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进行时
每一场世界性大危机都必然导致全球秩序出现巨大的新变化，这是人类社会一条基本规律。蔓延全球的疫情危机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但改变今日世界面貌的力量却不仅仅是疫情，此前人类社会已经开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只是在疫情危机下，这个话题变得更加真实与紧迫。
因此，在热议疫情危机后的世界变化与秩序变迁的时候，我们必须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做进一步的分析讨论，并把疫情危机纳入到的这个框架下来进一步加以审视
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判断
有关大变局的说法，最早提出这个命题的是清末名臣李鸿章。李鸿章在总结几十年来天下板荡的基础上，以切身的经历，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说。
李鸿章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简单地说，就是“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也极大地影响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李鸿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青年时期的李鸿章心雄万丈、不可一世。这在他赴京参加科考途中所写就《入都》一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但是，几十年过去之后，进入人生暮年的李鸿章却是一副奄奄垂死凋敝无助的心境了：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的这首《临终诗》无情地揭露了这样一个现实，即中国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机。未来究竟路在何方，这是一切不甘沉沦的中国人的呐喊，也是李鸿章所死不瞑目的最大疑问。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社会周期性地出现翻天覆地般的大变，但那种“变”说到底，都是朝代更迭，而现如今所遭遇的却是文明的替代：过去是民族冲突，现在则是制度与文明冲突;过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央王国体系，现在则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帝国殖民体系，这个体系要颠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文明体系。所以当此之时，大清王朝所遭遇的是文明的兴败与民族的存亡，是亡国灭种的颠覆性危机，是三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危机。按照李鸿章那个时代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三千年”者，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之谓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就等说“有史以来未有”的危机局面。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怎样才能救亡图存，过去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已经对此给出答案，做出了很好的回答，那就是中国要重塑再造，实现新的历史光复。
我们为什么要翻这份历史老账呢?
因为只有重温这段历史，才能更加明了“大变局”这一命题的重大与严肃性质，才能深刻理解其颠覆性和历史重塑与再造意义。
提出这样的命题，意味着世界重新开启了新的大动荡、大改组的历史时期。今天这个命题虽然没有放在“三千年”这样一个漫长而惊人的历史时段下，但以百年为期，也足以彰显其严峻性与深刻性。因为人类社会历史的步伐节奏已经远不是古、近代所可比拟。对比一下100年前的中国和今日的中国，其差距远大于大唐王朝和大汉王朝的差距;对比一下100年前的世界和今日的世界，其差距也远大于神圣罗马帝国和拿破仑帝国之间的差距。因此，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今一百年时间段里所发生、所产出、所创造的事情，超过以往的千年之积。“百年未有之大变”足以划时代和开启新的人类纪元了。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命题由来及时间范围的界定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命题的开始。
那么，这里所谓“百年未有”到底是指哪个时间段呢?
从逻辑分析而言，无非是如下三种可能：
——从现在起上溯100年，即1919年——2019年，此为上溯法;
——从现在起往下延伸100年，即2019——2119年，此为下延法;
——以现在为一个“点”，分别上溯下延一个时段，成百年之数，此为中间法。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百年”只是一个大致数，并非精确到正好一百年，一点不多一点不少，这里我们也只是以大致一百年的时段进行分析演绎。
基于上述三种划分法，我们认为：
假定我们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定位为第一种，即采用上溯法，这好像难以成立。
因为在这个时间内，世界有一次大战后的巨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所引发的巨变，还有二战以后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带来的巨变。我们今天所身临之变，迄今为止也还难说有上述那些变化那么大、那么剧烈。所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指向的“百年”，不大可能是这个一百年。
假定我们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定位为第二种，即采用下延法，这也好像难以成立。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历史的算命先生，对社会发展可以进行科学预测，但预测能力与水平毕竟还达不到那么久远，甚至连眼前的这场疫情危机都出乎意料，完全没在人们的预估预测当中。历史经验证明，我们管不了以后一百年的事情，规划今后二三十年还差不多。所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指向的“百年”，也不大可能是这个一百年。
这样一来，剩下的就只有第三种划分办法了。
结合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历史，站在中国的视角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命题，笔者以为，这个百年时段大致应该在1949年——2049年间。理由根据如下：
一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完全可以看做是百年未有之一大变，如果把时间上溯到新中国以前，阐释世界未有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难以超越新中国成立这个事件的“坎”，这已经是后来难以超越之大变了，在刻意展望的未来时间内未必还会有如此之大变局。
二是现如今的全球秩序，仍然基本属于二战后秩序，中间虽然经过诸多重大变化，如二战后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兴起，冷战格局终结、霸权体系全球扩张等，这些发展变化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隐去。
三是毛泽东主席对此已早有预见。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就曾预言：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地覆的时代，是过去如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毛主席所指出的时间段，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百年的时间段大致吻合。
四是2000年之后，世界开始了新的变化，这才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点之所在。因为没有此前所变之比较，无法彰显此“变”之大之巨;不给此“变”留下足够的时间，世界之大变短期内也难以完成，变化还在持续、持久地进行当中。所以从现如今延展至2049年合乎逻辑，尤其是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之时，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点在2000年以后，目前我们仍处于这个“变”的持续发展当中。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都有那些“变”
关于这个战略命题的具体内涵，我们认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战略重心转移，事实上等于宣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终结，这是一个大变
一个事件只有在历史的尺度上才能展现其意义。2008年西方爆发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五百年来第一次让位于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重心，全球的生产与制造中心已经转移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新兴国家，世界的经济重心也开启了向亚太转移的历史进程。
人类历史的规律一再证明，伴随着财富转移的必然是权力的转移。在疫情危机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已经出现整体性的倒退，他们不仅在全球经济与财富占比上开始倒退，而且还发生战略层面上的整体性倒退，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各种劣根再次暴涨起来，什么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本国至上等，各种各样乌七八糟的思潮甚嚣尘上。在这些所谓“思潮”的驱动下，以霸权国家为代表，动辄以“退群”为手段，肆无忌惮的破坏正常的国际秩序，经济上赤裸裸地动用政府的力量干预市场，采取霸凌手段进行公开不加掩饰的掠夺，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掠夺性、寄生性和原始野蛮性。他们虽然暂时和表面上占了大便宜，但从长远与根本上，等于是把西方世界曾经的“人类中心、希望与未来”的招牌砸了个稀烂，等于是进行了一场相当强烈的自我否定，也对自己做了一场空前惊人的战略拍卖。概括地说，西方主导世界的合法性被他们自己所颠覆。
第二，西方世界从政治高峰上跌落，新自由主义破产，这又是一种巨变
还在金融危机发展蔓延之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过，现如今，自由主义已经与世界人民的需求发生冲突，它不能像近几十年来一直试图做的那样，简单地对任何人发号施令。而英国的媒体则坦率地承认，自二战结束以来，自由主义思想一直是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这个主导西方意识形态并拿来试图对他人发号施令的东西严重地失灵了。
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冠病毒疫情是人类社会百年未遇的重大危机，这场危机所检验的不仅仅是各国的公共卫生能力，更考验各国的社会治理水准。总体上看，西方各国的政治表现十分拙劣，抗疫实绩相当低下，在空前严峻的疫情危机面前，他们广大民众照样要在危机中煎熬，情形类同于第三世界，号称先进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几乎沦为一个个失败的国家(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西方自由主义遭遇前有未有的破产》一文)，为此给全世界人们所展现的本相，就是他们的社会模式与现代化方案也并不神圣，非但不是什么终极答案，反而到是百孔千疮的破烂货。
金融危机、疫情危机接连两场危机把过去多年所吹嘘的西方资本主义人文精神冲击得七零八落，剥掉了新自由主义的外衣，将其打回野蛮的原形。这样一来，西方世界就从全球政治高地上跌落下来，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将不得不应对日渐严重的失语、失能、失效和失败的危机。
第三，世界多极化发展具有新的政治与战略内涵，这也是一个大变
多极化是一个很成熟的概念，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曾经常讲世界多极化，但这里的多极化往往就战略格局而言，更多地是从地区实力中心的角度来加以诠释，基本上出于地缘政治学的视角，应该是涵义比较单一单纯。
但是，金融危机和疫情危机这两场危机过后，今后全球多极化的概念将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那就是在西方模式之外，人们将看到有更多的政治模式，更多的历史的道路，更多的现代化方案摆在面前，人类社会有着比以往更加丰富的政治的与历史供给。在这样的政治与历史条件下，今后的世界多极将不再停留在过去概念上，而具有更加丰富非内涵：在政治上，人们将看到有“(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极”，有宗教神权的“极”，有现代威权主义的“极”，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宗教神权制度，都能走通他们自己的大国成长道路;在经济上，新冠疫情下西方自由市场失灵，中国国家宏观调控的优势凸显;在战略上，打碎“西方中心论”不啻是一场历史的解放，它给各种新兴的力量中心发展壮大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机遇，传统的战略博弈将为新兴的发展竞争所替代。上述这些重大变化，将成为人类历史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一个伟大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行将结束之际，欧洲仍要回归成为世界之一隅，如同它在殖民时代以前所表现的那样，而美洲则可能要有发生一番深刻的历史重塑，可能要以民族国家为底色为蓝本进行新的历史构造。
总之，展望未来，世界各国人民可以依托自己的文明向前发展，而完全没有必要割裂自己去皈依西方，这在今后已经不是什么出路，更不能再代表未来了。
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具体怎么“变”
中国古人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当今世界也是这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也要建立在对人类既有“道”与“器”进行扬弃的基础上，所谓“化而裁之”是也。
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归纳概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不仅仅是全球战略重心转移那么简单，而是整个世界由内而外的巨变。
首先是大变局的内生之变
人类社会的技术水平、创造能力日新月异，由此带来物质生产与财富积累形式不断发生巨大的改变。
十九世纪的时候，蒸汽机是人类社会技术水平与创造能力的标志，哪个国家生产蒸汽机的水平高、能力强，哪个国家就占据了优势，相应地就能获得支配地位;二十世纪进入内燃机时代，哪个国家生产内燃机的水平高、能力强，哪个国家就占据了优势，相应地也就能获得支配地位;现如今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计算机时代，哪个国家在现代信息技术领域占据优势，相应地就占领了发展的制高点。
这样一个简单的发展脉络证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突出的阶段性与颠覆性特征。某个地区、某个国家可能是某个发展阶段的策源地或中心，但不可能成为所有发展阶段的中心，而注定要被新发展阶段好新的发展中心所取代，而新的发展阶段则注定要覆盖和颠覆旧的发展阶段，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或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学术一点的文字来描述，就是战略性转移。在人类既往的历史上，这样的转移屡见不鲜，早已经为人们所熟知。
与此同时，技术与物质条件的改变还直接改变人类社会的内部关系。新技术带来新发展，新发展必然带来新关系、新结构和新面貌，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为此，全球秩序总是要随着新发展而做新安排，要在不同发展阶段里再造和重塑世界的结构与关系，这同样不已人的意志为转移。
现在，人类的发展进步已经走上了历史阶段性新的分水岭，发展的中心已经由欧洲、美洲转移到亚洲，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的崛起，突出地表现为全球经济重心转移到世界的东方，这样一种变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如果说有什么世界大潮的话，这才是真正的世界大潮。
在这样的大潮之下，全球秩序和战略格局必然要发生新一轮大动荡、大改组，这是一种无法遏制的内生动力。当前中美之间所发生的技术战争，如激烈的5G之争、太空技术之争等，只不过是一个个有趣的、具有标志意义的表象事件。
其次是大变局的外在之变
新发展造就新力量。旧秩序、旧格局是守旧的力量加以维系，新格局、新面貌是新生力量来推动。因此，任何一场大变局都必然演绎为新旧力量之间的碰撞和斗争。现如今也不例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发生了突出的新旧力量之间的较量。在这样的较量当中，旧力量将充分地释放自己的本性，将表现得极其疯狂，当年中国清朝的守旧势力是这样，今天地球上的霸权力量也是这样，古往今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绝不甘心也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这个特点最典型与最具代表性的口号。同时，我们也必须坦率地承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二者集中地体现了新旧力量之间的斗争。
在新旧力量斗争日趋激烈的总体背景下，全球战略格局中大大小小不同板块之间也要发生频繁而密集的碰撞，不同文明模式之间也要发生斗争，不同发展模式之间也要发生斗争，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安全等各方面的矛盾复杂交织、各争雄长，呈现豪杰并起、群雄逐鹿的战国奇观，从而出现大规模、大面积的分化组合。与此同时，战争与冲突的危险与危机将日益深重，所谓发展的时代，其实质就是一个狼烟四起的时代。一些人所相当沉醉的人类“永久和平”其实子虚乌有，他们的梦想将被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最后，变得通，通则久，这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现有全球秩序是不合理、不公正的秩序。这一秩序以西方国家为中心而构筑，其基石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体系。过去，这一生产体系提供了人类所需要的大部分物质和技术，这是既有全球秩序历史合法性的基础。但是现在，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异化成为以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和战略野蛮为主要特征的集团，霸权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但这个领头羊已经变得相当堕落，其自身经济与政治结构严重扭曲，原来起支撑作用的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三大产业现在已变得不成比例，现如今美国主要依靠服务业来剥削全世界人民，主要通过烂印美元来维持其经济上的寄生生活。美国年度制造业产值大约2万多亿美元，而一次印刷美元就达到这个的数，还美其名曰“量化宽松”，其实就是金融大放水，就是剪全世界人民的羊毛。现在，美国靠军事力量支撑其世界霸权，靠世界霸权支撑其金融霸权，靠金融霸权剥削全世界而实现寄生，同时支撑其畸形的战争机器，这就是今天真实的美国之治。这样的一种战略秩序，甚至比罗马帝国时期的霸权秩序还更加恶劣、更加令人唾弃。
正因为如此，所以世界各国人民强烈要求改变和革新现有世界秩序，如果说有一个全球民意的话，那么最大民意就是这个民意。全世界人民不是不要维护世界和平，但维护世界和平并不是要维护现有的霸权秩序，一些中国人惯于在这个问题上搞偷梁换柱，搞概念偷换，把维护世界和平与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等同起来，将二者归一，这是完全错误的。现有的国际秩序其实就是霸权秩序，而这样的秩序并不是和平而是战争，譬如霸权经常性地其威胁，时刻要对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古巴等国发动战争，还在积极从事对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国的军事侵略。真正维护和平，就要反对霸权，反对霸权秩序，就要同霸权及霸权秩序做坚决的斗争，也就是说，要求变，要通过变革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加合理的全球行社会。
越来越多的求变力量积水成渊、积流成河，将在“百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与框架下汇聚成为磅礴的大潮，将扬弃既有的全球战略框架，推动形成新的世界战略格局。
总之，以英美为核心的西方战略集团统治世界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而历史总是要持续地变迁、轮回，现在已经再次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的十字路口。
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意义与影响
很长时期以来，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与战略语境中，经常性运用“挑战与机遇”的逻辑，根据这个逻辑进行推导，当代中国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这个机遇到底是什么机遇，窃以为，很多时候都语焉不详、不求甚解。现在，结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命题，我们认为，所谓中国的战略机遇，就是这个“大变局”，而不是任何别的。中国既是这个“大变局”的主要推手，同时又是这个“大变局”的直接受益者。
第一，中国的崛起复兴只能在大变局中实现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崛起复兴的前提条件。没有这样一种空前巨大的“变”，中国就不可能拥有崛起复兴所必须的战略空间;而中国的崛起复兴，同时又冲破既有的格局结构，给世界之变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二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二者互相助推，互为动力，这将使中国攀登到历史的新高峰，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再次焕发靓丽的光彩与勃勃生机。
美国的政客们已经看出这样的苗头，对此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不安与恐惧了。此前，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名叫斯金纳的官员就曾说过，这是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同样引人关注的是，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竞争对手。”
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意见，也并不是个别人的意见，而代表了相当一些美国政客的心理。中美之间的战略斗争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明冲突，这样理解完全是西方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从来没有此等逻辑，但是，中美战略斗争必将把中华文明推向新的高度，这将成为历史的必然。任何人类文明都在锤炼与锻造中得以升华，中华文明也是这样，中美战略斗争就是一次千年难遇的历史锤炼，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将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与精神基础，使后来人在谈到我们时代的时候无比骄傲，就像今天我们谈到汉唐时代十分骄傲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不能不承认，美国的一些政客确实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与真谛。
第二，促进战略平衡，保障世界和平
在“大变局”的战略框架下，全球范围内反对霸权、反对现代资本主义帝国的斗争将不断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是一个大趋势，也是一个大的战略潮流。许多人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霸权挟空前绝对的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妄图铲平一切不服和反对势力，打造一个绝对的美国世纪和美国世界，为此先后狙杀了萨达姆、卡扎菲、本˙拉登等一系列闻名天下的枭雄，一时间挡者披靡、无往而不利，但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如打怪一样，越打越多。霸权非但没有铲除反美反霸力量，相反，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更加兴旺，反对霸权的力量更加风起云涌、势成燎原。与之相对应，却是美国自身的霸权实力受到极大的削弱与打击，以致于在很多地方都力不从心、难乎为继了。
全球范围内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将有力地促进新兴国家更快更好地成长起来，包括如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也包括伊朗、南非、土耳其、巴西等这样的地区强国，而中国在其中地位与作用尤其突出，比如中国可以放手向新兴各国提高各种高新科技、高新技术，打破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垄断，给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动力。目前，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上合”“金砖”组织，都在发挥这样的影响与作用，未来作用还将更大。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斗争，削弱霸权的战略优势，从基础的角度铲除“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的土壤与条件，世界的和平奖得到切实的保障。
现在世界依然面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任何人只要看一看美国的全球作战计划就一目了然;世界更面临着在战争中人类自我毁灭的危险，因为美国霸权不但顽固拒绝做出不使用核武器的承诺，而且还大力发展新型核武器，发展和装备太空打击武器，最近还放出风来要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一切秉承客观公正立场的人们都看到，霸权是当今世界最大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不解决这个问题，人类就要永远处在毁灭的危险之中。通过对美斗争，取得全球新的战略平衡与均势，形成对霸权强有力的牵制和制衡，霸权可以毁灭全人类的核武器就将无用武之地，否则，指望美国自己销毁核武器，永远都是与虎谋皮，也永远都是缘木求鱼。
捍卫世界和平，让人类避免战争的灾难，让独立主权国家避免美国的精确制导炸弹随意从天而降，这是对人类社会巨大的贡献。这个贡献当然不可能是中国一家的，但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应该在其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同霸权这个战争策源地做斗争，就是这一贡献最直接和最有效的体现。
第三，促进人类公平与公正的发展
现如今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缺乏公正与公理的社会，在根本属性上，它仍然奉行“弱肉强食”的法则，目前除了少数发达国家以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处在不利和不公正的地位。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西方，是西方国家自殖民时代以来所逐步塑造构建起来的。美国霸权现在全面继承了其老宗主国的衣钵，成了坐在这个秩序金字塔塔尖上的王者，这就是为什么动辄美国就能率领其西方打手冲向世界各地的文化原因。在西方统治世界成为全球中心以前，人类社会并不是这个样子，特别是由古代中国所主导的东亚及亚洲秩序，从来没有把文明、文化和宗教强加于人的事情发生。但自从西方统治世界以后，西方以外一切人类文明就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西方文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排他性的文明类型。
现如今世界进入大动荡、大改组新的历史时期，对美战略斗争将强有力地重塑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使之向着更加合理与公正的方向发展，破除霸权主导和控制人类社会生活，将使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左右和支配人类社会的状况得到极大的改观，这将成为中国对人类又一方面巨大的贡献，这个贡献的文明和文化意义将不可估量。
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于“变”的进行时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不是完成时，也不是刚刚开始，而是正在进行时，并且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正是有了这样的时间积累，才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战略概括与总结，因为人们只有回望来时的路，并站在战略的高度上加以智慧的总结，才能准确地定位现在与前程，才能切中时代最重要的战略课题，这已经属于非凡的战略智慧。没有既往历史为我们提供丰厚的经验，指望哪个圣人在时代的开端就做出历史的时代性判定，像传说中袁天罡、李淳风或者刘伯温那样，掐指一算五百年后，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有谁这样做，那只能是算命先生的把戏。
正处在进行时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在向深度挺进，还在向更广度发展，而真正的大变与大局还在后面，这意味着未来的挑战更大，其境界也更加绚烂。展望未来，将有两个突出的前景将在今后的变化与变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全球和平发展统一战线在成长、成型并将渐入佳境
全球范围的反帝反霸斗争客观上赋予一切新兴力量的新发展行动举措，一概都天然地具有统一战线性质，比如中国提出并广泛倡导的战略伙伴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等。现在所差的就是主观上的积极意志与进取心态。一些国家还在坚决对美斗争的边缘徘徊，还对美国霸权抱有相当程度的幻想。
但是，随着新旧力量之间斗争的进一步激化，来自美国的战略压迫与遏制进一步激烈，全球反霸统一战线的形成将水到渠成，成为一件自然而言的事情。这是现如今美国霸权所最为惧怕的两个事件情之一。在此之外的另一件就是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如果这样两个事件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同时实现，则美国的世界霸权也就陷入有史以来最深重的危机当中了。
二是西方集团的集体行动能力绽现危机
自二次大战以来，西方国家结成强大的战略集团，在重大关头历来行动一致，他们惯于结伙打劫，冷战时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古巴危机等是这样，冷战结束后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叙利亚冲突、利比亚冲突等还是这样。但是现在，在蔓延全球空前沉重的疫情危机面前，西方国家作为一个战略集团，却失去集体行动的动能与力量，这应该是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当然，这帮家伙还可能在疫情危机之后对中国结伙打劫，但针对疫情危机而没有他们的统一行动，这可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遭。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一现象昭示，西方战略集团在集体行动上已经有所缺失，已经出现缺口与裂痕，以他们现在的实际状态，这个缺口与裂痕会得到弥补修复吗?
展望未来，西方集团今后所面对的危机将层出不穷，他们所猬集的霸权集团内部的缺口与裂痕不会因为危机而得到弥补，相反将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土耳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意大利、希腊等也出现了松动脱轨的迹象。不断发生发展的各种危机将如同一记又一记重锤，接连不断狠狠地砸向西方集团这个战略板块，使之终有一天支离破碎、分崩离析。现如今已经开启了这样的历史进程，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的重要一“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持久的渐变，更需要诸多激烈的突变，而疫情危机就是突变中的一个，是促进世界质变不可或缺的环节。所谓坏事变好事，历史发展需要这样的理性与辩证。
结语：新的世界体系代替旧的世界体系不可避免
回到本文开头，前后两个“变局”真是沧海桑田、天翻地覆，对比十分鲜明!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被动应付，当时的中国处于可怕的风雨飘摇之中，而李鸿章则被称为大清王朝最大的裱糊匠。当此之时，全球列强争相恐后都来欺负中国，谁都能到中国身上揩油。
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是中国主动塑造新的世界面貌，推动世界出现新发展、新变化，比如“一带一路”的倡议，上合组织走向成熟等，这完全不是什么裱糊，而是当今中国战略伟力的彰显。西方集团捏造什么“中国威胁论”满天飞，从另一个侧面看，标志着他们在崛起复兴的中国面前正在瑟瑟颤抖，现如今的世界风急雨骤，但在其中飘摇的已经不再是中国，中国不再需要裱糊，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时、势、义都在中国一边。迫切需要裱糊与修复的，倒是那个世界上最大最蛮横的霸权帝国。
前后对比下来，令人感慨万千!
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都要走肯定否定的发展规律。霸权所主导的全球秩序也是这样，也要经过肯定与否定两个历史过程。二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这个秩序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在和平压倒一切的大背景下，哪怕是霸权治下的残酷和平，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此前美国得以在一定程度和一种视角上占据着有限的道德与道义高地。但是现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进入否定霸权秩序的历史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集团极力维护旧秩序、旧体系，已经在道德与道义上堕落成反动力量，光明、前途与未来已经不属于美国这一边。尽管美国霸权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但全世界人民的斗争必将完成这一神圣的使命。
斗争新是世界的助产士。所谓“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变者核心就是旧的世界体系和旧的世界秩序，新秩序同旧秩序斗争，新生力量同守旧势力斗争，新的世界体系代替旧的世界体系不可避免，这是未来大势，这是今后的潮流。所以，这样一种“变”不能坐等，要靠斗争来实现，通过斗争而得以推进，得以达成。中国是新生力量的代表，也是推动世界新秩序的主力，中国同美国之间的战略斗争，将成为新旧力量和新旧秩序之间斗争的主战场。历史已经把中华民族推到了这个位置，即他们将不得不勇敢地担负起人类发展的主要责任，担负起改造世界使之更加美好的道义重担。正所谓“铁肩担道义”，中华民族历来铁骨铮铮，如今全人类的道义重担已经压在中国肩上，既然打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未来就出路就只有埋葬霸权秩序这一条，舍此之外别无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