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期间的穿梭外交

◆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讲话。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参加了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及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两次会议统称为“莫斯科会议”）。“莫斯科会议”是为了解决苏共二十大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而召开的。在苏联期间，毛泽东会见了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成功进行了穿梭外交，为促进“莫斯科会议”的成功举行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这些会见中，毛泽东也对西方国家作了进一步了解，对制定中国国内政策有了新的思考。

　　三次会见哥穆尔卡

　　1956年波匈事件之后，波兰与苏联的关系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波兰统一工人党对苏联长期以来的“老子党”作风心存芥蒂，1956年10月新上任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一度表示不愿意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上签字。毛泽东抵达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哥穆尔卡已经表示同意在《宣言》上签字，但仍有一些不同意见，希望毛泽东出面做做工作。

　　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卢日尼基体育宫与哥穆尔卡举行第一次会谈。哥穆尔卡认为，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宣言草案的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是国际形势的转折点，我们要占上风。可能争取10年到15年的和平。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来说，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还为赫鲁晓夫说了些好话，认为“新的领导的形成是多灾多难的。赫鲁晓夫的领导也是多灾多难的”。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意思很明显，即劝说哥穆尔卡不必对西方国家有太多顾忌，并对赫鲁晓夫给予支持。哥穆尔卡又提出一个不同意见，认为：在波兰党内可以说主要是反对修正主义，但不同意说各国党内都主要是这个问题。毛泽东解释说：不能两条线开弓，应该有重点，还是以反修正主义为重点。哥穆尔卡又提出一点疑虑，担心通过这次会议和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对此作出解释：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各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

　　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开幕，从波兰代表团的反应来看，似乎毛泽东与哥穆尔卡的会谈效果并不大。《宣言》草案发给各国代表后，便收到不少反馈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意见来自波兰代表团。15日，《宣言》起草委员会讨论了一天，争论很激烈。主要的反对意见还是来自波兰代表团，他们认为不宜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还不同意美帝国主义或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等一些提法。

　　鉴于这种情况，15日下午6时半，毛泽东第二次会见哥穆尔卡。双方就起草委员会商谈中存在的分歧意见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是：1、把“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一句中的“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地区”；2、把“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中的“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3、把“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一句中的“使它成为”，改为“企图使它成为”。毛泽东说：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最后，关于“以苏联为首”的提法，经过毛泽东的劝说，哥穆尔卡作出让步，提议搞一个内部决议，委托苏联召集会议，但不写在宣言上。毛泽东默认了这个建议。与哥穆尔卡谈完后，毛泽东又向赫鲁晓夫通报了谈话结果。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哥穆尔卡没有再表示不同意见。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顺利通过了《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即《莫斯科宣言》）。

◆1957年11月4日，毛泽东、宋庆龄等到克里姆林宫拜会布尔加宁。

　　11月20日，毛泽东临回国前第三次会见哥穆尔卡。这次会谈气氛比较轻松。毛泽东问哥穆尔卡：“你们对这次旅行的看法怎样？是否感到受了委屈？”又问，“你们有没有感到苏联同志在协商作风和与各国党的关系上有进步？还是认为没有进步？”哥穆尔卡说：“我们感觉到这种进步。”双方交换了对共产国际的看法，毛泽东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形成过程。哥穆尔卡说：“我们特别需要你们的支持。”毛泽东表示：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助，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及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决不依赖。

　　两次会见陶里亚蒂

　　1957年11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下榻的别墅同陶里亚蒂举行第一次会谈。陶里亚蒂就哪些国家在《宣言》上签字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法国、意大利两国的共产党在宣言上签字，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但他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这与11月3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时的意见有很大的一致性。毛泽东表示：资本主义世界的党，不论是两个党或是三个党，在文件上签字都不好。还是由执政的党签字比较好（11月19日，64个与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和平宣言》上签字——作者注）。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估计上，对社会民主党的估计上作了修正。文件没有牵涉内政和国内的具体问题，因为各国的情况不同。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因此有必要重申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对全世界会产生好的影响。在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以后，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党内，又产生另外一种偏向，修正主义的偏向。毛泽东还就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问题与陶里亚蒂进行讨论。毛泽东说：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宣言》草案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陶里亚蒂表示同意这一看法。关于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

　　11月18日晚，“莫斯科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陶里亚蒂举行第二次会谈。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情况，以及意大利社会的有关情况。对于世界范围内可能产生的动荡以及无产阶级通过何种方式领导革命的问题，毛泽东说：必须大力争取10年到15年的和平。15年以后战争就很难打起来了。我所指的是世界范围的战争。当然，帝国主义内部还是可能局部打仗。世界上要出现30年的僵局。世界是一定要爆炸的。有两个爆炸的方法。一个是战争的方法。如果苏联、中国发展很快，这种爆炸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第二种爆炸是革命的爆炸。美国虽然也会出来干涉，但是这种爆炸的可能性最大。我们不怕美国的干涉。印度独立的时候，英国不是跑了吗？越南、摩洛哥、突尼斯、叙利亚不是也独立了吗？埃及也独立了，英国不服，在苏伊士运河刚一出兵就退回去了。我看了名叫《警察与小偷》的意大利电影，里面反映资产阶级性质的反美情绪，也反映意大利人民的反美情绪。最后，毛泽东问陶里亚蒂，你觉得这次会议怎样？陶里亚蒂说，会议的结果很好。虽然仍有些分歧，但是不要怕。主要的是团结。会议的《宣言》也使我满意，里面吸取了我们的一些修正意见。毛泽东说，会议《宣言》没有涉及各国的具体问题，《宣言》一般谈的是原则问题，这样灵活性就大了。陶里亚蒂说，我完全同意。

　　两次会见波立特和高兰

　　1957年11月8日下午，毛泽东利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群众纪念大会的休息时间，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谈话。毛泽东说:关于国际形势的转折点问题，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集团之间，也就是东方和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究竟哪一方占优势？社会主义阵营生产的钢，只占世界钢产量的31%。从这一点看来，好像在经济力量对比中，资本主义世界占了优势。美英资产阶级也在渲染，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科学上、武装力量上超出社会主义世界，如果不超出，至少也是平行的。但是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国家走在前面，资本主义国家落在后面了。决定问题的不是钢的多少，重要的是他们面临的矛盾。经过11年的观察，我认为双方都怕对方。社会主义国家怕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怕社会主义国家。我看，资本主义国家怕社会主义国家多一点。这样，就有可能争取10年到15年的和平，还有可能停止使用原子弹、氢弹和火箭。在这次要达成的宣言里，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其中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即通过和平呢，还是通过战争。为了争取群众，我们要提出和平的口号。可是，我们决不能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宣言里，我们要表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是也要提到，如果资产阶级发动内战，我们就不得不用内战来对付他们。

　　11月9日晚，毛泽东再次会见波立特和高兰，双方就“和平过渡”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英国共产党是和平过渡理论的创始人，所以毛泽东想多听听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谈话中，英共领导人始终认为，即使和平过渡理论没有普遍意义，但在英国本国也有通过这条道路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可能性。他们还说，下一届政府可能是工党组阁，这对和平过渡更为有利。当毛泽东同他们探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应该做和平过渡和暴力革命两手准备时，波立特和高兰表示赞成，并且认为这种提法更完整。毛泽东说，我们已同苏联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也同意在《宣言》中应该同时提出两种方式。我们要表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是也要提到，如果资产阶级发动内战，我们就不得不用内战来对付他。

◆1957年11月16日至19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两个会议上分别通过的宣言上签字。图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在会议上。自左至右：郭沫若、邓小平、毛泽东、宋庆龄、乌兰夫。

　　当赫鲁晓夫11月6日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提出苏联在15年后赶超美国的号召后，毛泽东也在考虑15年后中国在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因此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非常仔细地向波立特和高兰了解英国的经济情况。他说，苏联在15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52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12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2000万至2500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4000万至4500万吨。他问波立特：“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2000万吨。你们看，15年后能增加多少？顶多3000万吨吧！”高兰回答说：顶多增加到3000万吨。这就增强了毛泽东对15年赶超英国目标的信心，为翌年发动“大跃进”运动提供了注脚。

　　接着，毛泽东向波立特和高兰问及英国国内和英国共产党内的情况。在谈到英共党内情况时，波立特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评价以及所采取的方式非常不满。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泄露出来以后，使我们很被动，英共一下子就减少了好几千名党员，助长了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毛泽东说，全盘否定斯大林肯定是不对的，但你们党减少一点党员也不坏，这样你们党更结实、更纯洁、更坚强了。那些动摇分子本来就是修正主义分子，这一下暴露出来了，隐藏在党内反而不好。

　　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和过去不同了。斯大林时代，其他国家的党都没有说话的余地，互相见面都不自由。我曾经到莫斯科来过一次，那时候我就不敢找别的兄弟党谈话。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问题，不仅是苏共一个党的问题，也是其他党的问题。苏共二十大也提出和平过渡问题，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党的问题。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苏联同志都没有征求其他党的意见。形势要慢慢发展，总是要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先是列宁，后是斯大林，现在是赫鲁晓夫。我们应该帮助赫鲁晓夫。

　　两次会见高士

　　1957年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毛泽东主要听高士介绍印度国内情况、尼赫鲁的政治立场以及印度人如何看待中印关系等等。毛泽东认为，尼赫鲁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印度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这是反帝的一面。印度的独立，印度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态度，印度参加组织亚非会议，印度同中国建立友好邦交，这都是好的。同时，他的外交政策也有软的一面，他不敢过分得罪帝国主义。毛泽东向高士介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后说：“我说以上这些话，是希望你们党好，希望你们的党兴旺起来。但是，外国人的话常常是不准确的。正确的路线只有你们的党自己找。不要抄袭外国党的经验，外国党的经验只能参考。”毛泽东还向高士谈了自己想辞去国家主席的想法。他说，明年我想辞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因为事务性的事情太多，一天有两个节目，就没有时间来考虑问题了。我还保留党内主席的职务，实际上只保留半个，另外一半已经由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在处理。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后，可以有时间写文章想问题。我还得准备后事，不要像斯大林一样，死的时候权力都集中到一个人手中。我想从政治舞台上退到幕后。但是这样并不是不管事，这样做对国家、对我的工作和对我的健康都比较有利。“我们现在正在透露一点消息，以免将来人家说我辞职是因为犯了错误。”

　　1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再次会见高士。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阐明了中国的内外政策。毛泽东说: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有两个办法，一为和平解放，一为武力解放。他们总是要打，我们总是要和。打也打不成，和也和不成。美国怕我们打过去，便提出了一个办法，他们说我们来谈吧。那好，谈便谈吧！谈判在日内瓦举行。他们的谈判代表是美国驻捷大使，我们的谈判代表是我国驻波大使。我们的政策是，在任何国际会议上，只要有蒋介石分子，我们决不参加。我们对西方国家的总方针是不依靠他们，而依靠兄弟国家。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会见卡德尔

　　来莫斯科参加会议的多个国家的代表团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显得比较特别。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几起几伏，这次会议召开前，南共主要领导人铁托明确表示他本人拒绝参加会议，只派出了以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卡德尔为首的代表团。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与赫鲁晓夫会谈得很不愉快，因此在“莫斯科会议”上备受冷遇。会议临近结束时，根据卡德尔的建议，南共联盟代表团提出对毛泽东进行礼节性拜会的要求。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韦利科•米丘诺维奇回忆说：“我们认为，在我们最后决定拒绝签署宣言以后，毛泽东完全可能拒绝接见我们，如果拒绝，那就只能听由他们决定了，不过那时中国人自己就要考虑考虑，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否很好。”出乎意料的是，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迅速作出肯定的答复。“他对我说，毛将很高兴于当天就接见我们代表团，似乎显得中国人只是在等我们去提出拜会的要求。”

◆毛泽东和苏方签署条约。

　　1957年11月19日晚，毛泽东会见卡德尔率领的南共联盟代表团，中南双方就两党的国内外政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交换意见。1、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卡德尔说:昨天您在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帝国主义的估计，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上签字，不是因为我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也不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而是因为我们的处境不同。毛泽东说:我很高兴你们在《和平宣言》上签了字。你们虽然没有在12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上签字，但终究会有一天大家在一起签字的。卡德尔说:我们很高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话，需要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情况不同。尽管如此，我们的目的和方向是一致的。2、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说:一切只听一个党，那是很危险的。原则一定要坚持，次要问题上要让步。卡德尔说:在一两个问题上暂时存在的分歧，不应该妨碍在15个问题上的合作。我们常常是因为一两个问题而妨碍其他一切问题。毛泽东说:这是片面性，是形而上学。我批评过斯大林的这一点，这是他的错误当中的一部分。但是，他的错误即使有几十条，在他一生中也只占小部分，他大部分是正确的，反映了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努力。卡德尔说:我们对斯大林是有意见的，和他的冲突很大。但我们没有忘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了社会主义，他和苏共支持了所有共产党人，历史会对他的功绩作出结论的。毛泽东说:这不是斯大林个人作出的功绩，而是苏联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的功绩。卡（下转24页）（上接19页）德尔说:对，错误也不只是斯大林一个人的。毛泽东说:错误是一种社会现象。每个党都有自己的缺点。我们党在历史上犯了许多次错误，我们也有责任，不能只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我们是中央犯了错误。斯大林的问题，过些时候你们可以谈，先批评他，然后原谅他。再过10年，你们人民的气就消了。我和波兰同志也谈了这个问题。3、关于矛盾学说和辩证法。卡德尔说:同意您的看法，一切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没有任何事物是直线发展的，我们同意您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矛盾。毛泽东说:这是我们的思想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而且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事物，总是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不变和不发展是形而上学的反映。卡德尔说：您的论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在我国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毛泽东说：但我还有很多辩证法问题搞不清楚，需要继续研究。

　　访苏期间，毛泽东还分别与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法共议会党团主席杜克洛，以及朝鲜代表团会面，双方就共同话题和个别问题交换了意见。

　　综上所述，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的穿梭外交主要是为了促进莫斯科会议的成功举行，努力弥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分歧，促进《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顺利通过。通过与多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的接触，毛泽东一方面阐明了中国的国内外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中国的形象，另一方面也了解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对日后中国国内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