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叛变的张国焘及其它

　　关于张国焘，说的比较多的是他于1938年叛变投靠国民党的事实，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叛变过一次了。

　　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人力对接收的敌伪档案进行普查，意外地从北洋军阀时期京师警察厅档案中，发现了张国焘在1924年被直系军阀政府逮捕期间变节供出李大钊、刘仁静、范体仁等中共北方组织人员的材料。（万仁元：《关于张国焘1924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可以想见，当时这一发现在党内高层中进行了通报，自然会引起震惊和愤怒，并会联系到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和长征中的种种倒行逆施。这个发现，显然会增强对党内隐藏着类似变节分子的警惕心，四年后潘汉年隐瞒曾与汉奸头子汪精卫会面的事暴露，在没有获得他变节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他进行了比较严厉的处罚，应该就有这种警惕心的因素，后来对刘少奇在东北期间被捕问题的审查也是如此。现在看来，当年在革命事业中犯重大错误造成巨大损失的人，应该说多数不是张国焘式的变节者，但张国焘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害，则显然是他变节的恶果。

　　张国焘的这第一次被捕叛变，使李大钊等人的身份暴露，被北洋军阀政权登记在案，这为李大钊于1927年被奉系军阀抓捕杀害埋下了伏笔。当时，李大钊为营救张国焘积极奔走，最终利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之机，以自己在教育界的影响力为张国焘担保，使之获释出狱。张国焘出狱后隐瞒了自己的叛变事实，而党组织也没有了解实情，此后中共中央仍然重用他。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张国焘自1924年第一次叛变到1938年叛投国民党前的这段期间，他为北洋军阀或者之后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当内奸的材料。可以认为，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正处于内部争斗和外部压力的混乱之中，没有人关注张国焘这个当时名气算不上最大的中共叛徒，而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也足够颟顸，没有仔细筛查北洋军阀京师警察厅的档案，未能发现并利用张国焘的污点。

　　所以，应该说从1924年到1938年，张国焘仍然是在“干革命”，只不过，这时的他与1924年以前的他，行为的内在动因显然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张国焘在参加北京学生运动时、建党活动中和党成立初期，其投机性之中还包含着些许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则1924年被捕变节后，他就是只追求个人私利的投机分子了。

　　从史料可以看到，1924年之前，张国焘对革命方针颇有独立主见并敢于坚持，最著名的事件是中共三大前后，他与代表共产国际的马林就国共合作问题产生激烈争论：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而张国焘则先是反对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主张只实行“党外联合”，更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在中共三大通过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后，张国焘只表示“有条件接受”，仍然坚持“中共组织独立、单独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张、独立领导职工运动、展开在广大农民中的活动”等与共产国际意旨不合拍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