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吉庆、李洪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医院整顿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医院整顿；思想改造；技术学习

　　［作者简介］贾吉庆，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洪河，法学博士，教授，河南师范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医疗卫生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21&ZD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950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关于整顿全国医院的指示》（以下简称《关于整顿全国医院的指示》）下发，明确提出医院应从五方面进行改造与整顿：“加强政治领导，提高工作人员政治觉悟”；“依照一切为了病人的原则，切实批判旧制度的不合理部分，并制定新制度，克服医疗制度上的混乱现象”；“建立民主管理制度，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团结，并加强领导”；“加强业务学习的领导，提高技术水准”；“增添必要的设备，克服工作条件上的困难”，并强调“着重点在于教育医院干部，建树革命人道主义的医疗思想作风，整顿医疗制度，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目前，学界已有研究多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中城市对相关医疗机构接收、改造的史实梳理，鲜有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医院整顿过程全景式的描述，尤其缺乏对医院整顿过程中医务人员思想状况的微观分析。为此，本文以相关档案、报刊、史志资料等为依托，试对这一时期的医院整顿工作进行客观分析与评价，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化。

　　一、医院整顿的政策部署与动员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卫生工作面临着人民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这对党和政府是一个严峻考验，在原有的十分薄弱的工作条件下，新中国的卫生工作首先从哪里做起呢？在党中央的关怀和领导下，卫生部经过全面研究，认为首先要抓两件事：一是集中力量预防那些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流行性疾病和严重威胁母婴生命的疾病；二是整顿卫生工作队伍，建立农村、工矿和城市的基层卫生组织。

　　（一）医院整顿的缘起

　　囿于旧中国卫生工作的落后状况，近代中国医疗卫生机构的增加十分缓慢，据 1949 年统计，“全国有医院 2600 所，病床 80000 张”。而在为数不多的医院中，私立医院、教会医院数量庞大，如 1949 年 5 月上海市解放时“共有医院 153 所，病床10033张。其中私立医院有125所，占全市医院数的 81.96%；病床 6268 张，占全市病床数的 62.47%。医院病床均分等级，有的医院多达六等”。私立医院不仅数量多，还变相非法获利，如北京市私立协华医院院方高玉华等利用“该院收容的病人，大多数神志不清”的情况“大造假药费单”，“造假药单非法所得在一亿以上”。一些教会医院利用为病患治疗之便进行传教，如东北地区善牧医院宣传“神能解除痛苦”，住院两三个月以上的病人多半入教。南昌市圣类思医院还用罗马教廷的“通谕”，提出“十不准”的禁令，散布“50年、51年魔鬼造反，天下大乱，两年过去就会太平”等谣言，对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极其不利。

　　除此之外，各地医院中的医务人员成分也十分复杂。尽管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和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旧人员，规定凡有一技之长者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政府一律保障其生活，“党及人民政府有改造和在工作中养活这些人的责任”。然而，多地在进行医务人员登记审查后的结果并不乐观，例如，1950 年东北地区 6534 名医务人员中仅有 1693 名合格，许多医务人员还存在家庭、思想、年龄等问题。

　　当时，各地医院在行政及管理制度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掣肘着卫生事业的发展，如 1951 年河南省多数医院缺乏中心领导，以致商丘医院院长与协理员“谁领导谁纠缠不清”，开会谁当主席还要推托半天，院内职工因此反映说：“究竟是听院长的呢，还是听协理员、听股长的呢？”还有的医院不严格遵守财务制度，如河南省新乡专署沁阳县卫生院院长随便开支 80 万元，并大肆赊账 1800 余万元，还被私人医生骗走80万元，造成了不良影响。

　　由于医务技术水平等限制，全国各地医疗事故频发。例如，1950年东北地区各医疗单位发生医疗事故多达 175 件。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如河南省信阳专区干部疗养院 1951 年 1—9 月间平均每月就有 4 名病人死亡，群众称之为“死人医院”。孟县群众反映当地疗养医院说“远处一看，马桥疗养医院；近处一看，阎王大殿；手术台一上，叫苦连天；病房一进，无人照管”，“大病不能活，小病不给看”，严重偏离了医院救死扶伤的宗旨。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卫生建设事业的客观需要考虑，还是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全国各地医院呈现出的复杂局面亟须各级政府处理。

　　（二）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关于整顿医院的指示

　　针对上述医院工作实际，1950 年 4 月 14 日，卫生部发布 1950 年医政工作指示，要求“各级卫生机关应将整顿现有的组织编制及改造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作为今年中心工作之一，克服过去卫生人员一切不负责任的、商品式或单纯的技术观点的思想作风”。8 月 7—19 日，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三大原则，会议对整顿医院等问题“也都获得一致的切实可行的意见”，这为医院整顿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

　　1950年 11 月 27 日，《关于整顿全国医院的指示》指出，由于“旧的医院制度尚未完全改革，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仍属不够，故所表现的医疗效果，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除少数医院外，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病人不关心，不负责任，工作粗枝大叶，医疗上不断发生事故”；二是“医院内部工作不配合，因而减低了工作力量以及工作人员与病人间之关系不协调”；三是“技术上墨守成规，盲目自满，障碍了技术与改进与提高”；四是“对旧制度未进行彻底批判，职责不明，形成工作中的混乱现象”；五是“医院编制不统一，人力有浪费；物资器材药品，由于管理不良，亦有浪费的现象”。卫生部要求各地卫生领导机关与各医院结合年终总结工作定出检查计划，组织检查委员会来具体领导检查工作。检查内容除上述五个问题外，重点放在对“医疗作风与制度之检查”。

　　卫生部指示下达后，各地积极贯彻落实，如中南军政委员会于 1950 年 12 月25日发布《关于整顿医院工作的指示令》，决定：一是对全区各级公立医院、卫生院进行全面检查；二是加强政治学习，制定学习计划，开展思想讨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是加强业务技术学习；四是废除旧的医院制度；五是解决贫困病人减、免费及优待问题。

　　其他各省也相继发布了通令，如 1951 年 10 月山东省在整顿医院工作中，提出“应与总结工作相结合，发扬优点，批评缺点，不得偏废”，检查工作重点放在“对伤病员负责的观念及作风制度等方面，以期消灭或减少事故的发生”。1951 年 11 月，平原省卫生厅亦发出《关于积极贯彻普遍进行整顿医院工作的指示》，要求加强医务人员为病员服务的思想、制定新的医院制度，以“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消灭医疗事故，保障人民的健康”。

　　为了保证整顿医院工作的顺利进行，《关于整顿全国医院的指示》还要求各地卫生机关以“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精神领导整顿医院工作。遵照这一指示精神，新乡专署卫生科要求整顿医院工作应“由下而上，做到人人检查、事事检查，对事不对人”，采取“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方法，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即改之，无即加勉”。山东省也“要求各级政府在检查与整顿中切实掌握‘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精神，审慎地、稳妥地领导这一工作”，“防止惩办主义，急于求成，‘算总账’的倾向”；同时强调“各级政府派往参加检查工作的人员，事先必须很好的学习有关整顿医院的文件，耐心负责地处理各项问题，深入地调查研究，全面地分析情况，避免消极的批评，以防止检查与被检查之间产生对立情绪，或借此造成消极因素，妨碍工作的进行”。

　　（三）整顿医院的政治动员

　　医院整顿要进行得更为彻底，就必须有医务人员自觉、普遍地参与。但就《关于整顿全国医院的指示》发布后的情况来看，各地的整顿医院工作状况参差不齐，有的医院采取“人人过关”甚至类似“打虎”的方式，或是“穷追生活细节，而不能真正解决思想问题”；也有个别单位尚未确定究竟要搞什么，“今天搞责任制，明天搞团结”，抓不住重点。各地医务人员也存在着不同看法，如有医务人员认为“过去整了多少次，都是那样，这还不是老一套”；还有不少医务人员存在着“医生工作只是治病，没什么可整”，“顶多整一整看病不好请的作风”，“医院没什么潜力可挖，以为人少钱少，设备差，技术低，机构不健全，任务又是不断增加，再整也整不出什么”等消极情绪。

　　针对以上情况，各地医院普遍开展了思想动员。例如，1953 年11月17日，河南省新乡市召开整院会议，传达了省整院会议精神，并迅速成立了以市委宣传部党委、市委卫生科等为主的整院办公室，各院也以正副院长、党支部、团支部书记等为骨干成立整院办公室，邀请积极分子召开党团员动员大会、座谈会等进行整院报告学习、讨论，群众情绪高涨，都表示有信心、有决心把院整好。新乡市博爱县广大医务人员由骨干到群众层层贯彻“治病救人”精神和“从团结出发达到团结目的”的同志式批评方法，一致认识到“个人主义”是错误根源，明确了“技术必须为政治服务，卫生院要通过做好卫生防疫以及医疗预防工作来保护劳动力，保证农业增产之源”，发挥卫生工作为生产建设服务的作用。

　　为配合思想动员，各地还编印了许多小册子，内容涉及“卫生工作人员应有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等，如河南省从医院性质、医务人员作风等方面发布了“整顿医院工作方案”，规定了广大医务人员需要认真学习的内容，包括《为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学习白求恩》《纪念白求恩同志》《河南省卫生厅整顿医院工作方案》《关于检查卫生部门资产阶级思想的报告》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等。经过思想动员，广大医务人员基本明确了整顿医院的目的、内容及意义等。如 1953 年 11 月19 日、20 日，郑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分别给全市医务人员做了关于整顿医院方针、要求、目的、方法、步骤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使大家明确了“增产节约、完成国家计划的精神和以医疗工作为中心的方针”。开封市卫生科贯彻执行《河南省卫生厅整顿医院工作方案》，由卫生科科长、医政办公室主任等组成检查组，深入掌握具体情况，纠正了“我是在总务部门，整院与我无关”和“要整顿好医院就需要增加人、增加设备”等思想；新乡专区人民医院根据河南省整院会议精神，成立了以党委为核心的 9 人整院委员会，改变了过去“搞运动、追思想、追事故”的方式，参加整院人数达 87 人，保障了整院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医院整顿前的检查工作

　　各地在进行思想动员的同时，检查工作也在有序开展。1950 年 9 月，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 49 次政务会议上做报告，在谈到关于整顿医院的问题时指出：“整顿医院的问题，是大家一致的要求”，“要求各医院从思想、技术、制度三方面作一次大检查；并由这三方面来整顿”。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也指出：“‘一切为了伤病员’这一要求我们还应广泛深入地传播，要发动全体医院工作人员根据这一尺度来检查自己，同时在这个要求之下互相团结”。为保证检查效果，贺诚还提出：“我们不仅要对坏的典型给以批评，而且要对好的典型给以鼓励表扬”，“总之，整顿医院应该从三方面下手：思想、技术、制度”。

　　在卫生部有关精神的指导下，中南军政委员会及时开展了全区性检查，由各级医院推举代表组成检查委员会，采取自上而下方式发动大家提意见，而后交给有关部门研究，从群众中发现积极分子和模范，经检查后及时总结经验并提出改进计划。其中，河南省于 1953 年 10 月召开整顿医院工作会议，布置了全省专市人民医院25个单位及省直门诊部 3 个单位共28个单位开展检查。为加强组织领导，11 月 9 日，河南省又成立整院办公室，抽调 16 名干部组成 4 个视察组，3 个组分赴豫南、豫北等地协助检查，1 个组于 11 月 25 日协助省直门诊部进行整顿。郑州市成立了由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卫生科科长、各医院院长组成的整院委员会，开始进入检查阶段。检查工作的效果颇为明显，有资料显示，新乡市工人医院经过检查，一致认为本院的主要问题是“领导干部工作不深入、解决问题不及时，对于错误过于迁就造成了上下间的距离；院内政治领导薄弱，政治空气不高，上下彼此之间有意见、不团结，工作人员的政治责任心不强；医院制度造成工作中不断出现医疗事故；供求关系恶化”等，各种问题被清楚地暴露出来。

　　通过政策动员和部署，党和政府指导各地医院完成了从思想、技术、制度三方面的“体检”，为下一步的医院整顿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医务人员的思想教育与技术学习

　　在医院整顿工作中，“教育医院干部，建树革命人道主义的医疗思想作风”是思想、技术、制度三方面整顿中的首要任务。同时，为贯彻“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三大原则和适应医疗卫生工作发展的需要，也有必要对广大医务人员加强思想教育和提高其医疗水平。

　　（一）加强医务人员思想教育

　　1952年 6 月 18 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医务人员中严重的不负责任的作风必须克服》中摘登了部分“揭发医务工作者草菅人命的读者来信”，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切医药卫生工作者都要进行思想改造》的简评，指出“有相当一部分医药卫生工作者，以毫不负责的甚至是罪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光荣的任务，以致医疗事故层出不穷”，“为了彻底纠正这种严重的不负责任的医疗作风，必须在一切医药卫生工作者中开展一个深入的思想改造运动”。25 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刊登了《很多读者来信继续揭发医务人员不负责任的作风》， 读者“要求有关领导机关，迅速领导医务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7 月 9 日，卫生部复信表示，对于《人民日报》6 月 18 日和 25 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的广大读者揭发医疗事故及医务人员不良作风的来信综述十分重视，并指出：“人民日报简评指出‘一切医药卫生工作者必须进行思想改造’，这一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卫生部曾于 5 月“召集首都的医疗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和医药团体以及各大行政区卫生部的代表，座谈如何消除医疗事故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发生医疗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医务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因此，要消除医疗事故，有效地改进我们的医药卫生工作，必须开展一个医务工作人员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华护士学会总会等三个单位也复信表示，拥护《人民日报》简评中提出的“一切医药卫生工作者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建议，响应党报的号召，要求有关卫生领导机关，迅速发起并领导医务人员进行一次深入的思想改造运动。

　　在卫生部的引领下，各地医院开始了普遍的政治学习。如为改正忽视读报学习的错误，北大医院建立了读报制度，院方订阅的报纸由25份增加到 83 份；各单位都组成了读报小组，每天至少读报半小时并进行重点讨论；试行定期时事测验以督促和帮助大家读报；由专人负责，每天划出读报重点并在大门口和饭厅等地张贴报纸。

　　依靠深入的政治学习，医务人员普遍提高了政治认识，如河南省开封市工人医院通过政治学习，“都初步明确了医务工作必须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总路线、总任务，它是一切工作的灯塔，是各种工作的奋斗方向；同时都了解这次整院正是围绕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教育”。通过对《学习白求恩》《纪念白求恩》的学习，“一般的初步树立了一切为了病人服务的思想和向白求恩学习的信心，进一步认识到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真正共产主义精神”，医务人员被白求恩全心全意为伤员服务的精神所感动，该院医生王子武感慨地说：“咱要和白求恩那种工作精神相比真是愧死”，也有很多护士说：“以后要以实际行动来纪念白求恩，工作困难时，我们就想想白求恩那种工作精神”。可以说，政治学习作为思想改造的重要途径，经过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地大力推动，有效促进了医务人员思想改造。

　　当然，对医务人员的思想改造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灌输—接受”的过程，医务人员也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改造。他们作为卫生建设事业中的一员，其重要性和特殊性使他们要在新形势下努力去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社会，即对“旧我”进行否定，检查与批判自己。1951 年 12 月 20 日，《健康报》发表了北京医学院小儿科副教授、北京私立儿童医院副院长邓金鍌撰写的《在思想改造中的我》一文，他在学习了关于医务人员思想改造的报告后，从个人经历、作风、教学等几个方面剖析了自身的缺点与错误。上述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邓金鍌个人身上，这一时期医务人员开始主动学习，并结合自身情况纷纷进行讨论与反思。广大医务人员的思想以及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随着思想改造的深入开展发生了巨大变化，使他们得以以崭新的“自我”重新融入新生活、新社会，实现了自我转型。

　　此外，广大医务人员还在主动参加各种医疗队，在与人民群众接触的过程中接受洗礼。据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共有 6000 余名医务人员赴朝进行医疗援助，志愿入朝的医务工作者们在救治和医疗工作中发挥了高度忘我工作的精神，如有的医师抱病坚持工作，在 10 天内连续施行大小手术 40 多次；“上海军医大学志愿手术队的医师王浩然有胃病，依然很好地执行医疗任务”；护士郭玉如面临危险毫不退缩，在敌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仍寸步不离伤病员；“有很多医疗队员还用省下的菜金购买食物给伤病员吃”，给他们增加营养。他们在医疗队这个特定的集体中，逐渐以人民卫生工作者的标准要求自己。

　　（二）学习苏联医学技术

　　为贯彻卫生部《关于整顿全国医院的指示》中“加强业务学习的领导，提高技术水平”的要求，各地医务部门还主动向苏联学习，开展医务技术学习与交流，改变了以往“技术上墨守成规，盲目自满，障碍了技术改进与提高”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党和政府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此同时，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确立，为我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文化交流包括医学技术的学习、交流提供了便利。

　　对于如何学习苏联，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此背景下，作为苏联医学基础的巴甫洛夫学说等被广泛宣传与学习。如 1953 年 8 月 21 日，卫生部即组织了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集合80 余名医务工作者等进行系统学习。1954 年 1 月，山东省卫生厅康复医院管理局决定“在医院举办‘巴甫洛夫学说学习班。’由各康复医院副院长、医务主任及临床医师参加学习”。“主要课程为巴甫洛夫著‘大脑两半球机能讲义’、‘高级神经活动基本教程’”，学习时间自 2 月 10 日至 4 月 25 日，共两个半月。医院有 53 名医护人员参加听讲。这次学习班的举办，为贯彻保护性医疗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学习无痛分娩技术是向学习苏联医学技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在正式推广这一技术之前已经有了试点，如 1952 年 3—7 月间，上海军医大学医院妇产科即有 34名产妇接受了该疗法，其中情况极好的占 23.4%、情况良好的占52.9%、情况尚好的占 20.8%、无效的占 2.9%。6 月间，卫生部要求各大行政区、省、市卫生机关组织医务人员特别是妇产科的医务工作者学习无痛分娩法并逐渐向各级助产士推广，要求各地卫生人员、群众团体及卫生医学杂志广泛宣传我国和苏联关于无痛分娩法的理论及临床报告等。

　　此外，新法接生技术也在全国得到了推广。据相关资料显示，天津市推广新法接生后，1952 年，8.8 万多名产妇中死亡率仅为万分之一，到 1953 年，天津全市享受到新法接生的产妇已由解放前的 33% 增加到 91% 以上。1954 年 12 月 3 日，山东省邹县城苗街南马道段仲敏的妻子临产时出现难产，情况紧急。段仲敏起初对该县卫生院的助产士接生水平抱有极大怀疑，认为“几个年青毛孩子能懂得什么，还是有年纪的产婆经验多”。经过手术，母子平安，他深深体会到了新法接生给人们带来的幸福。

　　在广阔的农村地区，由于无痛分娩疗法和新法接生等先进技术的推广，妇女群体获得了生育“解放”。作家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中有一段极为生动的描述。书中谭婶婶对待产的产妇讲道：“你们现在是做噩梦也梦不到那种罪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可是做梦也不敢想有今天这样的日子，什么产院、医生，什么卫生、营养，孩子一落地，产妇就只管躺着，洗呀，烧呀，都有人来侍候，要不是人民公社，哪里来？”这些走出家庭、进入医院的产妇们，开始享受到了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生育福利，从而逐步建构起了与国家之间真挚的情感认同。

　　（三）团结中西医以扩大医疗工作者队伍

　　针对各地医院因“内部工作不配合”而出现的不团结现象，党和政府在整顿医院的过程中号召各地中西医卫生人员相互学习，不仅推动了医务人员队伍的壮大，而且也间接地推动了医务人员技术水平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重视中医。在 1949 年 9 月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他即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负担起几亿人口的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并为 1950 年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写下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著名题词，这次会议将“团结中西医”作为卫生工作的三项原则之一，为团结中西医工作指明了方向。各地医疗卫生机构以此为指引，加强中西医团结，增设中医科、聘请中医师参加医院工作，充分发挥中医力量，扩大中医业务范围，如北京市自 1954 年 9 月开始，“北京中国协和医院，北京医院，中央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及北京市立第三医院，市立第二儿童医院等单位先后聘请了中医师。成立了中医办公室，中央直属机关第三与第四两个医院门诊部均增设了中医科，中直第五与第六医院组织了中医痔瘘科”。“中医师参加医院工作受到了医院的医护人员尊敬和热烈欢迎，使每个中医师感到非常光荣，认为只有在今天毛主席领导下中医才会真正受到重视，都坚持表示愿意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来报答党与政府的关怀”。中医外科医生赵炳南还将秘方公开，以供有关部门研究。

　　随着加强中西医团结工作的深入，中医机构与医务人员队伍不断发展。1954年，全国有 48 所中医院、758 个中医门诊部。1955 年底，中医院已经增加到了 67 所，中医门诊部增加到了 1225 个。到 1957 年3月，中医医院有 144 个，中医门诊部约450个，并有 2.9 万余名中医参加了各公立医疗机构工作，增强了医疗卫生工作者队伍及组织力量。

　　（四）进行自主革新

　　除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外，为改进技术，各地医院在整院工作中贯彻卫生部 “发动和组织群众挖掘潜力，寻找窍门”的增产节约精神，普遍因地制宜地进行自主钻研。如山东省烟台市工人医院在压制四物汤片时，先将芍药熬成药膏，然后干燥成为粉末与其他药物配合制成片剂，不但未失其原有疗效，而且较之煎剂，因为有了较标准的含量，施用时更易于掌握。据 1953 年 1—3 月统计，该院采用黄连、木香等简制的香连片，经 690 名急慢性肠炎病人服用后仅有 3% 无效。该院 3 名药工自制的片、丸、粉、酊、糖浆等 125 种药品，其应用率达内服药的 50% 以上。新乡市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也有不少发明创造，如该院医生刘崇明用青霉素瓶子自制服药器、朝式膀胱冲洗器等，避免了合并病症的发生，他还制成了胃肠减压器，解决了注射器吸取的困难以及损坏过快等问题。

　　各地医院的革新举措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增产节约的开展，据1954年底新乡市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有关工作总结，该院在用药、敷料等方面做到了节约使用，如对棉花球、纱布等都是用过后经重新洗净、消毒再使用并形成制度。其他如肥皂、毛巾等办公用品每周都有节约计划，与 1953 年相比，该院内科 1954 年节约了 24 磅棉花、10.8 万毫升酒精等，相关积压药品如葡萄糖酸钙、维生素等都配合临床需要得到了妥善使用，医务人员逐渐树立了爱护公物的意识。

　　三、各地医院行政及管理制度的改进

　　各地在医院整顿前期检查中查出的内部存在的问题不仅影响其生存与发展，而且关系到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目标能否实现。因此，针对这些问题，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地医院对自身制度做出了有序的改进。

　　（一）精简组织机构

　　1951年 3 月 15 日，卫生部公布《医院诊所管理暂行条例》和《医院诊所管理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对各级医院组织编制、人员职责和基本工作制度做出规定，明确了上下级医院间的关系。这就要求各地医院在制度上予以改进。

　　在行政管理方面，实行院长负责制。如河南省取消了监委与协理员制度，实行院长负责制，统一了领导干部职别、名称，各地医院在院长的全面领导下，正副院长分工负责政治、技术及行政工作，成立党中心小组，医院的重大问题在小组内意见一致后再由行政会议研究。其他各省也有类似规定，如江苏省在 1954 年 10 月颁布《江苏省城市医院规章制度（草案）》，规定医院为院长负责制，各医院由院长、副院长以及党、团、工会及各医疗主要业务科室负责人（9—13 人）组成院务委员会，加强了医院的组织领导。

　　在精简医院编制方面，各地医院通过明确医院编制及科室人员职责推动卫生机构建设。《医院诊所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医院至少须有病床 10 张、医师 2 人、护士（产科医院得为助产士）及护理员 3 人、药剂人员 1 人；不合上述规定者，一律称为诊所”。

　　1951年 5 月 1 日，卫生部又公布《医师暂行条例》《医师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和《中医师暂行条例》，详细规定了医师或中医师的入职资格、职责、义务及奖惩等，为检查整顿相关从业人员提供了重要标准和依据。1952 年，“山东省按照卫生部《县卫生院暂行组织通则》、《县属区卫生所暂行组织通则》、《关于县以下卫生基层组织系统编制及任务的规定》等3个文件精神，开始统一全省县区及基层卫生组织管理”。1953 年，为加强医院正规化管理，根据卫生部发布的有关规定，山东省卫生厅“制定了《县卫生院暂行组织条例》、《综合医院暂行组织条例》及 5 个附件，对医院组织系统、科主任负责制、医院定员定额标准、医院编制、医院科主任的主要制度及人员职责都作了统一规定”。北京市在医院整顿工作中实行了定员定额制，具体根据医师技术水平等分配定额任务，逐渐明确各级人员的岗位职责，达到了确定编制、明确任务、有计划地进行工作的目的，对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和医疗效能的提高起了良好的作用。

　　（二）规范业务工作

　　在前期整院检查基础上，许多医院在业务工作上的问题得到各地卫生机关及其所属医院领导部门的重视，并开始有序进行改进和完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实行科主任负责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医院内部管理仅是医护之间简单分工，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1952 年 7 月开始，我国各大城市医疗单位均进行了科主任负责制的学习，北京、天津等地医院还在推行前开展了充分的思想酝酿与宣传动员，如天津市立医院通过召开医护代表会议，由医护小组分别反复讨论，解决了分工与组织问题。11月，江西省内科医院发出实行科主任负责制的号召，首先在小儿科重点实行。针对部分医务人员的顾虑，医院除重视解释工作外，还在组织形式上根据病室分布情况和住院医师工作能力来划分医护小组。通过实行科主任负责制，减少了医疗事故，诊疗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如中央人民医院内科实行科主任负责制 2 个月后医疗事故即由每周 17 件降低到了 2—3 件，医护不团结现象也逐渐消失。

　　二是简化看病手续。为了简化手续，北京市第二医院对长期注射组织液的病人使用了连续注射证的方法，规定凡需长期注射组织液的病人便发给连续注射证，注明注射药品的方法及注射日期等，病人一次交费，每次凭证按照注射日期直接到注射室注射，这样每个病人完成注射只需五六分钟，不但方便了病人，也减少了医院的忙乱。北京同仁医院的工作人员针对冬天病人在室外挂号有碍健康的问题，采用了流动挂号法，病人来院先发给出诊单以及空白挂号收据，让病人填好姓名到候诊室等候挂号，等挂号开始时，挂号员就背上背包到候诊室，病人只需把费用和预先填好的单子交给挂号员即可完成挂号手续，在20分钟内就可挂80名初诊号，提高工作效率近3倍，得到了病人的好评：“这个办法真快，真好”。

　　三是对慢性病实行集中治疗。新中国成立初期慢性病人多，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紧张。为解决此问题，北京市第五医院成立了慢性病研究小组，并开办了肺结核病等三个慢性病治疗门诊，除慢性关节炎门诊外，每周都有 3 次集中诊治，根据病人病情进行分组、定出治疗计划，实行不同的疗法。每个门诊除有专门医师、护理人员外，还配有公共卫生护士协助了解病人思想及病情，对病人进行候诊教育，讲解病因等医学常识，并通过个别谈话等来帮助病人解除顾虑。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也实行了集中诊治，如沙眼集中治疗门诊由一位医师负责，病人只要挂一次号就可以在此后一星期直接在指定时间诊治，提高了诊病效率，原来眼科一天看 30 个初诊病人、100个复诊病人，该制度施行后已经能够诊治 40 个初诊病人。长沙市立医院还抽调内科医师把结核病人组织起来，授以肺结核治疗知识和疗养方法，纠正患者过分依靠药物的错误观点，同时还用该院治愈结核病患者的成功范例提升病人信心，稳定了病人情绪。

　　（三）节制财务收支

　　为改进医院财务制度，1953 年 9 月 21 日，卫生部组织召开了“卫生本部及在京各直属单位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增产节约工作”。会上，李德全做了关于增产节约工作的动员报告。他指出：“卫生系统一切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从思想上明确认识增产节约的重大政治意义，防止那种认为增产节约是财经机关和企业单位的事，而卫生部门无法增产节约等有害观点，应树立一切从国家最大利益着想的整体观念”。在报告中，李德全批评了某些单位以往在财经、基本建设、物资管理等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和错误后，提出了增产节约的具体措施：一是“卫生部门的生产单位（如生物制品），首先是要增加生产，超额完成生产计划”；二是“一切部门都要根据可削减的削减，可推迟的推迟，可办可不办的坚持不办的原则，削减事业拨款”；三是“精减行政机构，节约行政经费”；四是“清理与处理积压物资”；五是“提倡吃粗粮，节约细粮”；六是“各级卫生机关、医院凡可开支可不开支的款项即不开支”。这些措施为当时的医院节制账务收支工作指明了方向。如河南省财政厅、卫生厅根据中央指示，联合发布《河南省医院财务管理的几项规定》，明确了“各医院的财务工作受卫生主管部门直接领导，受财政部门监督，卫生部门对所属医院应采取全额管理、定额补助的办法，将医院全年收支通过预算程序管理起来，并在国家颁发的预算控制指标内，依据各医院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差额补助；在财务收支计划编制与掌握上，贯彻经济核算精神，严格规定收费标准，加速病床周转率与设备利用率，反对保守、单纯营利观点；制定各项收费标准，药品管理费按照购置原价，摊进运输、包装、消耗等劳务费酌情加成；住院房杂费、病人伙食费等应根据各医院的设备与技术条件、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合理制定”；“各医院的人员编制、病床数目，由县、市、省人民医院卫生厅提出意见，经财政厅同意后报省编委会批准执行”。据此，许多医院进行了资产清查，如河南省卫生厅第一康复医院于1953年11月15日成立物资清点委员会，协同当地政府对全院的医疗器械及各项物资进行全面清查，从院属各病区及院直单位中收回桌椅、板凳等用具达 961 件，收回棉被等 208 件，从院内工作人员家属家中追回220件物品。通过物资清查，不但掌握了资产情况，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觉悟，树立了爱护国家财产的思想。

　　通过以上举措，全国各地医院有效减少了浪费。如河南省新乡市妇幼保健院以前医院每月用药金额为0.7亿—1亿元，通过用其他药品代替贵重药品，用药金额减少至 0.3 亿—0.5 亿元；以前治疗破伤风要花费六七百万元，改进后花费五六十万元即可，治疗效果也明显提高。新乡市人民医院建立起财务制度与账簿手续，增强了收支的计划性，如药品材料开支 1954 年每月平均为 6235 元，到 1955 年降低为 5848元。该院对药品及其他积压物品的及时处理， 增加了医院收入，保护了国家财产。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医院整顿所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全国各地卫生部门对医务人员实施团结政策，通过自上而下的运作机制，组织医务人员进行理论学习，医务人员也对自己的落后思想与作风进行反省与纠正。在对医务人员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各地医院也开始有步骤地改革医院组织制度，精简医院编制，实行院长负责制以加强领导，医院制度逐渐规范化，全国医院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据统计，至 1956 年底全国已有医院 3901 所、病床 261930 张，其中城市医院1226所、病床161354 张，乡村医院 2675 所、病床 100576 张（包括工矿企业系统医院 456 所、病床42586 张，少数民族地区医院508所、病床 13792 张）。全国医务人员达 32 万余人，其中医务技术人员 21万余人。各种繁重的医疗任务得以完成，仅 1956 年全国医院就完成了3 亿多人次的门诊任务和 500 多万住院病人的治疗，并积极派出医疗队参与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救护等医疗任务，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此后中国卫生事业的大发展。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