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为维护真理而斗争的共产党人

——纪念戚本禹同志逝世一周年

钱昌明

　　去年4月21日，惊闻本禹同志离世。感慨之余，写下《七律·悼戚》一首：

　　“信仰主义从一心，追随导师唯忠诚。阵前甘为冲锋将，文章能抵百万兵。时来高处不骄躁，运去受难无怨恨。胸中自有工农在，维护真理敢挺身。”

　　其后，发电向其家人志哀、慰问。

　　原本要去出席他的“4.24”追悼会，见最后一面。殊不知“有关方面”竟然上门前来劝阻。我拒绝后，紧接着就是其家人来电：“钱老师，请你不要出席家父追悼会。”我问他是否受到了“压力”?无语。事已至此，为不使家属为难，我只得留存遗憾。

　　时光飞逝，转眼已是周年清明。对本禹同志的思念涌起，他那谦和、热情的音容笑貌即刻浮现。可叹：昨日还论文章事，如今已隔阴阳界。

　　我与本禹同志结识于2013年1月，缘起于邻居钱宝瑾宗兄的介绍。解放前，钱宝瑾是戚本禹浦东中学同学，共同参加“学运”，本禹是宝瑾的革命引路人。一次，宝瑾在同我闲聊无意中提到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戚本禹。我说我与戚本禹倒有过一段“文交”、“神交”：

　　1963年8月，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对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大节提出批判，认为他是个投降变节分子——直接挑战了“太平天国史”的学术权威罗尔纲的“伪降说”(罗认为李秀成被俘后的供词，不是投降变节，而是“伪降”)。随后，国内史学界掀起了一场“评论李秀成”热潮。本人亦卷入了这场学术论争，1964年8月21日、9月9日，先后在《解放日报》“学术阵地”版，发表《尊重史实，还是曲解史实?——评罗尔纲先生反驳“投降论”的论证方法》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怪胎——评罗尔纲的“苦肉缓兵计”》两文。支持过戚的观点。

　　宝瑾听了我的这番介绍，后来就去问了本禹，还给他带去了我的几篇批判辛子陵的网文。没想到，戚表示知道这个钱昌明(因为当时支持他观点的人不多)，并欣赏我的网文。他还向宝瑾高兴地表示“向钱昌明同志致敬”!欢迎我去他家作客。此后，我们就交往上了。

　　在与本禹同志的交往中，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与革命精神。他疾恶如仇，支持我对社会主义叛徒辛子陵的批判，支持我系统地为强加在毛主席头上的政治谣言辟谬。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赶在2013年毛主席逝世120周年前完成了《社会主义叛徒辛子陵——九评〈红太阳的陨落〉》书稿。也正是在他的帮助下，一手解决在香港的出版问题，并请张勤德同志作了序。我原先拟定的书名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叛徒辛子陵——十批〈红太阳的陨落〉》。是本禹讲了一句：“毛主席讲过‘十批’不是好文章!”我随口就答：“那就改为‘九评’”，并最终定下了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