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红军中的穿越者?

2022-11-15
作者: 温伯陵 来源: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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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讲的人物是无线电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新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同志,不过“李强”是他的化名,我们在文中还是用原名——

  曾培洪。

  曾培洪不是声名显赫的开国元勋,但从国共北伐到改革开放,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曾培洪的身影。

  周恩来要领导上海工人起义了,曾培洪自制炸弹给部队使用。周恩来创办中央特科,曾培洪做了特科的交通科长。30年代到苏联学习,顺手成为无线电专家,并且研究出“李强公式”,让苏联专家都佩服不已。

  这段工作经历,让曾培洪成为周恩来的得力部下,给他日后在国务院工作打下深厚的基础。

  抗战爆发,曾培洪回到延安做军工局长,由于工作成绩优秀,得到教员手书“坚持到底”的题词。

  多年后大革命勃然兴起,这份题词保住他一条性命。

  新中国成立后,曾培洪做了外贸部长,直接在国际市场炒期货,给国家赚回大量外汇。即将退休的时候,他又引进“可口可乐”的生产线,喝上中国的第一瓶可乐。

  论工作生活,曾培洪和现代人无缝对接。

  长达七十年的革命生涯,曾培洪一步都没有走错,并且以飘逸的姿态游走于历史进程,参与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最后深藏功与名。

  最近几年互联网发达起来,曾培洪的故事被网友了解以后,都说他是红军中的穿越者,甚至因为曾培洪能“空手变装备”,网友们说他是红军的哆啦A梦。

  但仔细研究曾培洪的人生履历就知道,红军中没有穿越者,更没有“空手变装备”的把戏,曾培洪的辉煌人生一切都有迹可循。

  2

  1923年,曾培洪在杭州宗文中学读书。

  这所中学的教学风格非常保守,不仅给学生灌输旧时代的封建礼教,每周还要举行供奉孔夫子的仪式,和校外推崇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风气,形成截然不同的对比。

  有次上国文课,老师让学生们以“惜字”为题,写一篇命题作文。

  因为古代读书人觉得纸张上的字,代表着知识和道统,不能随意扔掉,写满字的纸一定要烧掉,方显庄重。

  老师以“惜字”为题,目的是让学生们缅怀前辈,继承读书人的所谓优良传统。

  但曾培洪拿到题目,决定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作文中写到,纸张确实不能扔掉,还可以包烧饼、糊墙、擦屁股呢......

  这种“侮辱圣贤”的言论,遭到老师和校方的一致反对,结果就是,曾培洪被开除。

  年仅18岁就失学,曾培洪有苦难言,不得已回到常熟老家,准备另谋出路。但就在这里,曾培洪遇到小学同学周奎。

  周奎听到曾培洪的吐槽,给他指了一条新出路:“上海的风气很开放,我们南阳路矿学堂很不错,你到我们学校吧,我给你写推荐信。”

  在杭州读书时,曾培洪的成绩就不错,现在拿出以前的成绩单,再加上周奎的推荐信,曾培洪顺利进入南阳路矿学堂,成为中学三年级的学生。

  一扇前所未有的大门向曾培洪敞开。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热血喷涌的曾培洪加入游行的队伍,面对镇压游行的军警毫不退让,旁边领导游行的共产党员看在眼里,觉得小伙子不错哦,很有培养前途。

  一周后,上海大学的学生代表郭伯和便与曾培洪谈话,并把他带到共青团书记贺昌那里,问他愿不愿意加入共青团。

  曾培洪立即同意。

  从此以后,曾培洪做为学生运动的骨干,直接受贺昌的领导,奔波在上海的码头、学校、工厂,因为工作能力出色,三个月后曾培洪转为共产党员,半年后便出任浦东的团委书记。

  也就在这个时候,曾培洪开始了被网友们称为“穿越者”的奇幻之旅。

  1926年7月,国共领导的北伐大军即将进入江西,中共上海区委的武装起义也迫在眉睫。

  要起义,就需要武器装备。

  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便找到曾培洪,说你是学土木工程的,能不能想办法研制一些炸药?

  那时的土木工程课程里有化学,制作炸药也需要化学知识,虽然有些跨界,但起码不算太远。

  曾培洪到化工仪器公司买了一些石炭酸、硝酸、硫酸等材料,利用以前学过的化学知识,把材料按照固定比例混合,便做成粗陋的黄色炸药。原本曾培洪还想做手榴弹的,但做手榴弹的材料买不到,他便通过黑市,买了一些手榴弹成品。

  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用30个小时打垮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曾培洪自制和购买的武器装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此以后,周恩来记住了“会变魔术”的曾培洪:“小伙子不错,下次要做东西,还得找你。”

  同年5月,随着“五届一中全会”召开,中央军委正式成立,下设组织科和特科。

  周恩来出任中央军委书记,欧阳钦是组织科科长,顾顺章是特科科长,曾培洪因为熟悉上海情况以及制造火药炸弹的能力,出任特科下设的特务股股长。

  也就是说,曾培洪从共青团跨界到特工,其实是工作学习积累的量变,在机缘巧合之下引起的质变。

  不过这次平稳跨界没有持续多久,曾培洪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很快面临新的挑战。

  3

  1928年6月,“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苏联同志认为,中国同志靠人员往来传递消息,速度慢且不安全,便建议中国同志建立无线电通讯。

  当时“中央特科”已经改组,顾顺章依然是科长,而曾培洪是特科下设的交通科长。既然要建立无线电通讯,责任便落到交通科长曾培洪的身上。

  从莫斯科回来,周恩来就和曾培洪谈话,让他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

  曾培洪非常为难:“我不会啊,而且市面上没有相关的中文书籍,我没有自学的条件啊。”

  对于曾培洪的诉苦,周恩来表示理解和同情,但革命需要无线电,谁让你是交通科长,就你了,努力工作吧。周恩来鼓励曾培洪:

  “没有中文的书,可以看英文的,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完全可以自学。”

  曾培洪无奈,那就试试吧。

  曾培洪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第一步,是通过研读理论和解剖样品,对无线电收发报机进行全盘了解。

  他到书店大量购买美国出版的英文无线电书籍,一字一句的翻译,一字一句的读,通过一番苦功夫,曾培洪通读了无线电的理论知识。

  随后曾培洪利用中央特科不为人知的渠道,从大华仪器公司买到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一点点的解剖拆分,又一点点的重新组装。

  这样一个流程走完,曾培洪便对无线电收发报机,有了全面的了解。

  第二步是亲自制作。

  曾培洪根据了解的理论和实物,到市面上买了大量的基础零件,剩下的重要零件,则利用上海洋行和租界混杂的条件,到租界或洋行购买。

  买零件的时候,曾培洪认识了大华公司的职员郑国年。自学无线电时,曾培洪认识了一个资深无线电爱好者。除此之外,他还认识了开办变压器公司的共产党员蔡叔厚。

  通过他们三人的帮助,再加上曾培洪自学的无线电知识,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进展便特别顺利。

  用一年的努力,曾培洪终于成功研制出第一批无线电设备。

  有了自制电台,第三步便是布点联网。

  当初周恩来派曾培洪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同时也派张沈川学习无线电发报技术,现在曾培洪的设备做好了,便请张沈川试验能否使用。

  张沈川一顿调试,很快收到国民党电台播送的新闻和天气预报,初步试验成功之后,紧接着又和世界各国的业余无线电台联系,结果也成功了。

  这样的结果,意味着曾培洪研制的无线电设备可以使用,我党便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

  有了第一次成功经验,以后就可以直接复制了。

  1929年9月,中央派曾培洪到香港建立电台,完成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把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成功的消息,迅速传递给上海的中央。

  1931年春,红一方面军缴获一部100瓦的大功率电台,经过交通科工作人员的调试,和上海的中央取得联系,中央派王铮到中央苏区组件电台大队,并出任大队长。

  从此以后,中央和全国各地的苏区,逐渐建立直接联系。

  古代中国的管理痛点是信息传递不方便,中央政府只能用分封、羁縻等方式间接管理各地。现在中央可以通过电台直接和苏区联系,意味着中央极大强化了对地方的控制力。

  在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一百年前,能保证地方绝对服从中央,无线电台是立下大功的。

  而幕后英雄曾培洪,30年后把特科的事讲出来,给《永不消逝的电波》提供了最直接的素材。电影编剧“林金”,其实是杜印、李强(曾培洪)、黄钢这三个名字,各取一个偏旁组成的虚拟名字。

  都50岁的人了,还客串了一把编剧......

  4

  1938年2月,曾培洪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那时抗战爆发已经半年,前线急需武器装备,而制造武器装备需要军工产业,中央领导同志想着,曾培洪曾经白手起家创办无线电台,现在肯定能从无到有搞出军工产业。

  于是曾培洪被任命为军工局副局长,主持军工局的全面工作。

  因为以前的成功经验,曾培洪又跨界了。

  虽然面临全新的领域,但曾培洪已经掌握了做成事情的方法论,知道创办军工产业该从哪里入手。

  首先要做的依然是大量掌握资料,全面了解军工方面的知识。

  工程师沈鸿从上海带来两箱技术书籍,伍修权从苏联带回一大箱俄文军事书籍,曾培洪都借来通读一遍,基本明白军工是怎么回事。

  随后曾培洪在军工局开办了扫盲班、识图班、设计班,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学习理论知识,让他们对军工有全面认识。

  除了学习理论知识以外,曾培洪还组织人员,亲自带队到陕北各地勘探资源。

  曾培洪发现,陕北的资源贫瘠,但种类不少,有棉花、石油、铁矿、煤矿、木材等等,想想办法还是可以用于军工的。

  于是经过学习调查,军工产业到底如何搞,曾培洪已经心里有数了。

  其次是知人善任。

  延安是革命圣地,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有的擅长机器制造、有的懂化学、有的懂地质,曾培洪根据技术人员的专长,把他们分配到军工局下属的工厂,尽量做到人尽其才。

  为了最大限度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曾培洪任命各领域最有权威的专家做厂长,推行专家负责制度,另外任命两名不懂技术的老干部做副厂长,负责行政方面的工作,避免技术厂长分心。

  一句话,技术上的事你们说了算,其他的事我来解决。

  这种领导风格,和后来的聂荣臻如出一辙。

  最后就是置办机器了。

  曾培洪到西安采购了一批废钢铁和十部完整机器,通过彭德怀和国民党政府协商,把这批材料和机器运回延安,再加上沈鸿从上海搬来“利用五金厂”的机械制造部,打乱重组一顿折腾,曾培洪和同志们便搞出成套的制造装备。

  制造装备和知识理论、用人策略结合起来,威力是非常巨大的,1939年4月,延安的茶坊兵工厂便造出第一支步枪,取名为“无名氏马步枪。”

  此后陕北的军工产业逐步扩张,以茶坊兵工厂(军工局一厂)为蓝本,陆续成立了专门造枪的军工局二厂、造手榴弹和子弹的三厂、炼石油的五厂、制鞋的六厂、做皮革的八厂以及制药厂、玻璃厂、化学厂等军工配套工厂。

  贫瘠的陕北冒出一整套军工产业,在红军到来之前,谁能想到呢?

  但成功的背后也有风险。

  我们在前文说,曾培洪领导的军工局是技术优先,尽量避免政治干扰技术,这种领导风格,整风运动时被鲁赤水说成“单纯技术观点”,准备批判曾培洪。

  不过曾培洪获得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支持,他们给教员写联名信,提了一些关于技术和政治的建议。

  收到信,教员才知道曾培洪被怀疑了,这还得了?前线战事正酣,你们居然要整曾培洪,疯了?

  于是在1944年5月的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趁曾培洪被选为特等劳动英雄的机会,教员送给他亲笔写的四个大字——坚持到底。

  而且教员在发言时专门表扬曾培洪:

  “要学习军工局长曾培洪同志,他领导、计划、布置、设计并亲自动手,推动和帮助了边区重工业各种主要发明和创造精神。”

  言外之意就是,曾培洪是边区的功臣,我给曾培洪撑腰。

  那到底是多大的功臣呢?

  整个抗战时期,曾培洪领导军工局共生产步枪9758支、子弹220万发、手榴弹25万枚、地雷上千万枚,尽最大的能力支援了抗战前线。

  而且军工局建立的军工产业,是我党第一次完成工业体系的建设,参与建设的人,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批人里出了40多个副部级以上的工业领导,至于理工院校的校长、重点工厂的厂长就更多了。

  曾培洪勉为其难的跨界工作,不小心成了中国工业的祖师爷......

  右二是曾培洪

  5

  现代网友对曾培洪的跨界经历感到惊奇,说他是带着21世纪的知识穿越回去,解了党和军队的燃眉之急。

  我不否认曾培洪是神人,但曾培洪在每个领域都能成功,其实是工作方法论的胜利,总结起来无非是四个要点:

  不要管结果如何,先干起来再说。

  大量研究资料,对要做的事有全面的了解。

  做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原始方案。

  持之以恒的做下去,直到胜利为止。

  复盘曾培洪创办无线电台和军工产业的过程,不就是这么一步步做出来的嘛?而曾培洪领导外贸部炒期货的成功案例,用的也是这套方法论。

  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黄金美元”即将崩溃,跨界搞外贸的曾培洪觉得,这个重要变化,对中国外贸是极大的利好消息。

  于是曾培洪给周恩来总理写报告,建议抓住时机扩大外贸范围,给国家赚取外汇。

  周恩来总理同意曾培洪的报告,并转告副总理李先念,曾培洪要多少钱都可以,放手去做。

  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认可,曾培洪便成立价格小组。

  价格小组以外贸部为主体,成员包括计划委员会、央行、纺织、轻工、商业等部门的负责人,主要任务是研究西方国家的经济规律、货币汇率变化、商品价格等问题。

  切入点还是大量调查研究。

  通过价格小组汇报的数据,曾培洪发现中国的外贸体制比较僵化,每次贸易都需要层层审批,导致贸易周期较长。而一旦审批结束,不论市场价格涨还是跌,都要不折不扣的买下来。

  在以往的贸易中,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的外贸缺点,经常不讲武德的搞偷袭。每当中国准备买什么大宗商品,他们就联手抬高价格,准备趁机坑中国一把。

  反正中国必须得买,这钱不赚白不赚。

  于是曾培洪提出建议,既然西方国家一定会抬高大宗商品价格,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西方国家的规律,炒作国际期货呢?

  用网络梗来说,这叫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1973年,曾培洪指导香港华润完成一笔砂糖期货交易,操作的非常成功。

  有了这次成功案例,外贸部的期货交易领域逐渐延申到粮食、钢铁、石油、煤炭、化工甚至是黄金,交易对象也扩大到全世界,利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误判,赚钱赚的不亦乐乎。

  据后来的统计数据,仅仅是期货交易,每年能给国家赚近亿美元的外汇,然后用这些外汇在国外购买装备、技术、重要物资来支援国内建设。

  曾培洪用空手套白狼的成功,再次证明了他的方法论的成功。

  所以,这世上哪有什么穿越者?

  所谓的穿越者,无非是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达到“观天下如指诸掌”的程度,然后解构错综复杂的线索,找到符合自己利益的点,一击必杀罢了。

  这种曾培洪随意跨界的方法论,归根到底是教员在《反对本本主义》写里的一句话: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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