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毛主席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即预见农村人口外流及应对策略

　　毛主席对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的预见是非常精准的，是难得的先见之明，他为此所做出的诸多战略对策，在当时有效地规避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盲目流动，已经成了当今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它所造成的后果正在显现，在不太长的未来还将会有更多的显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直难以达成一个共识，但可以肯定，毛主席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是非常有价值的，随着问题的愈加严峻，他的那些探索的价值越发珍贵。

　　二十年前，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向时任总理写信，提出“三农”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在信中直言农民外流如“洪水”，“‘东风’大卡车没日没夜的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

　　李昌平当年提出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农村人口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持续不断地流向城市，时至今日，农村留守人员之中已经很难见到年轻人的身影，甚至一些地方出现“空村”现象，用不了多少年，“几无可以耕种之人”的形势，已经严峻地摆在了面前。

　　农村人口的减少，是工业化过程的必然趋势，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已经注意到，并着手进行布局，以防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

　　1959年12月16日，毛主席与学习小组成员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一章，在读到教科书说发展重工业“是消灭这些国家失业和农业人口过剩的必要前提”时，毛主席说: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1959年12月24日至26日，毛主席与学习小组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杜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等章节，读到教科书的“全国通盘有计划地配置工业，保证在以往落后的农业地区建立新城市和工业中心，使农业接近于工业，从而消灭城乡间的本质差别”一句时，毛主席作了如下批注：

　　“好，我们注意了这个问题，到处动手办工业。”

　　从毛主席的话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于因工业化、机械化减少下来的农村人口，是不建议流向城市的，他的主张是就地安置和消化，通过人民公社这一形式，建立地方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工业中心，让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让农业接近或赶上城市，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毛主席的这一发展思路，源于他对工农业发展关系的深入思考，源于消灭城乡差别的远大目标，源于战争防御的备战战略。

　　毛主席对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绝不能与农业割裂开来，而是应该协调一致，齐头并进。1955年7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着重分析了发展农业、发展合作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他说：

　　“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他号召全党一定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不抓粮食生产很危险，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农业不仅关系农村吃饭问题，而且事关城市人口吃饭问题，事关工业发展大计，他说：

　　“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资金和更广阔的市场。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于工业发展道路问题，他指出：

　　“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

　　工业与农业并举，工业为农业服务，不偏废，不蹩脚，是毛主席一贯的发展思想。1964年5月，他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对于工业与其他方面的不适应问题指出：

　　“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两个拳头一一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一一一基础工业，要摆好。”

　　毛主席发展农村农业的另一个考虑，是消灭城乡差别，这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共产党人的天然使命。

　　1958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南宁会议，听取一些省市委委负责人的汇报，在这个会议上，他要求各省要成立农具研究所，与工厂结合。他还要求搞联省自治（即成立经济协作区），城乡结合，工农联盟。

　　1958年8月10日，毛主席在天津听取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汇报，有人汇报说在人均达到三千斤粮食以后，计划用一半的土地种粮食、棉花、油料，其余土地造林种果树，办牧场，养鱼等，并要建设工业区、文化教育区、居住区，搞河网，修公路。毛主席说:

　　“这样农村和城市就差不多了。就是这个想法，没有别的出路。”

　　1958年8月2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他指出人民公社“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他说：

　　“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万人到三万人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都将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

　　1958年8月3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讲人民公社和全党办工业问题，他讲道：

　　“农村、城市统统要园林化，好像一个公园一样。几年之后，亩产量很高了，不需要那么多耕地面积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三分之一休耕。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建设，我看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有规划，搞得很美，是园林化。”

　　1961年5月21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等问题，对城乡关系，他说：

　　“城乡关系，解放初期被战争打断了，我们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四句话的办法恢复了城乡关系。中国这个国家，离开农民你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

　　为了逐步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发展的理想，毛主席提出了“上山下乡”的主张，不但在工业方面、商业方面要为农业农村服务，而且在人员上也要实现互助往来，引导城市居民下乡，他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阅《甘肃日报》关于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和《人民日报》为转载这篇报道加写的编者按。这篇报道说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纷纷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称赞这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毛主席在阅读时删去了文中“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一句，《人民日报》转载时，这句话改为“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从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次声势浩大、持续时间长达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虽说是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它是毛主席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一个重要步骤和重要举措，在毛主席的大布局之下，中国工业化过程没有出现农村过剩人口向城市的涌入，反而城市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向农村，不能不说是毛主席的战略定力发挥作用。

　　毛主席避免农村剩余人口涌入城市，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战争因素，他认为大城市人口多，不利于战争进行。

　　1964年8月12日，毛主席审阅罗瑞卿报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袭击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几个非常不利的严重问题，包括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多，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及其附近，易在敌人轰炸城市时一起遭到破坏等，毛主席对这个报告非常重视，要求“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

　　1974年10月20日，毛主席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哈特林说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农业国家，并问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是否与中国的人口基本上是居住在农村的农业人口有很大的关系?毛主席回答说：

　　“我们现在限制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人口占两亿。城市人口太多，困难，难于供应。现在城市人口已经不少了，差不多跟美国的人口一样了。中国的城乡结构很特别，城市人口很少，农村人口很多，跟欧洲不同。打起仗来，城市人口太多也不利。”

　　从毛主席对中国农村人口问题的安排看，他所坚持的是一种大发展观，综合平衡，城乡一体，城乡互助，齐头并进，他绝不会为了追求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放任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盲目流动。农村人民公社是毛主席实现这一重大战略的最好载体，把公社建设成为与大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接近的居住体，实现农村人口的就地安排，成了毛主席所追求的发展目标。

　　为了把农村人民公社这一政社合一的新型基层组织办好，毛主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的足迹遍布广大人民公社的田间地头，他与公社社员们亲切交流谈心，搞调查研究，为公社定组织架构、定方针、定原则、定章程，很多事情他都是亲力亲为，反复推敲修改，力求符合人民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毛主席的关注点都放在了农村人民公社那里，他关注着公社的成长，关注着公社的完善，关注着公社的壮大，他对公社寄予了太多的期望，有了公社，许多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包括吸纳农村人口这个大问题。

　　毛主席对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的预见是非常精准的，是难得的先见之明，他为此所做出的诸多战略对策，在当时有效地规避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盲目流动，已经成了当今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它所造成的后果正在显现，在不太长的未来还将会有更多的显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直难以达成一个共识，但可以肯定，毛主席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是非常有价值的，随着问题的愈加严峻，他的那些探索的价值越发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