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理解这个平凡而伟大的人,在今天为什么会这么重要?


  

  《我本是高山》这部以现实人物为原型的电影,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批评和否定的意见这么多,应该是投资人和创作团队没有意料到的。

  所以,我们在上文说,他们高估了自己,低估了自己对观众的了解。

  现在人们的精神生活对主旋律电影确实有很高的需求,但不是什么电影和主旋律沾边,就一定获得好票房的。

  陈凯歌导演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遭遇票房滑铁卢,已经给一些摩拳擦掌要进入主旋律电影领域分一杯羹的人敲响了警钟。

  现在的中国观众越来越有鉴赏能力。再靠过去那些偏门,比如演员阵容豪华,宣发力度足够,就能烂片也能得到好票房,是越来越难了。

  但这么多的批评会不会让这些影视投资人和主创团队认真反思呢?很难。

  因为他们从来不喜欢反思自己。作品出了问题,他们首先会认为是观众的欣赏水平出了问题,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比如陈凯歌,就因为《无极》怼了不少人。

  他既怼观众,说是观众看不懂电影并放言称十年之后才能看懂。

  也对圈内人,比如在一次节目当中,因为李诚儒一句《霸王别姬》之后的作品没有看他的作品,担心形式大于内容之类的话,就反怼李成儒“是封闭世界里走出来的”。

  对网络恶搞更是不能忍。恶搞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络上传播,引来陈凯歌的怒斥: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无极》到今天在豆瓣上的评分也只有5.4。这都18年过去了,观众还是看不出《无极》就是部好电影。

  怼天怼地,看到他反思过自己没有?

  这种现象,并非孤立存在。喷观众是垃圾的冯小刚,更不要指望反思自己了。

  即便如张艺谋,确实在奥运会等开幕式体现出高水平,但他的电影走出以前的自己了吗?《英雄》前后死了那么多人,等到有机会面对秦王了,放弃了。《满江红》也是死了那么多人,等抓到秦桧了,又放弃了,改为让他当众念《满江红》了事,都是一颗圣母心在荡漾。而且,《满江红》的能杀而不杀,逻辑上比《英雄》的合理性更差了,说明圣母心更严重了。

  涉及到个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要他们改变自己,太难了。

  所以,这些被认为是电影圈江湖大佬的人,他们拍的抗美援朝题材,哪一个真正表现出志愿军面对世界最强对手,还能战而胜之的原因了?

  是题材限制了他们的能力发挥吗?为什么《能文能武李延年》就能得到好评?有一篇分析文章的题目就道出了好评如潮的最重要原因,“因为它道出了我军军魂和无往不胜之源”。

  让观众理解了志愿军指战员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能胜利?为什么而死,为什么不怕死?

  做不到这一点,都配不上这么好的题材。

  这么好的题材,都拍不出好电影,只能说明是他们水平问题。

  更深准确一点说,是他们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的艺术天花板。

  

  这些有好题材也拍不好主旋律电影的人,大概都不认同,也不理解教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什么要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本方向。

  这他们如何能服气?否则,他们也不会怼观众看不懂,骂观众垃圾了。

  他们已经习惯高高在上俯视群众了,让他们向群众学习,为人民服务?那不得感觉委屈死?

  好像是伟人说过,旧中国留给新中国有两大包袱,一百万特务和几十万旧知识分子。

  特务依靠群众揪出就行,但是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却大伤脑筋。

  现在的演艺圈导演啊编剧什么的,如果也算知识分子的话,他们有很多,可比当年的旧知识分子更难改造。当时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虽然达到钱学森境界的人很少,但因为恨国而吃里爬外的也极少。你让他们在抗美援朝的题材上,给美国飞行员披上人性的光辉,塑造的形象之正面让美国人都满意到不行,还跟给侵华日军以人性化的艺术改造,那极少有这样的。

  他们的下限再低,也不会低到这个程度。何况,当时的老百姓也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存在。

  当年的知识分子待遇之高,老百姓仰望都望不到。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真名杨季康,职位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三级研究员,工资241.5元。

  那个时代,那么难。人口快速增长,要解决增长的这么多张嘴吃饭的问题,还要积累资金,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做持续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给知识分子这么高的收入。

  这是不重视知识分子?

  但为什么一些文史类知识分子对那个时代的怨言,比普通的工人农民要大得多呢?显得他们更吃亏一样?而像钱学森、于敏这样真正为国家做出大贡献的人,反而没那么多怨言呢?

  这里面就有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愿意改变自己思想的问题。

  有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叫旧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人虽然已经生活在新中国,但思想还停留在旧社会。所以,让他们带着高工资,去工厂、农村体验生活,深入生活,也能找到更多创作的源泉,同时希望他们不脱离群众,改变看不起劳动人民,以劳动为耻的旧观念。

  但这一点,就让他们产生了太大的怨恨,让他们感觉肉体上受折磨,精神上受迫害。

  他们被动地接受,内心极度地排斥。

  钱学森在1957年发表过一篇《知识分子需要不断地改造》,就谈到旧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

  “在旧社会里,认得几个字就好像有意想不到的魔力,‘读书人’是了不起的。”

  “那时候的皇帝,不管他‘土’的还不是‘土’的,要统治人民,就得靠这帮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并不多,只是全国人民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多了不值钱,而且也安插不了。但是,统治阶级是有妙算的,他们总把知识分子的数目提到比‘官’的数目多一些,让他们之间有竞争,使他们对上是摇尾乞怜,百般依顺;但在他们之间,因为有竞争,那就得自吹自打,或相互标榜以抬高身价。而对下呢,对那些踏在统治者脚下的人民呢,那自然是一副官架子,说什么‘可怜的愚民’等等。所以说在旧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自私自利是‘职业病’。他们从来也没有把人民放在眼里。”

  所以,钱学森说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自高自大,有“天下不是别人的而是我的”这种看法。

  果然还是知识分子最了解知识分子的毛病。

  但钱学森与他们不同,钱学森自愿回国,放弃在美国极为优厚的待遇,是怀着真诚的建设新中国的志愿,他不但没有歧视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毛病,而且,还以“成为劳动人民的一份子”而感觉到光荣。

  1991年10月,钱学森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并应邀发表讲话。我们可以从中看看他的境界与旧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

  “今天我还不是很激动,真正激动的是前不久我看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时我心情激动极了。我激动的是,我现在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他把自己能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视为自己的最高荣誉,而激动不已。

  什么是新中国需要的新知识分子?这就是。

  要比成就,比贡献,那些因为要去工厂车间和乡下田间与工人农民一起劳动,就怨恨了一辈子的文史类知识分子比,是不是有着显而易见的新旧不同?

  与现在的一些电影导演,因为观众不认可自己的作品,就讥讽观众看不懂,大骂观众垃圾,是不是更有天壤之别?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因为钱学森和张桂梅一样,他们都信仰共产主义,且终身未改。

  于敏1987年全国劳动模范名单里面,只有他的介绍最简单,就是一句话:“于敏是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除此之外,社会对他一无所知。他夫人也不知道,1988年从媒体报道的材料里面,才知道原来他家“老于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于敏的志向是搞基础理论研究,但国家需要他改行,去做氢弹理的应用研究。他没有怨言,服从国家的安排。后来他回忆说自己研究氢弹并不是出于兴趣,而是“爱国主义压过兴趣”。在巨大的成就面前,他淡泊明志:“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聊以自慰了。”

  对别人送来的“中国氢弹之父”称号,他一直拒绝:“这个提法不对,我受之有愧”“我只是做了应当做的工作,荣誉属于参加核武器研制全体科技工作者、干部、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这种精神境界,岂是自封边锋,自称给于敏突破氢弹理论完成传球的“院士”可比?

  这些属于新中国的新知识分子,真正做到了“不要问国家可以为你做什么,你应该要问自己可以为国家做什么。”

  那些恨国党看到这里不要急,我知道你很急,这句话是你们特别崇拜的美国人特别崇拜的总统肯尼迪说的。

  

  为什么新中国创造了那么多常人无法用常理解释的奇迹,不但能够在抗美援朝打败武器比自己先进了很多倍的17国军队,而且还能够在近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独立而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在别的国家完成一件就堪称奇迹和功勋,只是新中国创造的众多奇迹的一部分。

  刚成立的新中国,连不多的黄金和外汇都被蒋介石搞到台湾去了,还拆了不少机器设备生产线搬到台湾,给大陆留下的是个标准的烂摊子。新中国,除了有人有信仰,其他都可以用贫瘠来形容。

  “精神也能变物质”,这句话,反对辩证法的人自然是理解不了的,但在新中国,这就是事实。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享受着他们打下的和平发展环境和奠定的工业化物质基础等条件,我们真没资格轻视那代人的贡献,更没资格否定他们的信仰。

  张桂梅为什么能抛开个人利益得失,坚持奉献教育事业那么多年?不是一些人说的“人性的光辉”,支持她的就是共产主义信仰。

  我对用人性来说话的人,避而远之。

  首先这些人,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还把从众当成个性。看到宣传人性论的多了,他们也喜欢跟着附庸“风雅”。

  其次,这些人极其实用主义,把人性当个框,根据需要,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他们为了否定共产主义,就说人性皆贪婪自私,所以共产主义不符合人性,注定无法成功。

  他们为了否定张桂梅的共产主义信仰,又开始大谈“人性的光辉”是她无私奉献的动力,搞得他们自己比张桂梅更了解她自己似的。

  这些统统不认可张桂梅老师共产主义信仰的人,能不能在人性到底是自私还是无私之间统一一下意见?

  再次,无论是网上还是现实中,喜欢用人性分析问题的,他们有很高的概率,平时是一个自私自利到伤害别人都从不内疚的人。跟这种人做朋友,要特别小心,因为他算计了你,也不会感觉到自己对不起你,他会用“人性本来如此”来给自己的行为做合理性解释。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身处竞争激烈的环境,无法达到张桂梅老师那样的境界,这都没什么。但不能跟演艺圈的一些导演和编剧那样,自己做不到,还要去否定人家的真实信仰;否定不了,就要进行概念偷换,把张桂梅老师的信仰偷换为“女性帮助女性”,或者什么“人性的光辉”。结果,为了自己的目的,满足了自己的低俗,侮辱了别人的信仰。

  我们普通人做不成高山,但我们不能否定高山的存在。更不能跟这些编剧导演一样,非要用他们的艺术处理,把高山拉到和自己一样低的水平。

  在此,还特别想奉劝一下那个编剧,面对真正的高山,你没资格说“我就是高山”,这么好的题材,被霍霍成这样,你算个球。

  

  中国发展到现在,回顾过去的历程,是真不容易,需要记住,我们是怎么从国破家亡的状态走到现在的。在一百多年前各种社会实验都已失败,中国人特别迷茫和绝望的时候,是和张桂梅相同信仰的那帮人,最终把中国带出了低谷,带到了高峰。当时无论是简单的民族主义还是纯粹的自由主义,都不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自由主义特别纯的胡适,从中国人反对“二十一条”,到“九一八”爆发,他就一直反对中国人爱国,反对中国人抗战。

  所以中国人是最没资格去否定张桂梅老师至今还在坚持的共产主义信仰的。

  没有这个,我们可能比印度强不到哪里去。印度的自然禀赋、地缘条件、外部环境,刚独立时的工业基础,都要比我们好。为什么我们完成了工业化,建成了世界最大最齐全、不远的将来还是世界唯一、历史唯一的全产业链经济体?因为有一代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把最难解决的问题,差不多都给后人解决了,当然,也把后人的苦提前吃了。

  未来的挑战还有很多。我们一路行至现在,面对外部的挑战,中国人越来越乐观,因为对手一天天弱下去,而我们一天天强起来。但面对内部的挑战,我们丝毫不能放松警惕之心。

  看看抗美援朝都被他们拍成那样,张桂梅作为原型还健在,他们就敢拍成这样,如何轻松起来?

  这些人的观点并不一致,但他们都在反对张桂梅坚持的信仰,他们只要有机会,就要继续消解支撑前辈的奋斗与牺牲的精神信仰。

  我们的军事力量已经很强大,拿枪的敌人,对我们的威胁现在算不了什么;但是不拿枪的对手,却让我们防不胜防。

  我们在物质生产正在赶超西方,但我们在精神生产方面,还远不如人意。

  因为掌握精神生产的很多文化“精英”,他们在思想上已经跪拜在西方面前,再也站不起来。

  他们不但理解不了张桂梅因何而崇高,他们还要用自己的方式消解崇高。

  这里面有认识问题,但也不都是认识问题。我们面对的还有无孔不入的思想战认知战。

  

  到了应该重建全民信仰的时候了。物质丰富了,精神也不能贫瘠,这才是我们需要的现代化。

  张桂梅的信仰,不但现在依然有价值,而且现实的价值比过去更高。

  因为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突破的时代,生产力方面,我们正在接近共产主义的入口。如果能够突破到通用人工智能的阶段,人工智能就能替代大部分脑力劳动。面对机器对大部分人类体力劳动以及人工智能对大部分脑力劳动的替代,我们不进行社会经济形态和人的精神水平的升级,仅仅一个就业问题就能让社会崩溃。

  实现张桂梅的生产力条件不再遥不可及,现在最大的短板是人的观念还相差很远;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信仰,被各种各样的人性论拉回到丛林法则的水平。

  民族的复兴,需要更高的水平。不但要继续做大蛋糕,而且还要解决好蛋糕的分配问题。后者比前者更难。这样才能解决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又是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才能解决科技越来越进步,人的工作压力却越来越大的问题。

  这些都需要改变,但我们需要先从转变观念开始,从重建信仰开始。

  所以,理解张桂梅,理解她的信仰,在今天,对我们特别重要。

  【文/尹国明,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微信公号“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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