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部分质变理论

　　1959年底，主席在评论苏联教科书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观点时说，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他举例说：“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这些不同的阶段中，显然也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有部分质变。人也是在从生到死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出生到死之前，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人的肌体里面的细胞，不仅有不断的分裂，还有旧细胞的死亡、新细胞的生长。也许到了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人从母体里带来的细胞都已经死亡，全部变成了新的细胞。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刘琅按：主席此语值得深思。进化这种东西，并不如庸俗的进化论者那一类人所想象，以为是现存事物之稳健的累积和继续的“改进”；它有它的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它有它的危机，飞跃和后退。

　　人类社会奴隶制代替了原始社会、封建制代替了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了封建社会，这都是飞跃。那么同是封建社会呢？是不是也分为不同阶段？封建主是不是也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区分呢？是不是也是从一个阶段必然地要进入另一个阶段？是不是也存在先进的封建势力，必然要代替落后的封建势力的斗争呢？这些阶段是不是也受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所制约的呢？资本主义不也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吗？这个问题甚至没有人提出过。

　　在许多人眼里，中国这个“超稳定结构”除了一个又一个的朝代更替以外一无所是。好像我们中国从来就是如此的，如不是西方入侵也将永远如此下去。实际上，秦朝的封建制与汉朝就不同。汉朝后来出现了豪强大地主。魏晋发展出完全的士族制度。后来士族制度几经曲折总的来说走上了下坡路。隋文帝与贤晋王、杨素沉重地打击了南方士族，唐高祖不重视士族，唐高宗从法律上取消了士族制度，武则天几乎完全消灭了士族制度，有不少人是从肉体上消灭。李隆基时，旧士族残余靠着奸臣张说一度似乎死灰复燃，到黄巢起义打击后，在宋朝就再也没有士族了。

　　所以，封建社会同样是分阶段的，这些小阶段里生产力既有共同性，又有各自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特点。这些小阶段的封建统治阶级也是既有共同性，即封建性，又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封建主阶级不是一个，而是好多个，也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前者代替后者也是不可避免的。相应地农民阶级也是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