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中国医生》——隔膜与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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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以来，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看了不少“传染病灾难片”，包括《卡桑德拉大桥》（1976年，英国、意大利、西德）【点击阅读】、《极度恐慌》（1995年，美国）、《致命拜访》（2007年，美国、澳大利亚）、《感染列岛》（2009年，日本）、《传染病》（2011年，美国）、《流感》（2013年，韩国）、《釜山行》（2016年，韩国），等等。

　　看得多了，就对中国自己的“传染病灾难片”充满期待。

　　原因无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战胜传染病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是首屈一指的，曾经肆虐的性病、天花、肺结核、脑膜炎、血吸虫等都已经绝迹或基本绝迹，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又战胜了“SARS”，正在进行的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也取得了辉煌战果。

　　所以，中国电影人有义务在银幕上再现中国人民战胜传染病的光荣，同时，这也是总结历史经验的一种方式。

　　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除了一部拍摄于1961年反映战胜血吸虫病的电影《枯木逢春》外，似乎再没有类似题材（并且具有足够影响力）的影片了，有电影研究者列出了一张“世界十大传染病灾难片”影单，里面没有一部中国电影，这和新中国在这一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极不相称，也可以说是文艺界、电影界的一种失职。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医生》带有填补空白的性质，它应该具有足够的分量，不次于前面的提到的任何一部欧美日韩影片，它应该具有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同时把中国故事讲成世界故事、人类故事的品格。

　　可是，《中国医生》让人失望了。

　　02

　　严格说起来，《中国医生》甚至不能说是一部电影，而只能算是一篇“不完整、不准确的流水账”，电影所应该具有起承转合，要么没有，要么就处理得太草率了。

　　导演刘伟强犯了和几年前拍摄《建军大业》时相同的错误，即他只能非常表面化地反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不能深入到事件的内部，去把握并表现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更谈不上深入人物的内心了。【点击阅读】

　　打个不太准确的比方，刘伟强拍摄《中国医生》，就好比一个外国旅游者，在去年疫情爆发期间，恰好滞留在了武汉，他四处走走看看，拍了一些照片和视频，因为语言不通，他也无法和医生、市民做深入的交流。

　　一年之后，这位旅游者把这些资料做了一些整理、剪辑，命名为“中国医生”——无疑，这只能是对这次抗疫观光式的、浮光掠影的反映。

　　刘伟强明白这一点，他意识到自己既然无法深入事件的内部和人物的内心，那就必须采取办法弥补，“震慑”观众，使他们无暇窥破自己的贫困和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