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 布朗之问或有解

　　导语

　　2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者布朗提出一个疑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他认为到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若是按照美国的工业化农业模式计算产量，中国18亿亩农田估计难以支撑16亿人的口粮，中国恐将面临粮荒。

　　依据当前官方的说法，中国的粮食已实现十八连增，“布朗之问”似乎早已不是问题。然而，实际情况却显示中国在加速粮食进口，粮食安全面临危机。而且，不仅粮食产量存在疑问，农产品质量亦危机重重。中国为发展化学农业付出了生态环境和健康的巨大代价。

　　由此，本文作者蒋高明老师认为，中国当下的状况其实已经应验了布朗之问。并且，除了粮食危机之外，现行的农业发展模式还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例如留守儿童、老人农业等等。基于自己长期的科学试验与社会实践，蒋高明老师认为只有生态农业及与之配套的发展模式才是解决“布朗之问”的最有效方案。

　　为了进一步探讨生态农业的发展，本期诚食讲座有幸邀请到了蒋高明老师来与大家一起对谈。本号将在明天推送此次讲座的预告，敬请期待。

　　作者｜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长期从事生态农业与恢复生态学研究，创办“六不用”生态农业模式。

　　责编｜旭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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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布朗之问

　　28年前，有一个叫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的美国经济学家（他同时也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又叫“布朗之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其理论出发点是这样的：将来中国的人口达到16亿人的时候，我们大概需要7亿吨粮食。可中国只有大概18亿亩的农田，那么这7亿吨粮食从哪儿来？如果按照美国的工业化农业模式计算产量，很显然布朗没有说错。

　　“布朗之问”的提出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我当时博士刚毕业，在科学院工作，我们研究室也开各种会议来讨论怎么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那么，“布朗之问”是怎么一回事呢？

　　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杂志刊载了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学术文章，作者就是莱斯特·布朗。该文认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在其持续的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改善，未来粮食需求将大幅度增加，但由于发展中出现的“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和“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未来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会下降，中国面临的问题将是巨大的粮食缺口。为此，中国将越来越依赖粮食进口，并因此冲击世界粮食供应和价格。即使中国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国际市场也不可能向13亿中国人提供如此巨量的粮食。因此，布朗预言——中国的粮荒将冲击世界。

　　布朗先生的预言，是基于“中国正以极危险的速度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中国粮食产量将每年下降0.5%。谷物产量将从1990年的3.4亿吨下降到2030年的2.72亿吨，减少20%，仅相当于中国1973年的粮食总产量。其理由是：1）由于工业化将占用大量耕地，中国的耕地面积将大幅度地减少；2）复种指数将下降；3）蔬菜、水果等种植面积的增加导致粮食种植面积相对下降；4）虽然中国单位土地的粮食产量会持续上升，但增长速度会减慢。中国粮食单产水平已很高，提高潜力不大。生物技术并没有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创造出好的品种，使谷物单产大幅提高。从1986年开始，中国的化肥施用量已超过美国，再加上中国水资源短缺等等，中国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

　　第二、由于中国人口不断增加，同时由于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求相应地改善饮食结构，消费更多的肉类、家禽、水产等，为了生产这些副食品需要更多的饲料。按人均年消费粮食400公斤计算，到2030年，中国粮食消费需求将达到6.41亿吨。国内生产的粮食只能满足总需求的41%。粮食供不应求，缺口将高达3.78亿吨。

　　第三、由于中国产品畅销世界，积累了大量外汇，中国有足够的硬通货进口所需要的谷物。因为中国对粮食的需求量很大，世界粮食市场必将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布朗以1990年为界，将前40年称为“粮食产量增长超过人口增长”的时代；以后的40年称为“食物短缺的时代”。布朗对世界上主要谷物出口国，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西欧、东欧、阿根廷、泰国的增产潜力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国家的谷物产量和出口量虽有所增长，但潜力不大。根据他估算，全世界每年出口的粮食平均为2亿吨左右，即使把全世界可以出口的粮食都卖给中国，也养不活了中国人。

　　第四、中国大量进口粮食将导致世界粮价上升，这将致使第三世界的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群无力购买必需的口粮。中国粮食进口将损害这些穷人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的贫困。

　　第五、巨大的人口对中国土地的压力将转变为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压力。该压力转而破坏森林、草原，水土流失，土壤板结，污染水和大气资源，触发全球生态危机。

　　基于上述分析，布朗断言：中国的粮食危机将引发全球生态危机，导致世界性的经济崩溃。粮食短缺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冲击将超过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

　　28年过去了，离布朗预言的2030年中国粮荒时间表还有8年。从当前的粮食形势来看，“布朗之问”显然错了，过时了。因为22年后的中国，按照官方的说法，我们的粮食已经实现了“十八连增”，2021年就生产了6.83亿吨粮（同年进口粮食达1.65亿吨），早已超过其预测的2030年中国需要6.41亿吨的数据，根本不会降低到什么届时我们只能产2.72亿吨粮的程度。

　　然而，我们粮食连年丰收的数据，却遭遇了如下的挑战：我们在自己“产”的粮食还吃不完的前提下，每年还要进口1亿吨粮，且数据是实质的，因为我们花出去的是真金白银，是布朗预测的“中国有足够的硬通货进口所需要的谷物”。这就是说，离“布朗之问”预警的2030年还有8年光景，我们就已经将国际上能够流通粮食的50%(1亿多吨)进口到了中国，8年之后呢？国际市场上的粮食都卖给中国吗？

　　即使粮食“十八连增”是真实发生的，我们生产粮食的代价，也是采取污染环境的办法生产的。其格局是：在中国生产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在美国农田大量使用，污染该国农田生态环境，其次还用转基因技术鼓励农民使用更多的除草剂，这一切都加重了全球环境灾难。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大潮不断涌现，中国有3亿多人从农村游离出来，他们原本粮食自给自足，现在要靠买着吃。我们不仅购买粮食，还购买了全球资源，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蒙古国的煤矿，俄罗斯的天然气，缅甸、印尼的木材，生态足迹几乎遍布全球。

　　买遍天下其实为一种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已变成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不得不说是与农业生产方法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关。中国用牺牲生态环境和健康的代价，开始动用全球如美国、巴西、阿根廷、俄罗斯、越南、菲律宾等国农田来满足吃饭问题，其实已提前15年应验了“布朗之问”，且满足的仅仅是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有待商榷。

　　二、形势不容乐观

　　我们来看看，现代农业还能不能再往前走下去呢？我刚从山东农村调查回来，我们发现现在大部分农民开始纷纷撂荒进城打工去了。那么谁在种地呢？是老人在种地。中国人平均种地的年龄达到了57岁，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变成67岁了，谁来给你种地？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现象，就是农村出现了“三留守”现象，谁在留守？老人、妇女和我们的孩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现在这种农业方式迫使农民不愿意到地里去投入更多的劳动，而借助于更多的化学方法，那就是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和农膜的大量使用，甚至有人继续幻想用转基因的办法来生产粮食。

　　从刚建国到现在，我们地里的化肥用量超过了一百倍，从原来的一公顷8斤左右到现在的一公顷800斤左右。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原所长赵其国院士，估计我国化肥使用量过去50年来增加了60倍，笔者估计的数据是100倍。我们是一边在吃粮食，一边也在吃化肥。

　　农药使了多少呢？农药的量也是严重的增加，一亩地约2斤使到地里去，另外一种就是大量的地膜增加在土壤里，一些地膜的覆盖，覆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它保温，保证一定的湿度，更能够除草，很显然，农业更加简单了。但是农膜怎么去除呢？大部分被农民烧掉，就地焚烧。

　　农膜焚烧以后，看起来干净了，但是有一种非常严重危害的物质，就是二噁英致癌物进入了空气中，就是现在我们人用这种方式来生产粮食，生产食物，一边制造食物，一边制造污染，甚至是严重的致癌物。我的博士生在做试验的时候，把小麦的根洗出来之后，发现残留20多年前的地膜还在土壤里。仅2013年，我国就有50万吨农膜残留在我们的土壤里。

　　我们用这种非常廉价的方式生产食物，我们的人也付出了严重的健康代价。这个健康代价就是癌症病人越来越多，心脏病人越来越多，高血压、不孕不育、食物过敏，甚至儿童的性早熟，都纷纷出现了。对于14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继续采用对抗的方法，让农民背井离乡的方式是不是可持续的。

　　三、我们的解决方案

　　在过去的22年里，笔者领导的课题组也进行了各种探索，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我的科研成果。我们认为要科学回答“布朗之问”，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可能来自于生态农业，而且是高效的生态农业。必须让我们的农业附加值提高，让农民愿意去经营，才可以解决中国人吃得饱、吃得好的问题。我们如何来回答“布朗之问”呢？显然还是需要我们自己解决，除了正常贸易外，100%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且既要满足数量安全还要满足质量安全。这个解决方案如下：

　　第一、人口就地城镇化，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产业。让30%的农业人口(约3.9亿)，生产出自己的优质食物，并可为剩余人口的10%提供优质食物。优质优价，将在家从事农业的人群收入提高到比进城打工还要高。以目前的经济条件，至少每个农村家庭收入10-15万元。这些专职农民，专门为人类生产安全的食物，其中主粮约2亿吨粮，同时生产约1亿吨的蔬菜。留守的农村居民，优先享受有机食品供应，加上城市的高消费人口，全国消费有机食品的人口比例达60%，超过目前发达国家20-30%左右的比例。根据我们的前期科研数据测算，仅利用2亿亩耕地即可生产2亿吨粮，满足约13亿中国人对有机粮的需求（城市低收入者依靠国家政策补助消费）；利用另外1.3亿亩优质耕地生产蔬菜果，以亩产均5000斤蔬菜产量计算（中国人均年消费蔬菜500斤）。中国人均消费水果160斤，全国需求量1.04亿吨，亩产水果4000斤计算，约需耕地0.51亿亩。

　　这30%的非大城市人群职业是农民，但居住条件要优于市民，他们住在别墅里，开轿车进城，环境要美化，农田里没有有害化学物质，鸟语花香，山清水秀。他们从事的是没有环境污染的生态农业，收入高，健康，劳动强度低于在城市打工，其职业受人尊重。上述各项共需耕地3.81亿亩，取整数为4亿亩。在该主粮和主要果蔬有机生产系统中，利用现代生态农业技术，每年可满足2亿吨的粮食，3.25亿吨蔬菜和1.04亿吨水果的需求。

　　第二、以少数民族为主牧区就地城镇化，发展生态畜牧业。占全国人口的20%（约2.6亿人），这些人口利用60亿亩的广阔空间，肉奶类完全可以实现自我满足，其多余的有机牛羊肉可以与农区交换有机粮食。我国60亿亩草原生物生产力是天然不足的，总生物量约3亿多吨，显然不能靠牺牲环境拼牲畜数量，在这里要发展生态乃至有机畜牧产品，将价位提高，用城市消费的力量带动草原环境保护。中国的牧区目前仅贡献了全国约20%的牛羊肉，显然这部分牛羊肉不能与农区的牛羊肉卖一样的价格。在这样的生态格局调整下，建议将牧区大部分还牧，那些不适合造林的地方还草。

　　第三、专业生产牲畜的饲料。再分出10%左右的人口(约1.3亿)，利用其余的10亿亩耕地，采取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主要是机械化、集约化种植，为动物专门生产食物。以亩产光合产物1吨计算(籽粒加地上部，集约化以后产量没有精耕细作的高)，即可生产10亿吨地上部生物量(约50%为籽粒)，完全可满足牲畜对4亿吨饲料粮的需求。采取集约化方式种植，每人耕作的土地百亩以上，人均收入也可提高。100%的光合产物可就地转化为饲料，产生的大量肥料部分进行就地生态循环，部分进入生态农业区作为肥料，满足有机食物、蔬菜、果树有机肥需求。因为这里的空间相对大，饲料充足，可杜绝饲料添加剂，让动物自由生长。在为饲料生产的农田里，可以使用化肥和少量农药。在该区域生产的人群居住在生态小城镇中，食物也完全自给自足。

　　第四、工业化用粮的生产采取与动物生产粮食同样的办法。分离生产人与动物食物，土地压力就变小了。还有约4亿亩耕地，生产不足1亿多吨的工业化用粮没有什么压力。这部分用粮也带动约5%(0.65亿)的人口就业。经过上述调整，中国已基本回答了“布朗之问”。

　　第五、农民职业化，居住环境生态化。从事农业的人口今后不能再以农民户口对待，统一为居民，他们的职业是就地的，从一产到三产都会涉及，从种植、养殖、加工、销售、旅游、小城镇建设与维护，农产品不进城加工，消费也就地解决。因为外调的量很少，只有10%左右，完全可以实现零添加农产品加工，彻底保障农产品安全。就地的有机废弃物全部回归农田，只有带出的10%的光合产物需要其他系统返回。在留种生态小城镇中的农民进一步专业分工，从事加工、银行、教育、餐饮、宾馆、维修、娱乐、旅游、物流、商贸等职业，这些原本在大城市里的工业化用工，直接在农产品的源头进行，从而又可分离出10%左右的人群，但他们不进入大城市，其需要的食物就地解决，他们的土地可委托其他农户耕作，他们也是有机食品的最初消费者。

　　第六、自然陆地空间副食供应潜力作为后备食物来源。对于自然陆地空间，如森林、湿地，这些只需要自然保护即可，不需要投入饵料，让自然界的养分循环。我国还有约10亩湿地，20亿亩森林，约养活5000万人口。他们的职业主要是自然保护与抚育，有工资性收入，其中可食部分的光合产物（如鱼类、林下产品等）到农区换粮食。我国仅淡水鱼产量就达2635.08万吨，如果没有生态压力，大自然给人类的回报是很大的。

　　第七、海洋空间还可作为进一步的食物来源。中国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养活5000万人口是没有悬念的。海产品的生产与供应必须，按照生态渔业规律进行，禁止过度捕捞，逐步停止过度的饵料养殖，充分发挥海洋提供优质有机食物的功能。

　　这样，在大城市中需要购买食物的人口比例压缩在40%以内，其中的10%高端消费人群以优质价位消费有机食品，带动有机产业发展。剩余的30%人口，因为前面几个系统已经生产出来足够的食物，且国家以征收公粮的形式，购买来的都是非常安全的优质农产品，国家采取购买服务的做法将利润直接还给农民，已基本满足到绿色食物要求以上的质量，从而基本实现了全民消费有机或绿色食品。低收入人群是需要照顾的，国家政策性补贴。国家可通过购买生态和健康服务的做法，鼓励一线生产的优质食物向这部分人群倾斜。

　　经过上述调整，我们不但回答了“布朗之问”，还一揽子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全民健康的大部，就业问题和社会和谐问题，同时拉动经济消费，造就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科学解决了粮食自给自足的问题，我们的粮食就可少进口或不进口。由此可见，充分发挥生态学的威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人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是有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