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我对改革与开放的综合论述（2018版）
一、改革与开放的整体和节点
新中国成立已近七十春秋，在不算很长的时间内，中华民族努力改造了自己的家园，每一个时段都有各自的重点和成就，如果能辩证看待这一进程，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为祖国自豪的道理。然而，在整体之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国又被分成了几段。它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同，纯属相同背景下不同立场者的思想界碑。这种“分段”可能成就了一些理论及人物，但毫无疑问地分化了大众情感，人为制造了国家内部的思想分歧甚至是撕裂，由此引发的斗争可能远远惨烈于外来压力所造成的持续性负作用，令人不安和担忧。
今年是一个特殊年份，有关改革与开放的纪念活动会掀起一个新高潮，这也意味着左右之争会达到一个峰值。有关改革与开放的始点之争，过去一直存在，于今尤为激烈。我本人，极其渴望从官方到民间都能抛弃分段式观念，把新中国作为一个完整成功的形象推向前进，努力避免陷入思想内战。若处理不好，纪念不能弥合分歧，裂痕可能会继续扩大化。
在未来的不同时段，我想站在自己的视角对改革和开放做全方位总结。
今天主要谈新中国的整体与节点问题。
【一、改革的始点探讨】
从国体上看。新中国宪法这样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告诉我们：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封建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在这之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又略带资本主义特征的混乱社会。新旧社会对比，国体改革是质变改革，是历史性改革。在这之后，没有哪一年、哪一种改革比这次改革动作更大，国体始点就是总路线始点，它决定其后一切形式的改革，违背这个基石，也就违背了宪法。
从政体上看。新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封建的六部制、军机制，也不是中华民国的伪议会制。新旧社会对比，新中国的哪一个历史节点曾经改变过宪法规定的政体？如果没有，应该说后期的任何一个改革动作都没有政体改革更有资格作为改革始点。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变。也就是讲，1978年这个节点并没有超越宪法框架，其改革性质仍是整体中的节点，而不是革命性新起点。
从经济所有制上看。新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新中国的前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完成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程是一个由私转公的主体过程。1978年之后，开启了一个由公向公私混合的局部逆向发展，私有制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是事实。但，即使有这样的转变，宪法上并没有抛弃“公有制为基础”这个大前提，实践上也没有完全放弃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壮大。假如单看所有制的比重，1978年可以作为新中国的另一个起点，但并未超越第一个始点的历史影响力。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对宪法进行了修改，仍然强调了“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大根本。所以，从所有制角度看，1978年的新改革在层级上仍从属于新中国初期整体改革的一部分。
从土地所有制上看。新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从法律上讲，中国没有纯私有性质的土地。辛亥革命，它只是赶走了皇帝，其它什么也没有改变，几千年的土地私有仍是私有，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仍然是空想，其所谓的“大同社会”最终变成了“四大家族”的家天下，地主阶级仍然是土地的主人。只有，也唯有新中国改变了几千年土地私有的属性，这次改革的历史意义空前绝后，后期的任何改革动作都不可能超越这一次改革，没有任何改革有这一次改革的始点意义重大。
在土地公有制的集体背景下，中国农、林、水利等方面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修建的水利工程95%是完成于前三十年；“北大荒”的大农业至今仍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不只是满足了粮食生产，而且在稳疆、固疆和促进民族大团结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中国边疆政策大改革是历史上稳疆最扎实的改革，没有初期的这些改革（含西藏、内蒙等地），今天的边疆局面难以想象。
如果我们把“分田单干”看成为再一次土地使用权变化的开始，那么，改革重定新起点也有相当充分的道理。但是，它没有将中国明确推进至宪法层面的完全土地私有，没有人敢说今日中国是土地私有制社会。从土地所有制角度看过去近70年，1978年的土地改革力度当然也未超越新中国土地所有制的转变力度，因而也只能把它看成是土地整体改革的灵活运用，仍只具节点属性。
从工业体系的构建上看。如果新中国用毛泽东时代做为一个时期，毛泽东之后再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话，那我们可以清楚地讲：毛泽东时期已经为新中国构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工业体系，后期的发展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再扩大，中国工业的独立自主性和原创性，后四十年并没有超越前二十九年。“代工繁荣”可以自豪，但不具有持续性。今天的现实已经看得很清楚，凡属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产业，大国都要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大国之争，争的是自主能力，不是表面繁荣（具体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及《中国共产党简史》）1978年3月，华先生代表中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新时期总任务”的大改革规划，提出来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基地和十大油气基地等。这个宏伟规划并不被承认为改革节点，他们给出了另一种评价：这是“左的冒进思想”，这是脱离国民经济比例的做法，会给国家造成严重后果。（摘自《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80页）
历史有时非常难以琢磨，当中国在年末正式提出“改革开放”这一主题之后，恰恰是以这120个项目作为改革要实施的重点，包括宝钢、江铜等都是当今中国国有工业的先进代表。换句话讲，在“三中全会”之前，中国新的改革思路早已经清晰且规划全面，并非完全等到“三全会”以后才准备加快改革发展步子，所以具体时间节点会有争论。
从国防体系的构建上看。大国，国防是基础，国防是定心丸，没有一个具有震慑性的国防体系，任何建设都是芦苇上的鸟窝——风吹蛋打。新中国前几十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通过朝鲜战争，让世界最不可战胜的美军臣服，赢得了世界的尊重，通过多次局部战争让中国得到几十年的相对和平与稳定，确保少数霸权国家和周边好事国家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
新中国前时代的国防体系不只是保证了当时的国家安全，核弹、核潜、导弹部队、卫星体系还让中国进入了世界军事一流俱乐部。没有这些东西，世界上的所有大国恐怕都不愿意跟中国公平握手，没有这些东西，中国有谁敢在世界巨头集会上大声说话？中国谁有底气在处理国家争端时理直气壮？中国有谁敢对强大的美国侵略者摞狠话？从今天的现状看，我们越发能够体会到当年留下战略威慑力的极端重要性。从改革角度看，后期不存在超越前期历史成就的可能性，航母至今仍然未形成真实战力，还不具备战略威慑力。也就是讲，从国防改革角度看，改革始点亦始于新中国，而不是其它节点。
从人民地位的转变上看。人民地位变化，是一个国家真实改变的最重要指标。人民地位，我们要看两点：一是妇女地位；二是工农地位。妇女地位，新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一次性解决最彻底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妇女在新旧社会之间的政治地位得到如此天翻地覆的巨变，妇女的下层地位都彻底得到了解放。1978年之后，妇女的大流动再次改变了自己的地位和形象，这种改变并不都是值得推崇的，虽然妇女的流动自主权在极速增大，但它不是妇女政策改革的理想新起点，恰恰是一次挫折式的弯曲之路，大量女性重新走上了失足道路。工农地位，新中国的工农地位可以从历次人民代表的比例上得到验证。自新中国成立后，工农代表比例是不断提升的，至1978年，工农所占比例已经达51%，而后又呈下降走势，目前大概只有4%左右。中国仍然是工农大国，工人和农民能否有自己阶层的代表足以说明其自身地位，没有他们的地位提高，就谈不上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从国体、政体、所有制、人权、经济发展和国家基石等方面分析，中国改革的整体性根子始点定在哪里是可以得出准确结论的，这个结论是纲领性的、根本性的、战略性的、历史性的，而不仅仅只是物质性的。当然，整体始点要强调，并不表明后期的改革节点不重要，新时期的、有特色的节点也非常具有历史意义，节点也有决定性。从两个方面辩证分析再归纳，可理解为：改革纪念，既要强调整体性起点，又要强调历史性节点，这样才能保证新中国伟大事业的承前启后。
【二、开放的始点与节点探讨】
从建交历程看。自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为118个（备注，其时，世界共有149年国家），未建交国家以美国为首制裁中国的西方国家为主。新中国刚成立，就开始主动向友国发出建交意向，这是对外开放的始点。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中国开启跟美国建交谈判之门，尼克松主动来华访问，只是鉴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其它原则问题拖延了时间，直至1979年正式建交。日本于1972年9月与中国正式建交。可以认为，“尼克松访华”和“中日建交”两大国际事件的发生，是中国对外扩大开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
从这个过程看，新中国政府一直在主动向世界开放，并不只是对亚洲开放，截止1978年，与中国建交的情况是：亚洲27个国家，欧洲31个国家，非洲43个国家，大洋洲5个国家，北美洲5个国家，南美洲7个国家。开放的广度具有全球性。
在与建交国的合作中，经济技术合作是全方位的，也是积极有效的，并不存在新中国主动要求走封闭发展的道路。（详情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444页至554页）
从国际组织参与主动性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参与国际组织和参加国际会议是非常主动积极的（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417页到443页），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为：1、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逐步实现了与前苏联近乎并驾齐驱的影响力；2、在国际事务上，以原则立场积极参与并主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拟定；3、在非洲事务和亚非拉解放事业上积极主导了“亚非人民大团结”进程；4、成功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走了蒋介石无能政府的代表位置，以暂新的形象当好常任理事国。在这之后，中国只主动参与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它的作用和影响还不具备国际性。
从拒绝建交国家的原因看。在相当长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主要原因不外乎三个：一是意识形态和台湾问题的原则分歧；二是中国对独立自主发展原则的坚定不移，不谋求市场换繁荣；三是美国的霸权主义作风。
中国是大国，要想在美、苏、英、法等核大国主导的世界中获得尊严与独立，核力量不可缺少。正是基于这一独立性的原则立场，让许多国家对中国持敌视态度和并施以遏制手段，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中国人民无情打压。但是，中国人民挺过来了，中国核力量达到了世界级高度，航天与导弹水平达到世界级高度。再到后来，拒绝建交的国家也挺不住了，它们希望中国委曲求全的愿望落空了。到了1978年，在硬实力面前，建交之路慢慢表现为自然性扩展，霸权作风和意识形态分歧都开始靠边站。1978年之后的建交应视为前期工作的顺延，不应视为建交始点，更不能视为中国的开放始点，但可以视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始点。
从新中国的对外输出能力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外开放的主要成就表现为：一是政治思想输出，争取在社会主义阵营发出大国声音；二是经济成果输出，主要是争取亚非拉国家给予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至今仍是依靠；三是阶级理论输出，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人类阶级理论，至今，美国领导人还经常提及“第三世界”这一说法；四是军事革命输出，主要表现为支持落后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抵抗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1978年以后，中国所有的对外输出似乎都没有超越以上几个核心基点，区别在于对西方阵营的态度，对西方的包容性大于之前。这与西方阵营解除对中国制裁是分不开的，也与西方阵营生产要素力求主动占领中国市场分不开，当时的西方国家商品高度过剩，寻找中国市场也是其重点战略。（详见《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是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并没有单方面敌视某类国家的倾向，更没有闭关锁国的主观故意，客观现实所造成的外交障碍随着中国在关键技术和关键成就上取得突破而得到逐步消融，这些突破为后期进一步扩大开放打下了良好基础，这个基础不是简单的数量积累，而是带有牢固兄弟关系甚至是阵营性质的朋友圈，没有这些朋友的坚定支持，即使是今天，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是飘浮的，尤其是在与美国争夺主导权时，离开新中国前几十年的兄弟阵营简直难以想象。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判断，新中国成立之初，便是对世界全方位开放之始，1971年和1972年是对外扩大开放的重要节点，1978年是“全面扩大开放”的另一个历史性节点。也就是说，新中国对外开放其实是三个重要节点，分别是1949年，1971年，1978年。
【三、用前瞻视野看待改革和开放】
近几十年来，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口号。这给中国造成了两个印象：一是前几十年不想改革；二是新中国前期闭关锁国。这两个印象的持续性负面影响很大，它会让人有否定新中国前二十九年的直观感觉。从过去到现在，我个人一直支持改革，也支持扩大开放，因为，无论是从新中国历史的哪一个阶段来看，还是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永远都是在设法践行改革和开放，即使中间有过曲折经历，也不能说谁有意抵制过改革和开放，侧重点不同而已。现在和将来，中国在处理改革和开放两个要件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改革和开放不是满足西方社会的需要。新中国初期为独立自主与世界各国打交道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武装基础，也为后来与西方人打交道奠定了安全保障，根本性解决了中国人接触西方人的恐惧心理。但到了后来，面对西方，国人从“不恐惧”又回到了“怕得罪”的旧历史循环，改革开放成了获得西方认可的承诺，也成了中国人给自己戴上的一副沉重枷锁，国内喊，国际喊，如果不喊，西方人就会抽我们的鞭子，打我们的屁股，抢我们的权利。2013年以后，中国有了很大转变，中国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明显加强，不再象以前那样畏惧美欧。未来，我们的改革和开放应该是为中国而提，不应是为西方而设的特殊礼品，更不是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保证书”和“宣誓词”。全世界只有我们念那几个字，为什么别人都不需要念？
改革和开放不只是为满足国内私有资本的需要。经过后几十年变革，产生了中国式资本阵营，这个阵营还在不断地扩大，这个阵营对于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如控制不好，很有可能将中国带入到“寡头力量”阶段。这个阵营，已经控制了中国诸多方面，最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国家的影响力接近湮没于资本的噪音中。总体来讲，资本已经把“开放”这个词当作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绝对法权，谁不推行，就是原则错误，谁就有可能失去一切，这是值得警惕的负效应。我不排斥资本，比较能容忍部分行业的有限资本，但不太赞成借改革口号搞变相损公肥私。
新中国无疑是一个最激荡人心的改革大时代，也是社会主义走向一步步胜利的时代。后期的延续改革无疑也有值得书画的彩章，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和开放同样也是波澜壮阔的新时期。真心不希望中国一直陷在对改革和开放的始点争论中，我不认为某些关键词有特殊纪念的必要，我只希望全国人民都能面向未来，共创中华民族伟大新时代。我对中国未来保有信心，因为中国有近十四亿人。我对以祖国为根的中国人有信心，浮游的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都不是我心中的依靠，他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未来，如何改革？如何开放？由谁主导？为了谁？
从历史、现实和将来看，新中国初期谋划了改革和开放总路线的整体性，它是中国各项事业的起始点。1978年的“三中全会”又是新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节点，这个节点服务于总路线始点，决不能把“改革开放”四个字误当成讨好西方和讨好私有资本的中国总路线，中国的总路线早已经写在宪法里面。
二、改革与开放的新石碑上刻着什么？
我一直在不厌其烦地讲一个观点：对近四十年，最应该做的是总结，不是纪念，更不是单向庆贺。成功是大趋势，但很显然，如果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根本无法回答现实如此复杂、尖锐而又难解的深刻社会矛盾，更无法解释令人忧心忡忡的复杂难题。
上一篇文章从宏观上对比了近七十年两个阶段之于改革与开放的不同作用，并且简略论述了两个概念的始点之争，用事实说明了新中国不同阶段的决定性贡献，也用最真诚的内心呼喊精诚团结的重要性。大敌当前，分裂，必致大祸，奢功，定留遗憾。当记得：平旦交锋晚未休，动天金鼓逼神州。潼关一败番儿喜，倒把金鞭上酒楼。
总结，有微观数据性总结，也有宏观大纲式总结。我想用后一种方式总结近四十年的中国变化。如果把每一个重大变化雕刻成一块碑文，那最近四十年的变化足以构建一座碑林。若把事物的美好部分记在石碑的正面，那么，同一事物的遗憾部分也应该记录在石碑的背面，尽管人们习惯于阅读美好的正面，偶遇有心人能浏览一下背面的记录，于自己、对国家未必是一件坏事。
因为强调只做宏观大纲式总结（基于人性与社会），所以不会对每一块石碑的内容进行数据列举，决不会罗列经济数据。我更想做的工作是清洗每一块石碑，让模糊的标题变得清晰可见，从而方便历史过来人回忆自己的曾经，方便未来人有机会客观评判自己的前辈。
近几十年，中国的发展，正面的、进步的占主流，这是事实。但历史更需要多做些警醒式提出问题，不能只是做歌颂式列举。故此，下面的石碑中会谈到更多的问题以期改进。
【第一碑：国民生活】
从物质总量上看，增量效应非常明显，增长速度超越一般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其景象是：饮食官民合欢，餐餐华筵初起。从平均量上看，凡跳出农村和脱离落后地区的人群，其基本生活的数量改善也是明显的，只有广大的农村及落后地区的物质生活整体上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丰盈背后，仍有瘦水清汤。
从质量上看。吃，由“安心”转向“不安心”；穿，丰富带有普遍性，几乎没有太多瑕疵可挑；住，改善非常明显，但两极分化是最大特征，在庆幸住宿条件改善的同时，地产又将中国经济推向积重难返甚至成为死结；医，看似不断改善，但仍属于输入性改善，公共医疗事业转向为市场化医疗后的尖锐矛盾已经越来越成为政府重担，更是患者重担。
【第二碑：国民教育】
对于教育，有两种评判视角，一种是学历，一种是文明。学历是制度划定的等级区别，人为划定的级数越多，越能从数量上反映出伟大成果。文明则反映教育传导致人性内核改变的多少，如果级数的膨胀未能带来中国文明的进步，教育的成败就要另当别论。近几十年，教育的数量成就可以值得自豪，但它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触动性极小，甚至表现为逆向消耗。一代代国人为读教育者的书而变得不爱读文化书，越年轻，越有可能一辈子都将不爱读书。如何判断教育质量不佳？一从国民素质看，整体上没有随学历提高，教育在折腾国人；二从科技独立性看，中国对外依赖性甚至比四十年前更严重。
谈到教育，我们不能回避近几十年的一个重要话题——高考。大家都把近几十年考入大学的境遇改变归功于一个人。事实又是什么？我们必须澄清以下几个问题：其一，高考，是恢复，不是创新，中间的中断不是撤销大学，而是录取方式的改变，停招只有三四年时间，但其负面影响是有的；其二，有关方面必须将第一位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信以图片形式公布于众，让大众解开迷雾，到底是华最早批复还是邓先批复？或者说华安排邓落实？这个问题关系到历史真相，不能因人废史；其三，高考比推荐入学更加科学公平，这是毫无疑问的，它的恢复是一种必然，谁也挡不住，不必借此神化个人贡献；其四，恢复高考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不能被解读为后期改革与开放的成果。
【第三碑：国家人物】
必须指出，这里的“人物”不是一般人物，更不是指平民百姓。前二十七年，中国只有一位领袖人物堪称举世伟大，他的思想即道路指南，他的全球认可指数应该配得上他在国家历史上的位置。后来，变化的速度在加快，里程碑人物的掘立超出了同时期国际新格局下其它国家的变化，还有一大批走马灯式的人物错失了立碑的机会。我们必须要提到的是：那些没有成功立碑的人，其身上也镶嵌了近几十年的国家原貌和生态。前期，人物进退具有可逆性，后期，人物进退不再具有可逆性。抛开人物迭宕起伏的原因不究，我们不难看出，时代的政坛星象是：一朝抟风生羽翼，山川龙战雾朦胧。所有人物，没有一位可以由自己或由我们来定性，几百上千年后的子孙会有更生动的写法。
【第四碑：国民流动】
流动性大小标志着人的自由度大小，近四十年的超级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择业自主权，这是非常积极的一面。由此造成的迁徙大军并非由流动性造成，而是由失衡的产业布局导向造成。要制造局部快速致富亮点，产业政策必定有所倾斜，这就决定了人口流动的方向。无论留守儿童有多少，无论农民工有多少，家庭分离的起因不在流动性，而在产业导向。无论走什么样的道路，放大人的流动性始终是正确之举。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近四十年取得了很大成功。
【第五碑：创业自由】
就业是一种被动选择，而创业则一种主动选择，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就业人数始终占主体地位，创业者总是占少数。不过，创业人数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就业人数的多寡，没有创业者的扩军，就没有就业市场的扩大。近四十年来，中国创业环境的自由度不断扩大，为不断膨胀的人口创造了相对宽松的就业环境，我们应当支持并尊重那些合法创业的各类英才。自由创业，必定也会诞生非法“创业”，它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不过，这个负面结果无关创业自由度本身，而有关于政策法律失位。必须提醒！如果把“扩大创业自由度”等同理解为“创业无政府主义”，创业虽然能解决就业，但解决的可能是犯罪分子的就业，比如诈骗业。
【第六碑：关系社会】
关系社会，或者说人情社会，它是封建社会文化的延续，亦是官僚体制的顽固后果。关系社会形成的原因在于“关系”的经济价值，而不是关系的人文关怀。近几十年关系社会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以下过程：土特产时代→烟酒时代→小红包时代→大红包时代→黄金珠宝银行转帐时代→不动产赠送及股权赠送时代→大金融时代。关系社会是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官僚制度的润滑剂是金钱，脱离金钱的任何关系都显得渺小无比且经不起考验。从这一点再往深层次推导，你将发现，制度性的关系社会不破除，任何形式上的重剑反腐最终都会周而复始。
【第七碑：精英社会】
精英社会是相对于人民社会的说法，当人民的普遍性意义不再具有普遍性共识时，精英便成了时代的主宰者，“精英”对应着官僚社会的“士大夫”。世界精英也有两类：一类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精英；一类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精英。自由资本主义精英崇尚民主自由，带有强烈的个人独立，半封半资主义的精英崇尚权力，带有强烈的奴隶惯性。无法准确判近四十年中国精英阶层的属性，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们讨厌甚至是蔑视普通大众。
精英，从来离不开权贵，但精英未必都能修成权贵，看这几十年，多少人入海？又多少人入监？有诗云：往来朝谒红珠宫，商贾儒生附强龙；纵目轻看浮世事，路尽桥断都成空。
【第八碑：阶层社会】
历经四十年堆砌，中国社会已经表现为清晰的金字塔结构，它不同于橄榄型结构，更不是和谐的圆形结构。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何为演变成金字塔？这里有一个政策始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由先富带后富。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致富竟有了顺序排列，这是政治之于经济的反向作用力。“先”和“后”就只是两个字，但这两个字的演进历史并不那么容易终结，一旦你进入了“先”，你就不可能喜欢“后”，一旦你落入到“后”，你再想赶上“先”，中间的壁垒会相当森严。先后对比不能用个体事例去验证真相，只能依社会阶层的顽固性做判断，工人和农民阶级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跃升至金融贵族阶层，你觉得一般的努力够用么？不够用。不要讲跃升至金融阶层，你就是跨入到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阶层都不算易事。由于资本力量的进一步上升，中国的阶层固化将是长期的，其影响将是深远的，改变这种固化的手段已经变得非常单一。
【第九碑：黄色春秋】
我在前面谈到过人口大流动的好处，会有人批评大流动的负面影响，例如黄色文化的全域化。我完全承认这一真实现象，但我并不会因此否定人口大流动的正确性。黄色文化的根源不是人口流动，是金钱万能。我没有也无法统计中国近几十年来从事色情活动的具体人数，曾经有人讲，按累积数估计，至少有2000万以上失足女性，从发廊至歌厅再到洗浴城和洗脚城，再升级到“天上人间”式的高级娱乐场所（有叹：今日与奴除万恨，月宫琼树是仙乡），又发展到网络直播和网络招妓的黄色市场（杀爱红巾罅，私处露微微），参与者毫无疑问是天量的。因其不合法性，导致该产业统计的困难性。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判断一下这个市场：近几十年来，有多少人涉入过色情市场？这个设问，考验着本民族的诚实性，你的回答不只能反映从业者的数量，还能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真实健康性。
这一历史潮流的影响不止于当事者的短暂经历，大家要关注，她们从良后的心理状态如何？她们走入正常生活后的价值观如何？她们对周围及后一代人的价值观影响如何？她们的人生经历会不会有惯性传递？
【第十碑：赌博国风】
这里所讲的赌博，不包含资本市场的赌博，也不包括人生选择的赌博，是纯粹性的赌技。有个说法，讲中国麻将是世界第五大发明。从技术含量上讲，是一个笑话，但从参与人数看，也不愧为一种真实。“全民赌博”被中国人解读为“消闲娱乐”，被解读为“缓解社会矛盾的另类渠道”，被视作社会维稳的辅助手段。毫无疑问，这些解释都是浅层的，都是落后的。
我们更需要反问：中国人为什么要用赌来消闲？
工作之外便是闲，闲之后，为何不好好休息？为何不完美亲情？为何不提高文化认知？为何不热衷于公益活动？赌，其生理根源是追求刺激，不是真正的消闲。也就是讲，中国近几十年的物质单向追求没有改善自己的文明倾向，只丰富了生理上的刺激种类。
赌博，无论大赌小赌，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矛盾的缓释剂，更不可能成为维稳手段，在制造矛盾的赌博事业中，社会矛盾永远只可能增加，不会减少，社会的暂性稳定，并不是赌博吸引了生事者，而是生事者畏于隆隆作响的机器，一旦矛盾积累到质变阶段，赌场的聚众效应无论有多大都无济于事。
一个社会，有赌博者不可怕，可怕的是全民滋长赌性。
中国人面临的严肃问题是：追求文明并不能为多数人带来快乐，逆向生存才能取得短暂的快感与满足。
【第十一碑：精神暴力】
上世纪末，曾经开展过几次全国性“严打”。为什么要严打？因为暴力现象已经危及政权稳定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严打”本身又带有明显的暴力性，这又从权力层面诠释了暴力的恶性循环。后来，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再次演绎了人类社会罕见的惩罚性暴力行动，为了少生人，暴力竟然以“正义”的身份出现，这一历史应该在人类社会亘古未有。再到后来，经济领域的破产现象又带有强烈的软暴力性质，破产下岗不完全由经济指标决定，而是由人的意志决定，这类非身体暴力之于人心向背的影响是深远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大征收，大强拆，大截访，一切为了大时代，一切都要求大服从。后果是：国人开始呈现集体性暴力倾向，不分群体，不分对错，不分场合，从现实社会到虚拟社会，人的行为暴力逐步演化成全民性的精神暴力，精神暴力随时又可转变成报复社会的行为暴力。
【第十二碑：毒品在心】
毒品，并不是指狭义的以精神控制为主的“白面”，它已经扩散到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全部，狭义毒品死灰复燃，广义的毒品屡禁不止，毒食品和毒药品无孔不入，毒环境无人可逃。广义毒品和狭义毒品是不是最可怕的呢？不是。最可怕的毒品是人心变毒。物质毒品，工具可以检测，人心毒了，是测不出来的。毒品之所以能毒人，是因为人心之毒在先，广泛的社会之毒在于普遍的人性之毒，毒品，毒药，毒食，毒环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毒心之人造出来的。这种说法可能会招致很多人的反击，或许涉嫌污蔑了谁。然而，不妨问问：你不毒，我不毒，他不毒，物品之毒，环境之毒，又是何人所种？你我他能脱离干系？
【第十三碑：马扁时代】
在清洗这一石碑之前，我想再做一统计设问：你自己或者你的同事亲人有没有被马扁的经历？
如果大部分人或者说全民都有类似遭遇，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下结论：我们经历了一个悲伤的马扁时代。当一个社会的马扁已经成为泛化的现象时，社会信任体系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崩塌，为了让自己不被马扁，你最好的生存方式是保持“善意的虚伪”，当你确实已经被马扁后，你就只能以“非我个案”来聊以自慰。马扁，它不只是一种人际生存的需要，还是开创事业的需要。可以认为，近几十年来，相当多拥有高明马扁术的人，都拥有了大富大贵，而被马扁者只能归集到“老实人”行列。如果大家还有怀疑，不妨对政、经、学、商等各行业成功人士进行逐一过滤，试看漏网者几何？
马扁时代之于人性的恶劣后果是：虚假和造假成为必要。
如果马扁是落后的过去式倒也罢了，然而，它不是，它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信息化速度比国人生活的信息化速度更快，借助现代科技，它穿上了更多合法的外衣，它的马扁术正逐步归顺为经策，它的掠夺性将更强，它的普遍性将更广。马扁，还在路上，它的美好时代还会继续延长。
【第十四碑：失序危机】
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社会，它是秩序社会，不是混乱世界。保持秩序，需要规矩，不同时代，可以有不同的规矩，同一时代，需要遵守既定的规矩，规矩乱了，社会也便乱了。我们这个社会，几十年来的最大变化是：对正义的叶公好龙远超对邪恶的深恶痛绝。坏人可以轻易把好人送进监狱，庸人可以轻易对能人进行构陷，汉奸可以轻易剥夺良民利益，权贵可以随性获得平民妻女，学生可以随意侮辱老师，晚辈可以随意殴打长者，长者可以无耻奸淫幼女，公权可以随意剥夺私权，私权可以疯狂侵犯公权…………如此等等，均为失序表现，一个失序的社会一定不是好社会，物质越发达，危害性越大。
【第十五碑：从平衡到失衡】
原始公社时代，有一种野生的平均主义感觉；奴隶时代，是人类社会最极端的失衡时代；封建社会，是一个漫长而又贫富分明的相对失衡时代；到了资本主义后期，则呈现为高度发达的不平衡；社会主义，有着相对平均的共富追求。新中国的70年之路，从文明性上看，是一条怪异的倒序之路，本已构建定型的相对平均道路在实现共富之前陷入夭折，进而走向极度失衡的非封又非资的不寻常社会，从群体失衡到区域失衡，再到意识形态的失衡，所有人都有一种特殊突出的渴望：从低极端暴跃至高极端。一个社会，它的非平衡量越大，其稳定性就越低，维稳的最有效方法是增加平衡量。四十年来，中国积累的失衡矛盾已经不只有三座大山，每一次不依靠“平衡量设计”的强制性维稳都会堆积新的矛盾，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由失衡走向崩塌。
【第十六碑：从集体到个人】
近四十年，曾经的共产主义理想被定性为乌托邦思维，集体组织被贬低效无用，“消灭集体主义思想”成为一波人坚持不懈努力的方向。“消灭思想”比“消灭形式”的影响更为深远，集体生产队被消灭是形式上的消灭，大生产队不适应后期发展，解体并无不妥，但集体优于散户单干是不容质疑的，因为要消灭集体主义思想，农村小集体也不能进行全国性推广，一推广，就破坏了“小岗精神”。然而，“小岗精神”是什么精神？我不懂。它只是公共财政喂养出来的“形象工程”，无论从哪方面讲，它都不应该成为可效仿模板。从集体主义走向个人主义，仅仅只体现在农村吗？不是。从政治到经济，从私企到国企，从教育到科研，从家庭到社会，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个人主义的浓浓味道。国家，本就是一个大集体，它要求组成国家的元素怀有集体主义精神，失去这一精神，国家的凝聚力必弱化。
【第十七碑：从安全向恐惧】
小的时候，我看到过打架斗殴，但没听说过杀人。八十年代初，突然之间，杀人的案件开始有所耳闻，因为还不算太多，刚开始还搞“全县公审”。后来，杀人案慢慢多了起来，公审程序也看不到了，只是经常看到学校墙上贴着的“布告”，布告上面打一个大大的红钩，提醒大家有杀人犯被枪毙了。再到后来，杀人习以为常，连布告这东西也慢慢看不着了。当杀人变得不再稀奇时，其它的不安全因素成了次级危险，比如偷盗、抢劫、黑恶等。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人的第一自卫性反应是防范，夜不闭户的社会变成了防盗囚笼中的小窝。
以上是基于治安分析，现似乎有向好趋势。除此之外，人民真正恐惧的是对就业权、教育权、医疗权及养老保障权的不安全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中国刮起了一股下岗潮，并且把工人下岗作为提高效率的正义性基点，自此以后，国人的就业安全性不是掌握在权力手上，就是掌握在资本家手上，从来都不能由就业者自己掌握，宪法上最有地位的阶级成为最不安全的阶级，这种趋势并没有随着所谓的效率提高有所改观，相反，还将变得更加不安。如果“不安”成为套在普通人颈上的绞命绳索，无论他是富有还是贫穷，内心量不会对任何制度安排者心存好感。不安，已经漫延到所有人，即使有巨量财富作基础，也无法驱散其心中对基本生存权利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魔鬼在哪里？
【第十八碑：从自主向他主】
这不是一个基于个体的问题，而是基于国家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二十多年的构建，在有限借鉴的前提下，基本实现了独立自主的能力，尤其是坚定了独立自主的意识。后来，因为满足开放的需要，失去的不只是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关键是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思想观念。它的最直接结果是：几乎所有的核心技术都由他主。“他主”的恶果通常情况下不易显现，因为全球化资源配置具有共享性。什么时候才能体现呢？危机时刻。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需要自主，可以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处于“他主”状态。但是，作为大国，如果你想站着，而不是跪着，自主就是唯一选择。今时，“他主”为何未导致出现大危机？因为中国仍存有前期自主的积累及部分未“他主”的余产。未来，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成败的指标是自主能力的恢复程度，若经常出现“中兴事件”，那将是：等到落日向山低，便是马嵬求献饭。
【第十九碑：家庭碎片化】
中国人多，这是事实，人多，影响平均消费资源，也是事实。为此制定计划生育政策，从人性上讲，虽不仁道，从自私的消费理念看，仍可理解。然而，不是能理解的是它的极端性，要求每家每户只能“孤儿寡女”，“独生”的概念擎天立下，它让兄、弟、姐、妹、叔、伯、嫂、婶、姑、姨、舅、侄与市民无缘，“六亲”不复存在，“六亲不认”也便自然而然。这大大破坏了人文社会的基本伦理传导体系，让亲情变得皮之不毛。当独生子女因工作或家庭组合远离父母，家庭的碎片化立即形成，老人身边不再有可替代补位人选。碎片化家庭的后患将在未来几十年中得到体现，部分家庭不排除要经历一段苦难的末路。因为孤独，血亲之间的包容性递减趋势正让中国的传统血缘亲情走向平淡甚至是消亡。
除计划生育影响之外，家庭碎片化的主要根源是自私主义的极端化和产业重心的失衡化。自私主义家庭的突出表现即是亲情的物质化，一代代年轻人习惯于将“责任”等同于“物质满足”，偶尔的回家探视常常被视为“一种骄傲”，一个独生子女家庭，通常的完整期只有18年，当孩子进入大学以后，就意味着你的人生接近于“二人世界”，唯有在“被探视期”能享受到短暂完整的天伦之乐。中国仍然在继续让发达地区畸形化发达，它加深了劳动力与家庭的分散，它让人口由“悲催流动”向“幸福流动”的愿望变得愈发难以实现。
【第二十碑：文化物质化】
在《我可能是文盲》一文中，我简述了自己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体系深深地遗憾，我们能从千头万绪的流行文化中抽剥出来的一条主线是“骄奢淫逸”，无论在各类创新文化中的面部施以多少现代化妆品，绝对无法掩盖其质地的粗俗。在“当今一日，历史千年”的时代，试图用5000年古文化来填补现实文化的黑洞，无异于缘木求鱼，所谓“传统文化复兴”的说法也只存在于电视宣传和节日报道中。
文化解体的标志是什么？人的精神物质化。人类历史上标定的几乎所有精神都已经重新用物质进行替代，英雄物质化，模范物质化，奉献物质化，升迁物质化，婚姻物质化，感情物质化，友情物质化，亲情物质化，法律物质化，正义物质化...............
文化，源于人的创造，必须化于人心才能称之为文化，文化化于物质，其文明性就不复存在。中国人，知识学得越来越多，脸上的文化气质却越来越少，知识分子群体的粗鲁物质化是一种最深动的去文化现象。文化化为乌有，物质只能被动填充，人就变成了动物化的物质躯壳，这类躯壳，不需要辩认，每人脸上都刻着个“利”字，其言行亦是内核的外在表现，即使金光闪闪，也难赢得真实文化人的尊重。
【第二十一碑：信仰空心化】
我对信仰的理解可能不同于大众化思维，我并不认为信仰有好坏之分，也并不认为信仰可以让人变得完美。恰恰相反，我倒是认为人类社会所有的信仰体系都是统治需要，宗教信仰，制度信仰，文化信仰，全都是为了纠集更多服务于自己的人群。人类历史，大量战争都是基于信仰分歧，单一信仰可以服务于单一体系或几个体系，但并不能服务全人类，不同信仰体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必须打着“信仰”的幌子排斥其它信仰。近几十年，国人在制度信仰上出现了逆转，对独立体系而言，本身不是灭顶之灾，只要有新的信仰体系整体性跟上，国家仍然可以表现为良性。问题是，旧的信仰体系已经崩塌，新的信仰体系未能构建。
十四亿多人，主义不信，宗教不信，诸子百家也不信，怎么办？从每个个体来讲，真的并无害处，我不倾向将“信仰”与“素质”挂钩。然而，其它国家的人民都围绕在信仰旗帜之下，中国缺少这一环，那中国可能就是沙塔一座，不受尊重。
【第二十二碑：体制之变】这一部分稍显敏感，此处省略。
【第二十三碑：法律低效化】
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从《法经》到《唐律》，再到《大清律例》，中国人从不缺自己的法律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是独具一帜，其鲜明的阶级观和人民观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有一个过程被后来的知识分子广为诟病，他们将这一年代称为无法无天的年代。事实呢？我们看一个时代到底算不算无法无天，只看违法犯罪率就够了。无论从横向比还是纵向比，新中国前后两个时期的法律有效性一目了然，前面是大治的典范，后面是有法难治的代表。法律体系，不在于法律数量的庞大，而在于其对社会治理和谐性的作用力大小。
四十年来，中国的法律一直在模仿，从来未成形，从无罪推定原则的照搬到法袍、大法官和审判程序的学样，无一不展示东施效颦的尴尬，现在就只差法官的洋面孔化。一个自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国家全盘照搬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体系，法治文明与政治文明不相匹配，官场如何实现清明如镜？社会如何能有太平盛世？
【第二十四碑：国家离散化】
中国社会的一统观不仅是领土概念，还是文化概念，又是经济概念。一个统一的国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统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通感，若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之间表现为巨大的权益鸿沟，心理上的一统观实质上已经失去牢固的基础。港台部分人士的分裂倾向属于一统观的显性解体，而大陆人士未必铁板一块。
自从有了个别地区的特殊政策之后，“圈子利益”就表现得一波甚于一波，每划一个圈，就会给某种超越其它地方的特殊权利，最终必定结出身份相同待遇迥异的果实。从教育看，地区不同，读重点高校的机会差距巨大，同一地区，阶层间的差距巨大。从学习内容看，部分教材的地方化不可避免地浸润着地方文化的优越感，它的长期效应是制造地域间的文化冲突，你放大“浙江精神”，他放大“湖南精神”，我放大“上海精神”，最后就不会有“中国精神”。
从政治经济角度看，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特权多了，其它地区的基权就会少。“权责相应”的现代理念告诉大家：权利鸿沟越扩大，一呼百应越不可能，统一的体系终会弥漫着不统一的声音。人心散，危机深藏，吾当记，西风送晚，一轮落日冷长安。
【第二十五碑：预留的空碑】
中国历史的长期性和完整性取决于中华民族反躬自省的能力，历史不灭是基于过去，而不是基于未来，在特殊的历史关头，只有骄傲，没有英雄出面引导反省纠错，失败或者灭亡就在前面等着，这一块碑我先给留着，看看今人将如何书写。
清洗出前面的石碑，让人民阅读正面和背面，再由人民倒逼反省与改革，形式虽然曲折，但仍属合理的历史节奏。无论是自醒还是被逼醒，只要能醒来，中华民族后辈就能继续在空碑上篆刻自己的辉煌。
1949年－1976年：水面波涛汹涌，水下静若处子。
1978年－ 至今：水面风平浪静，水下暗流涌动。
没有对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思、总结和求解，谁能保证中华儿女可固疆守业并繁荣文明？
当思过，务求君恩能坐久，不让荣落在朝昏。
切莫等，伤心民断兴亡梦，惟欲裁书问杳冥。
三、改革与开放的平衡量设计
近几十年的改革，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可以认为是历史性的，既有伟大的收获，也积累了复杂的矛盾，并且带有全民性，新的支配性宏观设计正变得越来越紧迫。
近几年来，顶层设计、混改和供给侧改革等都是宏观改革，但究其本质，恐怕仍然只能属于微观设计，因为它不能解决改革成果与改革路径的一致性矛盾。混改，它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局部性逆向探索，不很新颖，效果也很难体现。供给侧改革，已经试用过几年，效果不明显，因它不能独立于需求侧。人民群众正在感受并争论的全局性问题已经被组装在高铁里向前奔驰，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内置式矛盾，跑得越快，风险也越大。
邓小平先生曾经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另一部分人富起来。
可以认为，小平先生的第一步愿望已经实现，中国的富裕群体数量已经紧追美国之后，必将继续壮大。实现这一大步的最核心理论依据是什么？是“非平衡发展理论”。它的重要作用是以失衡刺激一部分群体极限式挖掘自己的行为内力。
小平先生的后面一句话怎么实现？
中国未来，我的一贯看法是：有挑战，不悲观。
我个人对实现共同富裕有三大设想：一是动态平衡量设计；二是“一农化”设计；三是社会主义文明模式设计。做好这三大设计，物质进步才能保障国家振兴。本篇讲动态平衡量设计。
非平衡量设计累积的矛盾。
因为有非平衡目标设想，一切政策基点就必须是打破平衡，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另一部分人就必须先等等看，甚至不排除要先忍忍看；一部分地区先发达起来（优惠政策优先投放），另一部分地区就必暂时充当铺路石，甚至可以有广域性企业破产；一部分人先将商品经济炒起来，另一部分人必须愿意跟随资本被动奉献；一部分人先动起来，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和法律创新，另一部分人必须暂时性处于害怕吃螃蟹状态……………………….
中国的很多实际国情，既具有中国现实特色，还具有中国历史特色。在这些不同的国情中，有一种普遍性观感强烈的国情是：失衡。一切浅层矛盾和一切结构性矛盾都源于严重的、广泛的失衡。它的宏观性制度政策源头就是非平衡设计。解决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新时代改革路径之一是：动态平衡量设计。
什么是动态平衡量设计？
简单点讲，它是基于人类和谐信仰的具备激发最大多数劳动力潜能的相对公平的政策设计。它的核心诉求是逐步实现相对公平的共富社会主义，它的制度精神是能激发人的基本潜能，它的制度表征是各类人群在各类指标数量拥有上的相对平衡。
特别要指出的是，“平衡量设计”不等于“平均量设计”。
平衡是动态的，是相对的，是积极的；平均是静态的，绝对的，是消极的。平均主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相对平衡主义有利于激发全要素潜力。
对中国而言，哪些平衡量有重新设计的紧迫要求？
【地区平衡量设计】
地区不平衡的内含元素很多，无法一一列举，除生活配套水平之外，最直接的指标是货币指标。至2017年底居民人均收入（含城乡）最高的是上海，近6万元，而最低的甘肃和西藏大约只有1.5万元，全国人均收入是2.6万元。退休金差距大致相当。社会主义国家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倍数论，不是以百分比论，这种超不平衡造成的不稳定度很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当然是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为什么发展水平差距如此之大？当然是政策所致。不同地区间群众的创造力从来都不可能成倍数关系，政策效应是所有差距的根源。有人讲，东北、西北后来不是也得到类似优惠政策吗？为什么就跟不上呢？大多政策都得到了，但效应能一样吗？“先发效应”筑起的高地，后发者随便能赶上？不可能。“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局面除非有逆转政策，如果只有跟随政策，绝无可能改变格局。
时至今日，所有的优惠政策仍然是先从上海、深圳、北京出发，然后再传导到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再往其它洼地传导。结果是什么呢？地区级差不断扩大。
地区级差的负作用很多，不能一一论及，特别要强调的是其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深远影响（鸿沟改变最大的是人的思想）。和平状态，什么事没有，一遇风吹草动，立即就会有可怕的后果。不详细论述。
消除地区失衡的平衡量怎么设计？唯一办法：一切“新、优、好”的政策均从落后地区试行并力求开花结果。
【产业平衡量设计】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产业呈现几大特征：第一特征是以资源为主的挖地球产业；第二特征是以合资为主的低端制造业；第三特征是房地产和基建触发的建筑建材产业群；第四大特征是依赖于技术引进吸收再创新的中高端制造业；第五大特征是借助于信息技术的互联网泡沫产业；第六大特征是资本权贵化集团化的大金融产业。
由于政策的积极引导和地区失衡的长期积累，三大经济圈（长三角圈，珠三角圈，京津圈）逐步形成了后三大产业集合区，中西部及东北仍处于前三大特征区。如果没有新的政策巨变，靠个别企业的点缀，中国很多地区会形成极度可怕的人才空心，一旦房地产经济降温或停滞，很多地区的产业会出现“死产业现象”，也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体产业。
产业平衡量如何设计？外资中高端产业优先往东北和西部引进，政策浮动可超越改开初期；中端产业转移，先进制造业落户东北和中西部，土地使用、融资、发债、直接上市等都享有优先权；中国本土高科技未来产业落户东北和西部，除享受第二类优先权之外，税收上还可享受二十年优惠。
【公私平衡量设计】
经过几十年私有化发展过程，私营企业已经不只是一种经济存在，而且是一种共治权的存在，它们的力量显然是决定性的。不过，尽管形式上发生了如此巨变，但宪法上的根本制度仍然稳定，所以，社会主义方向还没有改变，在执政集体和多数国人仍有共识的前提下，对于公私经济的规范仍有可改造的可能性。如果不能取得共识，全局私有化并非没有可能，并且会越快越被媒体叫好。
如何进行有共识的改造？我认为还是要关注一个相对平衡。社会主义强调公姓，国企全消亡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核都没有了。私姓的基础能否也可以标注公姓的制度补充呢？制度内涵是不是只以“生活是否变好”为标准？如果说“向好即代表社会主义”成立，那人类历史一直都在变好，是不是可以讲人类一直处在实现社会主义进程中？
特别说明：如果国内媒体继续热衷于炒作“世界富人排行榜”的中国人数，新的理想制度设计恐将没有归途，所谓的公私平衡也将全变成废话。
【教育平衡量设计】
中国教育失衡的两大突出表现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双失衡。基础教育的失衡已经由农村教育空心化上升到县级教育空心化。高等教育的失衡更加恶劣，除了教育内核的失衡之外，某些省级高校人才都已经开始空心化趋势（经济失衡的必然结果）。
如何解决？
小学初中教育必绝严格地实行均衡教育和就近入学。高中必须全面减少甚至是取消重点学校，硬件建设均衡化，高中生源全面按地区原则和成绩均布原则，高中老师实行区域内定期流动制。
职业教育变相成为学历教育的趋势非常明显，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同质化。今后的方向应该是，职校毕业生只发职业技工证，不能发学历证，技工证的取得应以实际技能考核为准，不能以修文化学分为考核标准。个别职校学生如果确实对理论学习感兴趣，可以自己努力升入普通本科院校深造。职业教育大面积沦为伪职业教育、发文凭教育和赚钱教育是教育改革的重大遗憾。
高等教育的失衡关键是人才失衡，一是师资，二是生源。解决师资失衡可以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全国高校教师薪资相对均衡化；二是经济落后地区的教师住房免费制；三是落后地区教师职称晋升优惠制；四是教研科研经费向落后地区倾斜制；五是领军人才引进财政倾斜制。解决生源失衡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落后地区本科免学费或半学费制度；二是落后地区高校保研指标优惠制；三是公费留学指标倾斜制；四是学生创新创业经费倾斜制；五是落后地区高校毕业生公务员招聘优先制。
近几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所谓创新能力是用钱砸出来的，不要以为只有清华、浙大、上交大能砸出“科研能力”，兰大、哈工大、中南大学就砸不出来。
【医疗平衡量设计】
医疗失衡，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医院的失衡，二是患者医疗待遇的失衡。
医院的失衡，既包括地区间的失衡，又包括地区内部的失衡，北京与宁夏的失衡属地区间失衡，宁夏省会与县乡镇的失衡属地区内失衡。解决地区间失衡，需要引入“医院联建制度”，北京大学医院可以被要求与宁夏共建一所三甲医院，北大医院的普通医生必须有一定年限的宁夏工作经历，北大名医必须定期到宁夏工作固定时长。解决省市内部失衡，需要引入“县级三甲医院制度”，五十万以上人口的县必须有一家三甲医院，由各省立医院或省内著名医院与县市共建，省级名医实行定期蹲点制度。
医院失衡还包括大病医院与普通常见病就诊医院的配置失调。建议更多引入“三甲医院设分院制度”。患者是特殊群体，对医院的选择包含了更多的忧患意识，部分小医院不是不方便，是不能取得患者信任。如果每家三甲医院都能就近开设三到五家分院，将更有利于分流普通病人，也有利于病人按病情发展在不同等级医院之间流动。
患者就医失衡也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地区或区内医疗条件导致的失衡，这需要通过前面的解决方式得到解决；二是患者之间的就医条件失衡，这是由人的三六九等造成的后果。解决患者就医失衡的重点在解决人的三六九等问题，以商业医保为主的患者，他们有权按照保险约定享受自己的权益，以全国医保体制为保障的群体，应该实行“人权平等的就医原则”，医保交费和医保保销应该早日实现并轨。
【收入平衡量设计】
人的失衡归根结底是物质失衡，也即收入失衡。制造中国现实失衡的两大原因是自主创业和分配制度。自主创业造就了一大批超级富人和一般富人，这里的“自主”有权力政策性自主，也有个人能力型自主。前一部分富人未得到社会认同，后一部分富人将被社会尊重。分配制度造成的收入失衡占据了劳动人口的绝大多数，工农阶级的失宠或下岗首先使其成为穷人主体，职场分配差距也制造了相当大的业内鸿沟，董事长可以拿年薪5000万或500万，普通员工可能人均只有几万。不管哪类失衡，都造成了“人随钱流动”的大势，只要人随钱跑，必将进一步加剧其它各类不平衡。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薪资相对平均估计在中短期内难以实行，日本曾经在上世经八十年代使用过的一种薪资制度倒是可以借鉴，也即“十倍封顶制度”。凡薪水阶层，不管你居于什么行业或事业，顶级薪水不能超过社会平均薪水的十倍，超过部分，按45%至90%不等纳个人所得税。因为它是全社会实施，也就不存在你频繁跳槽的选择性，内企，外企，私企，公企，都遵守相同制度，恶性挖人才墙脚的空间很小。在这样的制度下，员工也具有相当高的忠诚度，企业有相当大的稳定性，是一种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类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资产平衡量设计】
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谈资产这个概念，但中国暂时还必须以资产定价身份，阶层划分的标准就是资产。经过四十年的所有制改革，中国富人在世界富人排行榜上的比例仅次于美国，可以自豪，也可以叹息。排行榜上的富人是拥有资本的资产巨人，一般国民则是不带资本的资产符号。
现在的问题来了，资产占有的巨大失衡已经宣告资本主导权的实质存在，没有任何符号能比资产更能代表社会形态。这个社会形态的稳定形成同时又宣告了另一个事实存在：阶级对立的尖锐性将不断加深，时刻都有引发深层次激烈矛盾的可能性。
为防止不理性事件发生，中国应该尽快调整资产分布以促平衡化。平衡方法无非是两条：一是资本主义已经用过的平衡法；二是社会主义平衡法。若用资本主义平衡法，不外乎三大招：房地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若用社会主义平衡法，那动作就要大很多，至少可以有：严格各类资产产权公有（比较困难）；严格控制限制家庭固定资产净饱有量，超出者课以重税；私有资产的新型社会主义改造。
在各类大的顶层改革中，凡涉资产的改革都是难以切入的改革，因为它碰触了公姓私姓的争论。
【生育平衡量设计】
中国生育失衡的主要表现有：城乡生育率失衡；男女比例失衡；不同民族间的生育率失衡；公民与非公民生育权失衡（大量外籍人在中国无限制生育）。
生育失衡的多样化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男女比例失调只是其中之一，优生优育得不到保证，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得不到落实，公民地位弱于流民地位成为常态，等等。
解决生育失衡的办法，我最不赞成的就是“奖励生二胎”，最好的办法是全体公民平等自由生育，如果认为自由生育不符合中国国情，暂时不敢放开，那唯一之路是“公平生育”，一把尺子量到底，不能对任何人有任何特殊空间。（后期政策已经调整为三胎权）
【权利平衡量设计】
这里所讲的“权利”主要指除经济之外的公民权利。由于近四十年整体上采取的是非平衡设计，所以，落实到每个人身上的权利失衡也是必然结果。主要表现有：政策权失衡；立法权失衡；受教育权失衡；保障性权利失衡；表达权失衡（资本控制力强大）；公共政策建议权失衡（明星多，富人多，大员多，平头百姓少）；就业权失衡（阶层化的代际传递成为大趋势并固化）。
未来的改革路径：政策性代表必须实现“三少一多”（大员少，富人少，明星少，民意代表多，都要有量化指标）；社会主义新时代民主化改革必须大步推进，让人民群众决定选人用人，让人民群众的选择权体现到社会各项事业中；包含各类宪法框架内的权利保障应得到落实。
所有的腐败都源于普通群众的权利缺失，不解决权利失衡的痼疾，反腐败终究敌不过腐败。
【养老平衡量设计】
中国是人口大国，养老问题是全世界第一大问题，它涉及到的人数接近世界霸主美国的人口，靠国家力量无法实现“富养老”，也不宜搞高度差别化养老，最合适的模式是“小差距，中水平，大保障”。
所谓小差距，是指所有人一到退休就待遇基本无差别化，除非你单独购买了额外的商业保险，国家统筹的部分实现要基本均等，因为全国各地基本生活成本差别较小，医疗保险额外有另一条线保障，养老领域，没有搞两极分化的合理性。
所谓中水平，是指养老金与在职平均水平的比较数，养老金平均水平不应越过在职薪水均数的五成，超过了，养老事业要么无以为继，要么是尖锐对立。
所谓大保障，是指全民保障权，即凡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人都享受养老保障。
上面所列的十大平衡化设计主要是宏观上的设计，具体到每一项事业，还有非常多的细化动态平衡设计，只要涉及到人的事业，它就包含相对平衡，它就需要保持动态。相对平衡，能让社会保持和谐，不致于将人性自私的一面极端化。动态变化，可激发人的追求与创造力，不致形成抑勤养懒的消极局面。
动态平衡量宏观政策设计的最重要指标是“非平衡因子”的设定，凡可以用数据表征的指标，不管它是宏观还是微观，都可以设定科学的非平衡因子，用这个因子来动态校核“平均主义”和“极端分化”两种趋势，最终促成各因类要素间的动态相对平衡。
如果允许对未来中国道路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本人对新时代发展道路的一种声音，或者说对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粗略设想，更具体的微观政策设计并不在考虑之中。“非平衡理论”是过去几十年所有宏观设计的支配性宏观依据，“动态平衡量设计”应成为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所有宏观设计的支配性宏观依据。自然界是平衡的，人类社会也需要平衡。
四、改革与开放的人民民主设计
（本部分内容现已不适合发表，全文省略）
五、改革与开放争论的三中全会前后
提到改革开放，必须提到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这是官方定义的新时代起点。在对改革开放的具体过程进行总结和展望之后，有必要对改革开放的起点大事进行挖掘，以期能给大家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脉络感。
我们党，我们国家，一直以来都把这次会议看得非常重要，在纪念活动的压轴部分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做一次清理与总结，引用的资料全是官方已经公开的最重要权威资料。稍显遗憾的是，本文不包含华先生的讲话、指示、报告和活动资料。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上讲：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从明年起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华主席说，对于那些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工作。华主席要我们畅所欲言，所以这次会开得好，我就提六点意见，请同志们批评指正。（摘自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上的发言》）
[注1：华国锋鼓励所有参会人员畅所欲言，后来被认定本次“中央工作会议”的高度民主是“三中全会”能取得共识的最大动力，并且他让这种氛围持续了很久。]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多月，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大家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今天，我就讲“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问题。邓小平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党内要民主；党的干部要加强学习，学马列主义，学毛泽东思想，学经济建设，学科学技术。（摘自《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1978年12月12日。中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摘要：揭批林彪和“四人帮”运动基本结束，工作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次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既民主又集中，有纪律有自由，有统一又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会议指出，近年来中国发展对外工作取得重要成就，领导人访问全世界几十个国家，中日友好条约缔结，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完成；我国还存在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及刑事犯罪分子，不能放松阶级斗争，不能削弱阶级专政，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继续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会议决定撤销“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决定；会议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会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发动这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实际过程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适当的时候加以总结，但不应匆忙进行；华国锋同志提出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会议指出，华国锋同志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和“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号召已经深入人心；会议最后指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摘自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注2：在“三中全会”公报上，未提及“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网上流传的说法是后来大家总结出来的，现在的人总把“改革开放”的提法设定在1978年本身就不符合历史。]
1979年1月3日。胡乔木组织宣传战线讨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讨论阶级斗争的条件、性质、范围及与党的路线斗争的关系，胡乔木最后说：我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准确，这对我们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十分必要。有关阶级斗争的讨论，只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请大家批评指正。（摘自《胡乔木在中宣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在党的务虚会上印发。）
1979年1月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胡耀邦讲话：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扣帽子，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是“砍旗”；三中全会以来，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条件；今年出现一股小小的思潮，上访的人多了，多数是有冤屈的，我们工作没做好，让他们吃了苦头，有的举标语大游行，对这种情况不要怕，不要随便抓人；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提倡民主集中主义。（摘自《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
1979年3月8日。陈云：计划工作的规则是“有计划，按比例”；1949年以后，按苏联的办法实行计划是完全正确的；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部分，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主要的是基本的，第二部分是次要的是从属的；搞经济要有“利润”的概念。（摘自《陈云同志的计划与市场讲稿提纲》）
1979年3月21日。陈云：今天，我要讲四个问题，第一，因为八成人口在农村，所以要搞四个现代化；第二，经济发展要按比例，靠借外债，靠不住；第三，比例严重失调了，要花三年搞调整；钢产量要重产量更要重质量。生活水平要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大体上差不多。不要把我说得那么好，我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三门峡就是我经手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摘自《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讲：近两年多来，我们进行了大量外交工作，在自卫反击战中，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是同情我们的，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同志晚年为我们制定的三个世界理论，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共同反霸、并且同美日建立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是多么地富有远见，这一国际原则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部分无政府主义流毒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他们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尽管犯了一些错误，但过去三十年间取得的成就是旧中国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要着重谈谈毛泽东思想（详细略），特别要指出的是，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新阶段，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发展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今后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最近时期，国内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现象，坏分子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的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绝食静坐，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要求美国“关怀”中国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我们能允许吗？社会风气有所变坏，有些干部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损公肥私，不与群众同甘其苦，“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他们的流毒不能低估。（摘自《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我们要选拔一批年轻的同志接班，要趁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在了，很难解决，选不准的，再换嘛；他们打着“两个凡是”，实际是坚持林彪和“四人帮”那一套。（摘自《邓小平同志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执行人民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华插话：同志们，我要指出，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在林彪、“四人帮”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在粉碎“四人帮”时是出了大力的）。（摘自《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我们许多高级干部是朴素的，但确实有些人搞特殊化比较厉害了，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形成了社会问题；广大群众关切三个大问题，一是物价涨太快，一是干部特殊化，一是房子紧张；过去，我们的党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有那么大权吗？没有啊！现在，有些人拿着这个权力横行霸道，上访人员很多；现在，干部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出去随意扩散，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关情报；如果我们不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三年后、十年后不晓得要出什么事；老同志要退下去，有些高级干部不愉快，不能搞特殊化了，如果党允许我退休，我今天就退，这是真话，不是假话，从整个事业看，我现在还不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摘自《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级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
[注3：至本年底，大宣传基调仍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未提到改革开放]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议事日程上；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我们要力争八十代达到这个目标；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三年，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三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确立路线是不可能的，三年来的成绩是巨大；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当时有些人杀气腾腾，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什么时候我们说过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了？全党要报从中央，中央定了的，不允许找借口抵制中央领导，必须服从。（摘自《目前我们的形势和任务》）
1980年2月12日。胡耀邦：有人讲，我们的国家出现了危机，一是信仰危机，一是信心危机，一是信任危机，我不相信，春天已经来了；1966年到1976年，没出什么好作品，粉碎“四人帮”以后写了一些；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就提到，不再用文化服从政治从属政治这个提法。（摘自《胡耀邦在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980年2月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撤销宪法四十五条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的规定。
1980年3月至1980年6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意见。邓小平：中心意见有三条，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一是对建国三十年来的大事做公正评价，一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总结。批“高、饶”没有错，高岗想把刘少奇搞倒，是我和陈云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1957年“反右”也要肯定。决议草案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讲错误，不能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只有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只有一个人犯错误，别人都正确。四千人大会的讨论发言，我看了，有些意见好，决议稿的篇幅太长了，要压缩，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许多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通的，对于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胡乔木同志的意见我是赞成的，“文化大革命”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决议”有关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有同志讲，“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组织生活不存在，这是错误的，不存在，怎么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尽管国内乱，但在国际上，我们作为大国的地位，国际上是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我在联大参加会议，许多国家代表都来同我握手，这是事实。另外，在“草稿”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中不提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决议中不涉及没有坏处，如果有必要讲资产阶级影响，将来在其它文件中再说。
1980年4月7日。中央转发《关于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八项方针：不要盲目推广内地的和汉族的工作经验；西藏工作问题，要事先征求西藏党委政府的意见；中央召开与西藏工作无关的会议，西藏可不派人参加；大力培养藏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干部；尽可能满足西藏的特质和技术需要；认真做好援藏工作；各地要做好具体方案；克服过去左的偏向。自治区县级以上党政机关以藏族干部为主，汉族干部要学习藏语和藏族文化。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华国锋不再兼任总理，陈永贵提出解除他的副总理职务，中央决定同意；五中全会以后成立的书记处工作成效显著；“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和四人帮大搞特权，给人民群众造成很大灾难。当前，有些干部不把自己当人民公仆，搞特权，搞特殊，引起了群众不满。现在，有些青年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投机倒把，不惜出卖国家机密，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近一两年来，通过不同渠道运进来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影片和书刊，败坏社会风气，腐蚀我们的干部，要严肃注意这个问题。（摘自于《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谈党的领导制度改革）
1980年9月25日。中央发出《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净增四亿三千多万，大大增加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难度，国务院号召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有人担心会出现老龄化问题，这是可以解决的，三十年以后，还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三十年后，一些家庭可能会出现老人无小孩照顾的情况，国家可以想办法解决，增加社会福利和保险，做到老有所养。为了控制人口，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在入托、入学、招生、招生、城市住房和农村用地等方面照顾独生子女家庭。
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可以试点包产到户。
1980年11月23日。中央印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大寨的经验经周总理同意在全国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文革”以来，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的路线造成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
1980年11月23日。胡耀邦讲“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具体涉及四个方面的态度：对上级，对国家，对群众，对工作。
1980年11月26日。胡耀邦在中央纪委发表讲话，谈搞好党风的几个问题。
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通报认为，华国锋同志不宜再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同志提出辞去党内职务，其他同志对他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并对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在1977年到1978年两年中，华国锋同志在经济工作中提出了左的口号，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会议建议，胡耀邦同志任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同志任中央军委主席。这个建议留待“六中全会”作决定。
1980年12月16日。陈云：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绝大多数不是借给我们现金，是卖机器设备给我们；经济形势很好，但物价涨得过快，人民是不满意的；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出国考察团太多，不少是出去游山玩水。（摘自《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注4：这是官方报道中首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说法，注意！这是1980年，不是1978年。]
1980年12月16日。赵紫阳：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大跃进之后，农村出现在很多浮肿病，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急于求成，基本建设规模搞大了，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但规模太大了，超过了实际需要，这种冒进的错误加剧了比例失调；明年经济首先要减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国防开支，消灭财政赤字；正确处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加强市场调节；长期以来，我们走了一条重基建轻效率的老路，热衷于大搞基本建设，看起来增长速度快，人民得到的实惠并不多；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跟印度比，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粮食平均数比，我们的情况要好很多，这是世界公认的。（摘自于《赵紫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培养了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是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那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说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晚年就没有讲正确的意见；现在，有些地方发现，杀人放火，制造炸药，抢劫偷窃，行贿受贿，贪赃枉法，出卖国家机密，滥发奖金，抬高物价，扰乱市场等情况，有的属于反革命活动分子所为，有的属于林彪和“四人帮”残余所为。（摘自《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注5：至1980年底，中央还没有正式提到大改革的口号，也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提到过“开放”一词。]
1981年1月1日。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很重要，但当前有几种观点是错误的，一是认为中国很穷很落后，所以中国无足轻重。中国块头大，是靠自己独立自主发展起来的，不信邪，有人认为老虎屁股摸不得，我们就摸过几次；一是认为中国有求于美国，美国不求中国。这两年我们做了一些错事，引起了错觉，以为我们离不开美国，我们进一步确认，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即使世界发生大乱，我们也能活下去。一是认为美苏采取强硬立场，中国就会吞下台湾问题。不会的，中国不会吞下去，哪怕发生中美倒退，也不会吞下。一是认为中国搞意识形态是为了摧毁美国政府。这种观点不是八十年代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观点，是六十年代观点。（摘自《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的讲话》）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判决对象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全文略）
1981年3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发布：当前突出的问题是，森林破坏严重，砍的多，种的少，消耗多，培育少，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会贻害子孙。
1981年5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领导干部要亲自动起草重要文件不要秘书代劳的指示》，这个重大原则是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多次指示的，现在一些领导不动脑筋，一切都由秘书包办，有鉴于此，中央中央需要提出这个规定。
1981年6月27日。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容丰富）
1981年6月29日。中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一届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通过胡耀邦为中央主席，赵紫阳、邓小平和华国锋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由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和华国锋组成。
1981年7月1日。胡耀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
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六中全会，总政提出批评《苦恋》，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非常震惊，许多话超过了1957年右派的言论，就是要搞脱离社会主义，就是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当年的右派也是杀气腾腾的，这种不正常现象一定要扭转，这是十年动乱的后遗症，这样下去是要亡国的。《太阳和人》就是根据《苦恋》改编成电影的，就是讲共产党不好，讲社会主义不好。
1981年8月3日。《胡耀邦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影响很大，着重反思，尤其是反思如何毛泽东思想和新中国前几十年的思想意识。
1981年8月8日。胡乔木在思想战线座谈会上作《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主要是按照胡耀邦的讲话精神进行传达。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国庆节前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报告。
1981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外宾接触中要维护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的通知》。一些地方，向外国人索取财物，强要礼品，缠着外宾兑换外汇，对外国人强拉硬卖，有些人伤风败俗，有些人利用出国机会，出卖国家机密，私自向外国人出售文物。为防止上述现象继续发生，特发此通知。
1981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赵紫阳作《当前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报告。当前的整体经济形势是好的。在经济生活中，由于受到十年动乱的影响，请客送礼、拉关系、要回扣、走后门、铺张浪费等恶劣现象开始蔓延，人民群众很不满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走私逃税等，十分猖獗，特别是一些经济单位，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纵容包庇犯罪活动，严重腐蚀了国家机关和干部队伍的肌体。
[注6：本次报告中再度提到“经济体制改革”这个说法。]
1981年12月22日。陈云：农业 要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我们搞来料加工不能把自己的工业产品都挤掉了；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活动熟门熟路；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有重有轻，按计划办事。（摘自《陈云同志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注7：至本年底，中央仍然未把“改革开放”作为正式宣传口号。]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分五个大部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关于改善农村商品流通；关于农业科学技术；关于改善生产条件；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
1982年1月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决定》指出：近年来，受资本义思想侵蚀，企业领导班子搞不正之风，弄虚作假，偷税抗税，截留利润，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等等。不认真解决，就不可能取得国民经济好转。全文分五个部分。（国企开始出问题不是六七十年代，是八十年代。）
1982年1月11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紧急通知》。中央常委看到一份简报，反映广东省的一些干部甚至是领导干部极端严重的走私腐败犯罪行为，其它省、市、自治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类似问题，把大量国有资产据为己有，已经事关我们党的生死存亡。现紧急通知如下：略（共六条）。
1982年1月13日。中央作出《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打倒“四人帮”已经五年，治安工作为什么没有好轩？从根本上讲，是“四人帮”长期破坏的后遗症，加之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中央要求全面落实“综合治理”，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将是“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北京是全国的中心，全国看北京，世界从北京看中国，中央要求把首都建设好。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现在国外有人讲我们搞这件事情看起来要失败，下面的干部也觉得困难，但我们下了决心，坚定不移，我不相信搞不成；先从国家机关开始，坚决减少军队人数；这一次革命，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要注意进的问题，进来的干部要选好用好，要任人为贤。（摘自《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1982年1月14日。胡耀邦：建国以来，我们在对外经济方面经历了曲折，这不能归因于我们宁愿闭关自守，有其历史原因，第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封锁我们，第二，苏联撕毁条约与经济合同，第三，自力更生被曲解。自1972年起，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始好转，逐步打开了一点局面。我们今后要利用两个资源和两个市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我们有四个有利条件，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强大的国防，三是指导思想，四是国际条件。处理对外经济关系，要讨论六个问题（略）。有一个严重问题顺便说一下，不要再盲目进口消费品了，打击民族工业，投机倒把，这不是引进先进技术，是误国误民。（摘自《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1982年1月25日。陈云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谈加强计划经济问题，强调以计划为主，以市场为辅。
1982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通知》。
1982年3月1日。中央转发《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纪要》的紧急通知。纪要披露，两省经济领域的走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据为己有等严重犯罪活动，已经比“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要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女进行严格管理监督，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必须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今年工作的中心。必须明确，我们党对外实行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是坚定不移的政策。要大力整顿党风和严肃党纪。
[注8：这是公开资料第一次把“对外实行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串联在一起报道，但还没有“改革开放”这个提法，这是1982年的事了。]
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近两三年来，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明显增加，少数人员还相当猖獗。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严重破坏了党风、民风，受他们散布的无政府主义毒害。为保卫党的纯洁性，必须坚定不移地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但是，坚决不搞群众运动，坚决不搞人人过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是正确的，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
[注9：从这个阶段开始，党政文件开始逐步提到“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样分段化的宣传模式]
1982年5月28日。中央发出《深入持久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争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胜利》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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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资料风格开始转换，“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回眸就到此结束。
在1984年以前，“改革开放”一词并不是某人、某年提出来的方略，也不是某个大会议定的路线，是后期总结出来的集合语，被领导合成使用之后便成了之后几十年的大纲式要求，历史的原貌就是这样，它肯定不是1978年的理论产品。
对改革和开放的大总结：
如果按正式公开的材料对历史进行观察，“改革开放”这个词并不是出自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并且在1982年年中以前都没有出现过。后来，出现把“改革”和“开放”连体式表述的时间点至今仍有争论，是谁最先提出来也有争论，官方报道似乎是出自于1984年邓小平先生福建考察时的讲话。
近几十年来，为什么官方会把“改革开放”的始点定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呢？就我个人理解，大概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新阶段党内影响和对国家影响非常显著的大会，与1978年以前观念不同的声音得到了极大体现，特别是它们部分突破了原有的框架和范畴；
第二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选人用人的大范围轮动，两类人的轮动决定了思想的转换，从而就决定了之后几十年政策的转向，也决定了后面几十年各项事业的各种轨迹；
第三点：新中国前几十年并不是没有开放，只是开放的范围和侧重点不一样，主要放在争取盟友、争取国际空间、争取核心主权和争取奠定国防自主能力上面。后期的开放重点则是放在市场开放和商品开放，让百姓的直接感觉更贴近。这是前所未有的不同之处，后期开放的影响在于扩大了人的内外自由度。当然，这一自由度的扩大溯源还是在1972年（前面的资料中早有官方论断）；
第四点：新中国的每一时期都是在大力度改革，社会主义制度地确立、完善和建设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改革，这个时期，主要放在制度构建、工业经济体系构建和国家安全保障构建，这些构建影响了新中国所有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初期提出改革的频度类似于之前，后来越来越密集，但最后仍然把改革起点锁定在1978年12月，关键在于它是对前路的再改革，是另一种形式的创新，因而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和观感。
改革和开放是古今中外的固有旋律，也是人类历史的不变节奏，它与个体人无关，与个别国家无关，人类不灭，旋律不变。新中国的历程是一个整体，中国人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同世界人民一道行走在改革和开放的大道上，在同路行走的过程中，也许会有牵手，也许会有碰撞，也许会有战争，但最终的方向必定是共同向前走，没有静止或倒退行走的人类。
我们不需要单独向世界念几个字，我们需要的是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2024年8月3日星期六重新合编
【文/孙锡良，独立时评人，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