照约定为资方或企业提供劳动力的使用时间之外，他都是自由的。另外，他在某个企业工作不满意时，也可以重新选择一个企业进行工作，这也是一种自由，即雇佣劳动者的自由。因为一无所有，才有自由，而作为主体存在的，无论是资产者还是劳动者，都是不自由的。

　　在人民公社的大集体中，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行，每个农业劳动者不仅仅是劳动者，同时他也是生产资料公共所有者。作为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者。作为公共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他需要和其它劳动者一起，联合起来，利用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满足公共的和个体的需要。因此，他必须按照生产队的相关规定和纪律，合乎农业生产的客观需要，从而使生产队的生产能够满足自己的个体消费需要和公共需要。服从社会生产客观需要，是社会生产能够合乎自己利益要求的必要前提，这对于任何生产方式都是一样的，不独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这里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社会或劳动阶级社会。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劳动者只是雇佣劳动者，它只是满足资产者资产增殖的工具人，因此，这时的劳动者只是被当作一种资源而被利用，劳动力的流动和其它生产资料的流动，正是资产者满足其资产增殖的需要。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或劳动阶级的社会里，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关系恰好相反，生产资料成为了劳动者满足其生活消费的手段，这时的劳动者已经是生产主体，这时的各种资源的流动是应该按照劳动者和利益要求来流动，而不是相反。

　　GK之后，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一种影像是，没有分户单干的周家庄，以及先分后合的南街村、大寨村等集体经济，由于保持了农民的组织状态而很好地发展了本地的农业和工副业，都实现了共同富裕，而通过分田到户、个体种植的地方，却出现了严重的“三农问题”，作为分户单干的典型小岗村，也在学习南街村等单位的经验，又重新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从而真正向富裕的目标进军。

　　事实说明，那些解散了集体组织的地方，农民由于局限于个体家庭的各种限制，难以形成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因而农业生产力几十年都难以有大幅度的提高，农民收入不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导致农民仅仅靠种田难以维持生计，只得外出打工，从而导致了许多地方的耕地荒芜和空心村的出现。农民的确是可以自由流动了，而且似乎打工收入比起农村也增加了不少，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却大幅降低了。特别是当他们每天上着十二小时的班，而拿着那些辛苦的工钱在应付生活费用和面对高昂的房价时，他们感觉到自己力不从心。他们完全处于一种两难境地：贷款买房则要成为几十年的房奴，但也难以融入城市；不打工，靠种地连正常的生活消费都难以维持，想不外出打工也不可能。这时他们感觉自己是不像候鸟一样，在空中飘浮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那有“自由”的快乐？

　　中国有着二千多年的农耕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自在、安居乐业的田园生活似乎是非常美好的。相应的一家一户的耕作方式的习惯性的思维，是非常顽强的。因此，当人民公社形成的新兴生产方式的纪律性要求与这种传统的小农观念形成冲突时，许多人想望着恢复原来的那种自由自在的个体生产方式。但到二十世纪后期的时间点，这种愿望注定只是幻想而已。

　　当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并解散后，由这种集体经济形成了服务于农民的公共产品，特别是教育、医疗等服务体系很快被瓦解，市场化的进程使各种消费品和生产费用价格高涨，农业生产者很快被市场淘汰。当一种种田人靠农业收入也不能维持自己和家庭的各种开销时，外出打工便成为了必然选择。于是，农民真正地成了自由人，即作为雇佣劳动者的自由人。但这已经不是农民自己希望的自由人，而是老板和跨国资本希望的自由人，因为有了这些自由人，他们才有人口红利所享用！

　　【文/钟建民，红歌会网专栏作者。原载个人公众号：钟建民的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