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部分质变理论

　　1959年底，主席在评论苏联教科书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观点时说，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他举例说：“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这些不同的阶段中，显然也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有部分质变。人也是在从生到死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出生到死之前，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人的肌体里面的细胞，不仅有不断的分裂，还有旧细胞的死亡、新细胞的生长。也许到了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人从母体里带来的细胞都已经死亡，全部变成了新的细胞。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刘琅按：主席此语值得深思。进化这种东西，并不如庸俗的进化论者那一类人所想象，以为是现存事物之稳健的累积和继续的“改进”；它有它的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它有它的危机，飞跃和后退。

　　人类社会奴隶制代替了原始社会、封建制代替了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了封建社会，这都是飞跃。那么同是封建社会呢？是不是也分为不同阶段？封建主是不是也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区分呢？是不是也是从一个阶段必然地要进入另一个阶段？是不是也存在先进的封建势力，必然要代替落后的封建势力的斗争呢？这些阶段是不是也受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所制约的呢？资本主义不也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吗？这个问题甚至没有人提出过。

　　在许多人眼里，中国这个“超稳定结构”除了一个又一个的朝代更替以外一无所是。好像我们中国从来就是如此的，如不是西方入侵也将永远如此下去。实际上，秦朝的封建制与汉朝就不同。汉朝后来出现了豪强大地主。魏晋发展出完全的士族制度。后来士族制度几经曲折总的来说走上了下坡路。隋文帝与贤晋王、杨素沉重地打击了南方士族，唐高祖不重视士族，唐高宗从法律上取消了士族制度，武则天几乎完全消灭了士族制度，有不少人是从肉体上消灭。李隆基时，旧士族残余靠着奸臣张说一度似乎死灰复燃，到黄巢起义打击后，在宋朝就再也没有士族了。

　　所以，封建社会同样是分阶段的，这些小阶段里生产力既有共同性，又有各自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特点。这些小阶段的封建统治阶级也是既有共同性，即封建性，又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封建主阶级不是一个，而是好多个，也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前者代替后者也是不可避免的。相应地农民阶级也是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特点的。

　　而这些进步是怎么取得的呢？难道是封建统治者良心发现吗？哪有这么好的事！在历史唯心主义者眼里，人类历史只是混乱的一堆你砍我杀。这一政治力量的迅速上升，取得统治地位，与那一政治力量的迅速下降，以至覆没，都是莫名其妙的，毫无原因的。如要找原因，也总是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上找，认为那是某某人才能智慧高强，或甚至于权术高超而已。好像只要失败者聪明一些，或者权术更高一筹，历史就将是另一个样子。

　　主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上，总要等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再也不能被社会的框架所容纳，因而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时候，总要等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时间，统治集团才会接受教训！

　　现在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被否认，甚至被说成是大破坏，和封建史家一个腔调了，有的人还不如封建史家。如果问社会能不能跳过这些起义，不少人会说能。即使肯定农民起义的人，也往往只是认为当时的阶级矛盾激化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过错，如果他或他们不犯这个过错，社会就可以避免一场大战乱。这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

　　主席认为：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的统一，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与许多部分的质变。

　　部分质变理论承认社会发展的连续性。这个理论肯定了同一社会阶段中不同质的存在，否定了静止的观点。在历史上，秦汉建制，接下来是魏晋的反动；英国资产阶级在通过光荣革命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后，又过一百多年才建立了健全的议会制度。而他们完成工业革命，战胜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二百多年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社会形态的转变通常是在经济领域发生量变，经济基础的量变引发了上层建筑的质变，即革命或改革。随后又产生不断的量变和部分质变。社会形态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社会的新质与旧质同时存在，互相斗争。

　　社会主义阶段也和其他的历史阶段一样，有着不同的质，并且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产生积累着部分质变，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主席运用部分质变理论观察历史发展和中国现实，提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两阶段论是对西欧发达工业国家的革命的预见，不作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先验模式；共产主义可能要经过许多阶段；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阶段性是由事物发展的质变或部分质变引起的。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不同质，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甚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存在矛盾和斗争。”此即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每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同样是生产力从一个历史阶段跃向另一个历史阶段所必然需要的，每次农民起义后，消灭了旧的落后的腐朽的封建阶级，以及与之相应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腐朽思想，创造了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思想意识，从而推动了社会前进。但同时一付新的镣铐又套上了农民的脖子，为以后的革命提供了必要性，创造了掘墓人。但当时这些新的封建阶级与旧的来比却是进步的，也是革命的动力。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主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本文出自百韬网，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