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 思考抽象批判与具体批判的相互关系问题:从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批评说起


  在《葛兰西还是马基雅维利》一文中间,阿尔都塞透过讨论马基雅维利和葛兰西,回顾了自己对于国家机器的“两分法”认识。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去讨论马基雅维利的思考,并批评了葛兰西忽视经济基础这个“最后的决定因素”,他的批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工人阶级的觉悟需要联系的经济基础内部的状况来展开,而只讨论国家机器特别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部分,相当于避开厨房就在厅堂里摆上一桌好菜,这个虽然讨喜,但阿尔都塞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战略还是得回到剥削现场去——最好在厨房讨论和完成。

  阿尔都塞的批评,需要回到抽象批判(马克思开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具体批判(列宁和毛泽东强调的、对具体的统治阶级展开斗争中间的领导权关切)相互关系方面,去展开和具体分析。

  一、难以讲述的政治现实主义——需要透过访问马基雅维利去思考政治现实主义?

  首先,政治现实主义是一个近代以来的强大传统,思考革命当然只能够从这个基础上出发。但是,基于政治作为激烈博弈场域的特性,现实主义原则一经说出,就会丧失“道义地位”——被对手逮住狠批,所以,讲述政治现实主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人们往往不得不回到前人和古人的思考,在与之对话的过程中间,讲述部分真相。

  霍布斯强调利维坦的必要性,目的是避免“人对人象狼”那样一种丛林状态,这是基于功能分析的辩护路径——政治强权超越所有人之上,将会降低所有人的安全或者防护成本。识别出一种消极利益及其公共性,这显然也是一种政治现实主义,前提或者假设是自愿的合作与秩序,不可能达成,或者即便是一时达成也难于持久,最终还得是走向利维坦。

  在中国,传统儒家对于王道给予无保留的褒扬,对于霸道则给予俯视和反感,但是,最终还是历史性的请出来秦始皇这样的利维坦,才最后实现“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此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状况,才得以避免。尔后二千多年,有关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霸道代替王道到底是历史进步还是倒退,始终没有形成共识。直到1970年代,毛教员还赠诗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毛后时代,史学界鲜有讨论这一类“大”问题的,当然,也就弱化了历史研究的政治认识功能。

  马基雅维利谈到君主要能够象狮子和狐狸,狐狸的诡计或者伪装能力,在现实政治中间担负有很重要的功能。为什么政治目标和意图,不能够公开全面地讲述,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自己的答案。《史记·滑稽列传》中间,西门豹说过“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这是精英们的自我期许——似乎只有他们那样的领导者才有远见和整体视野;而马列则反过来讲述一个道理,统治阶级总是倾向于把本阶级的狭隘利益,伪装为普遍利益。这样,某种程度的保密或者伪装,就属于绝对必须的了,透过诡计和伪装进行统治,象狐狸那样行事,有了绝对的必要性。统治者不能够如其所是地时时都公开其意图,这当然属于政治现实主义的一个部分,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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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留下的思想遗产,越是在艰难情况下越是被人们接受,这是我们对中国前途始终充满信心的原因。毛主席留下的进行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遗产,使得年轻一代会比较容易将革命继续下去,这是我们对年轻一代始终寄托希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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