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关于土改的政治与经济含量——后革命的解释路数是如何遮蔽政治的

　　一些还肯定中国革命及其精神遗产的人，也往往会选择忽视革命进程的阶级政治内涵，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革命解释权“长期旁落”的结果——这个1980年代兴起的后革命解释路数选择以经济遮蔽或者淹没政治内涵，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如何理解和解释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斗争领域。如果不能够从这里完成思想突围，就很难如其所是地理解革命的精神遗产，也很难理解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具体到土改问题上，很多人就往往过分突出其（土地等）经济资源再分配以及平等内涵，忽视了组织农民群众进行斗争，并据以进行新的领导权建设的更重要方面。应该说，无视土改过程中间的领导权建设内涵，或者彻底抽掉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要以“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为基础，都是基于后革命解释而形成与毛教员的不同政见。无视领导权的存在及其运作要求，反过来会彻底抽掉毛时代的解放政治内涵，诸如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问题，都会给予彻底否定，这些应该说都是一个系列的告别革命策略——否认革命政治的内涵然后说革命政治都是空想，从来没有实现过也永远实现不了。

　　如何理解土改的政治含量？

　　土改的政治含量大于经济含量，透过土改去组织群众（组织在农会里，选择得力的干部）和觉悟群众（讨论谁养活谁），在政治上提高一些人同时压低另外一些人，实现组织和舆论优势的转换；基于分田分地的资源平等，确实事关每一个人，足以吸引人们的高度关注，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毛教员说分田没有什么奇怪麦克阿瑟和拿破仑都分过田，共产党最大的不同是拿分田进行彻底的群众组织与动员工作，此后，群众的大多数有了方向性和选择性——知道了谁跟谁好、应该支持谁，这个才关键。

　　土改之后，农村系列的重大政策，例如统购统销与合作化，都对农村中间的富裕群体不利——彻底断掉了他们沿着旧有的通道上升为地主富农的可能，但是，土改时期确立的乡村权力结构和舆论优势，自身就有足够力量抑制这部分潜在反对力量，故土改后农村政策的推行相对顺利。

　　大体而言，透过工作队领导的群众性斗争，确立了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这个领导权一定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组织起来，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形成组织优势，二是需要进行观念权力的颠覆——此后有利于大多数人而不利于旧统治者。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群众的智慧与力量所在，也是新的领导权代替旧领导权起作用的地方，还会为新的社会改造提供动力和能量。

　　在颠覆观念权力方面，存在着多个梯度的进步空间：最低限度是重新定义好人与坏人——斗地主中间也往往会出现道德揭穿和批判，中间状态是确立新的价值观——逐步走向好坏对错以新的标准来判断——最初阶段要重新设立大多数人都接受的“肯定清单”和“否定清单”，最高层次则意味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出现和起作用——这大体上相当于毛教员所说的“政治战线与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接近完成时。

　　在观念权力起作用的反面，是人民群众的觉悟过程——挣脱肯定旧统治者或者不合理现实的意识形态或者观念权力的桎梏，实现觉醒，对不合理现实逐步产生了批判性，这个其实就是《五七指示》中间所说的工农商学兵都“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个说明，毛教员对于公有制社会内部的人民觉悟和批判性，一直是嫌弃其太低，所以往往需要进行动员和号召。

　　当然，就经济内涵而言，民主革命以及分田的制度变革内涵，还处在旧制度范围内，但是，就其政治领导权建设而言，就已经是一种不符合私有制的上层建筑了——还是一种在经济基础内部直接就要起作用的上层建筑因素，“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毛教员格外重视在民主改革时期的领导权建设成就，工作队下去是否充分发动了和组织了群众，非常重要；近乎把那个视为领导权建设易于取得成效的最好时机——似乎一次错过就难于弥补——和平土改当然也属于浪费了领导权建设的良机。

　　过分强调或者只强调分田的经济激励作用，是秦晖和吴思等公知宣传的观点，说土共以富人的资财作为激励因素，诱导农民革命，而接受了分田分地的农民，还相当于是缴纳了“投名状”——就把自己绑上了共产党的战车。似乎，物质刺激自身就起到了决定作用，钱可以役鬼通神。对于这个，毛教员明确表达过不同的看法：“教科书中说：‘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这说明他们的办法是政府没收，然后由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一种恩赐的观点，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和他们不同。我们是依靠贫农，使贫农和下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具体做法是：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开展阶级斗争。在整个过程中，党起引导的作用，反对包办代替。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对大批俘虏兵的改造，也采取诉苦的办法。这种办法，我们现在一直还在采取，发展为回忆对比。”【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注与谈话，三、民主革命】

　　经济基础在何种条件下决定政治或者能够说明政治

　　有人认为经济基础对于政治具有决定性，应该说，经济地位能够决定政治地位的状况，是私有制条件下才能够成立的。革命时期则相反，是政治领导权反过来作用于经济资源及其地位的再分配过程，湖南农民运动期间能够干成的十四件大事，都是新形成的政治力量有效地干预了（旧日）经济优势的结果。

　　毛教员还说过：“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四、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

　　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系谱》一书《前言》中间说：“十分有必要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最终是在社会的政治层面——而不是在经济或文化层面——得到解决。换言之，要阶级存在，国家的形成和瓦解就是生产关系重大变迁的标志。”这个说法格外强调了政治因素尤其是国家的中心性地位，毛教员的说法更具有实践性和经验性，他从制造舆论和早就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说起，谈到夺取政权及其后的生产关系大幅度改变，最后作用于生产力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全面地呈现了中国革命进程中间的关键政治要素，这个革命路线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维度，而进行各种去政治化的解读和解释，反倒是别种政治侵入和把控“革命政治解释权”的结果。

　　一些还愿意肯定中国革命精神遗产的人士，也往往完全无视领导权问题，显然，这是接受了一种去政治化的理解，与1980年代以来的官方“经济主义解释”关联度更高些。其实，把劳动群众组织起来干革命，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的政治建设建设，列宁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与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专政相对应），毛教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间，从经验上提炼出来的，就是一个入门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形态，这个属于把旧社会劳动人民的不满意现状这样的政治势能，转化为政治动能去改造世界的关键，领导权问题或者政治挂帅，才是毛教员思想的核心与关键。

　　在对生产关系进行规范性的理论阐释之外，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长期在工厂蹲点”的经验研究显示：在工厂这样的生产关系成立的场所，并非是一个纯粹经济关系成立的场所，还存在着内部国家与内部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回顾，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非生产关系发生的场所之外，用另外的方式进行，而是直接进入生产关系的第一现场去参与反作用的。

　　所以，一些人谈到生产关系，就往往不自觉地按照概念区分——似乎是概念规定着现实而不是相反，一定要排斥其内在的政治含量——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如果排斥这个，在后续政治历史观察中间，无从识别公有制社会有没有反对“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人，也说不清有无走资派——这个派别的最初表现不是搞私有制（这是未来的最后阶段选项），首先的政策主张或者实践是反对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通常会表现为对强化管理权并让少数人垄断起来去逼迫劳动者多干活感兴趣，据说这样有利于促进企业效益和生产力发展，这个被称为资产阶级法权（一种非无产阶级的政治想象力）。

　　而在向前追寻革命历史过程中间，探寻生产关系新的实现路径，总是与具体的干群关系和管理权力运用相关，而毛教员在革命时代，对此有了革命性的创造，从三湾改编到后来的鞍钢宪法，都是强调兼容劳动者的政治主体性的新路线——所谓毛主席革命路线，在面对面的管理与权力关系中间，在第一管理现场内部就引入革命性的政治内涵。红军中间的官兵平等，后来发展为三大民主，这些，都是把管理权对被管理者开放，同时，还搭配了一个周期性的整风来落实反向的批评权。如同一些人愿意强调的，要搞好劳动过程中间的“相互关系”，这才是毛教员的着重点。

　　一句话，生产关系内部，必须纳入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内容，建国初期，遍布城乡的民主改革，以及宣传上的反封建内容，多在于打破对管理权的垄断及其对劳动者的各种压迫和榨取，让组织起来的有觉悟群众，对新的生产关系起到支撑作用——其改革内容就是把这个部分的政治含量输入进去；而公有制的正常运作，也需要这样的群众化的政治条件，否则就会趋于瓦解。1980年代的改革从强化管理权开始，以国企濒于灭绝告终，不是没有内在原因的。

　　抽象批判与具体批判的相互关系问题

　　在马列毛的思想系列中间，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对于一切剥削制度都进行了批判，这个近乎对一切统治阶级都有效的批判，可以称之为抽象批判；而列宁则转入对沙俄统治阶级的政治与军事斗争过程，他很强大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需要针对统治阶级的专政样式和内容，有针对性提出如何觉悟和组织大多数劳动者的关键点问题。他批判考茨基，说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依据不在于用不同的方式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而关键则在于需要就领导权问题切入，化社会势能为政治动能，据以改造旧世界。而领导权或者专政的概念，则功能性地对应着劳动者阶级的觉悟与有组织斗争能力，这个才是展开对一个具体统治阶级进行批判的关键。

　　另外，毛教员与王明宗派的争论，其中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反复争论过的内容：到底是以新的领导权建设为中心，去应用马克思主义？还是反过来，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与阶级分析，去推导政治斗争的路线与策略？毛教员的观点是以领导权问题为核心，去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教员的文章写法，就是以生产关系或者阶级地位分析去寻找关键行动者的策略选择集合，目的是为领导权建设服务，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成为行动的指南而非教条。

　　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最终否定了阶级压迫与经济剥削制度，这样的指向显然是与最高目标实现有关的终极目标。如果简单搬来指导现实的斗争与批判的武器，就会如同纯左们所操持的那样：在阶级和民族消亡的边界线上去划分左右，最后发现近乎要反对现实中间的一切，其结果，发现全社会就没有几个纯左，他们第一问题意识就是要对群众纠偏，在左圈内打码头——如同王明宗派当年所做的那样，而非与针对统治者的现实状况去角力，最后自己发现也只能够去太虚幻境里呆着。

　　王明在其名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间，从西方国家的大萧条讲起，还概述了国内外种种形势及其所蕴含的潜在可能性，但是，始终无法精确锚定“如何把可能变为现实”的路径，结果就只能够落脚到共产国际以及一些领导人的垄断，吹毛求疵地追问谁更与这些论断，保持了高度一致——是他王明而非李立三，在此种文风或者证据与结论排列关系的背后，最后实际上只剩下了组织观念——谁支持或者反对国际路线，现实中间种种真正的利害关系尽在观察范围之外，也因为如此，这就“创造性”地和“反现实地”，以各种据说被精确界定的可能性，去反对“把可能变为现实”的务实路径——领导权建设及其对内和对外实现路径。

　　说土共很多内容从苏共那儿来，这个当然部分符合事实。在领导权问题上，则恰好相反，苏共就很少搞群众性的领导权建设，更强调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与一致，这是两党分歧的起点和最基础内容所在，毛教员在内部讲话中间批评过斯大林“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就是两党在领导权问题的实践深度差别所致。1946年两党干部在大连相遇，相互看不顺眼，苏军军官觉得土共缺乏正规化思维，土共干部觉得苏军干部没有丝毫群众观点和特权等级化严重，据访谈柳运光所知：他们也不得不搞些正规化的东西（例如成立了大盖帽警察而非民兵），结果大批解放区干部途径大连去东北，狠批“三光搞了个四不像”（三光是指韩光、吴子光和柳运光）。而王明与毛教员的争论，一定程度上从属于苏共与中共的差距与分歧。

　　马列毛为什么需要在社会科学语言层次重新进行讲述

　　可能恰好相反，必须要以社会科学的语言，去重新讲述马列毛的理论，要不然，相当于退出了意识形态的核心战场，变成了那种“马列主义不战斗”的状况——学院派马克思主义今日就是操持着这种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的纸面循环。

　　1980年代以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生产，从方法论层次的语言，转换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这样的社会科学语言，包括采用管理学等中间层次的学科与概念，如果继续以方法论层次的概念和语言去讲述，就与受过大学教育生产性格式化的年轻人对不上话了。

　　而且，在革命年代，队伍内部具有共识或者大方向一致，在毛时代，社会分化程度不严重；相对不那么精确的宏观语言，能够获得较好的交流效果，今日这个基础性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跟随利益分化与对立程度的加深，分析性的语言要向清晰明确的中间层次下降，同时还需要回应从经验上升的思考路径。

　　还有就是，左翼思想的进步，是否需要一个学术性的对话层次或者平台，如果需要，基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语言平台，也是绝对必需的。在这个地方，毛时代追求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如果在社会科学层次上，实现了真正的为大多数劳动人民而学术的有机知识分子路径，至少，是加强了结合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所以，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过程，虽然最初是在西方的大学体制内部完成的，承载着部分的意识形态功能之外，也还有其经验基础和规律性的内容，而意识形态功能与服务方向并不是绝对不能够转变的。美国左翼学者保罗·斯威齐在评述马克思的思想来源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三个实现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都不是激进思想资源，经过马克思的综合之后，就成了革命思想。

　　小资与政治家看问题的差异所在

　　毛教员曾经批评某人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在一定程度上，把书生提升到政治家就要完成根本性的世界观转变，而书生办报的政治含量接近于无——所以又说他是“死人办报”。看起来，这是在批评下属，但是，书生与政治家的差别确实有点大。

　　有关领导权问题，在一些小资书生眼里是看不见的，但是，需要把社会势能转化为动能的努力，这个功能性的作用，是绝对必需和不可替代的。对此，列宁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汇是针对资专反向定义的，在实践之先的辩论中间提出来的，其经验基础不够厚实），而毛教员虽然自己没有创造新的概念，但是他所强调的政治挂帅、无产阶级政治以及阶级斗争为纲等等，确实需要一个核心概念去统摄。顺便说一句，官方的毛思想，是经过刻意的“去政治化”之后，再画的框子，毛教员自己临终前依然强调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如果不结合领导权所内涵的服务方向与阶级性，如何来如其所是地理解他的思考？

　　美国学者克鲁格曼指出，很多非常具有创见的思想，后来都被淹没了，他考察之后认为：是那些确定性较强且易于模型化的思想，逐步被吸纳到后续的思想发展中间去了，而其他难于模型化的思考则逐步淹没了。这个状况，也很吻合那些小资书生们的偏爱，他们更喜欢具有知识性和确定性的“真知”，否认或者无视以各种各样的芜杂形态呈现出来的群众政治内涵——这个不要说进行模型化归纳和分析，就连进行概念化和分类理解都困难不小。

　　小资书生可能更喜欢具有确定性的知识，这就与政治家的眼光，看重的方向和地方就很不一样，对于资源再分配这样的确定性很强，且易于进行剥削比例进行等级化和模型化的解释因子，就格外重视，而毛教员则反过来，格外重视那些难于模型化的政治内涵。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