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 周洪宇：中国式现代化应当避免“内卷化”
近年来，“内卷”成为坊间的流行词语：“鸡娃”教育内卷、“996”工作内卷、“30+”婚恋内卷等，折射出现代社会白热化竞争中个体与集体渐趋力竭的情状，引发了公众广泛的热议与深切的忧虑。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告诫：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1)
“内卷化”的概念嬗变及其本质
“内卷化”(言简“内卷”或“卷”)来源于拉丁语“involutum”，意思是包裹或卷曲之态，或是向内演化、内在缠绕及衰退等诸多含义。随着时代变迁，“内卷化”成为理解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困境与挑战的独特视角。值得注意的是，“内卷化”概念除了语义内涵丰富之外，还发生了情感色彩的负向化嬗变。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于“内卷化”问题的思考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内卷化”首启于哲学与人类学的理论视域。“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由德国哲学家康德首先提出，将其作为与“进化”(evolution)相异的发展模式，描述“事物向内发展的趋势”(2)。其后，美国学者戈登·威泽将其应用于解释文明在遇到发展障碍时转向内部复杂化的现象。(3)这一阶段，内卷化主要被视为一种中性的描述性术语，反映对停滞状态的哲学思考。
此后，在经济学、政治学的实证分析中，“内卷”一词不断丰富。美国学者克里夫特·吉尔茨使用“农业内卷化”，用以描述农业社会在资源约束下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无法突破产量限制的现象。(4)学者黄宗智沿用了这一理论框架，探讨了中国农业中过度投入与边际收益递减的矛盾(5)，并界定了“内卷式增长”—一种表象增长而实质停滞的经济状态(6)。美国学者杜赞奇将该概念引入政治学领域，解释中国政治现代化中的“政权内卷化”现象，即表面的国家扩张实质陷入自我强化的封闭循环。(7)在这个阶段，内卷化概念开始承载消极的含义，成为分析“前现代社会”经济与政治难题的有效工具。
而后，随着全球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内卷化”的理论边界与内涵经历了重要的扩展与重塑。“内卷化”不再仅限于描述“没有发展的增长”，而是演化为涵盖“机会稀缺的竞争”“徒劳无功的努力”，乃至“利益相互抵消的零和博弈”等多元社会现象的综合性概念，其语义色彩越显负面。
“内卷化”概念自诞生起，其内涵与语义色彩不断转变，从哲学层面发展演化“自然法则”的客观描述，到“前现代社会”的发展困境标识，再到现代社会描述风险增多的“负面标签”，其含义逐渐扩展，语义越发消极。这种变化反映出了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理解“内卷化”本质的关键在“限制”。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时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概念，认为“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8)。“内卷化”的本质也可视为事物发展的“异化”现象：当主体遭遇特定限制，其发展偏离了“创造性转化”正轨，背离了主体的发展利益，转而陷入内涵空洞、形式烦琐、实质停滞的特殊状态时，主体内部的能量非但未能促进有益的突破与成长，反而在限制之下转为内部繁复的能量消耗，形成了“演进停滞”的困局。
探求“内卷化”的核心，离不开对其触发点—“限制”的探讨。这一“限制”，即事物发展过程中遭遇到的“天花板”，标志着从“进化式”到“内卷式”发展的转折，迫使原本流畅的外延式发展不得不转向内卷式重复虚耗。不过“限制”在不同历史与社会背景下有不同的解释，这也构成了内卷化现象的多样面貌，也是理解不同社会中根本矛盾的钥匙。
在小农经济时代，农业生产力的桎梏、技术进步的蹒跚步履、耕地资源的稀缺，再叠加上封建等级制度的沉重枷锁与冷酷无情的压榨，共同构建起农民生存与发展的“天花板”。当遇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年景，人口自然繁衍增长，农民辛勤耕耘，试图挖掘有限土地的全部潜力，以期突破产量的极限。然而，即便尽心竭力，大多也只能勉强维持最低标准的生存，远谈不上富裕与发展，这便是小农经济下典型且深刻的内卷化现象。这一时期的内卷化现象虽然束缚了创新的脚步，但也客观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手工业等副业的出路，某种程度上展现出一种朴素的“均贫富”人本主义色彩，确保了社会的相对稳定。这时的内卷化不乏积极面向。
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市场悄然脱嵌于社会，逐渐成为一只独立运作的“无形之手”，资本积累规律自此开始主导经济发展脉络。同时，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人本主义的发展价值不幸被资本的“理性”绑架，个体沦为庞大而冰冷经济机器中的齿轮，资本逻辑成为异化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限制力”，衍生出庞杂的各领域内卷化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泛化、扩张、膨胀，逐渐集聚为国家和社会的种种矛盾与挑战，也折射出深层次的人类社会结构失衡与价值扭曲，内卷化因此承载了越发浓重的负面语义色彩。
然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并未带来内卷化现象的缓解，反而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呈现越演越烈的趋势，编织成一张复杂的三重内卷罗网，挣扎于罗网之内的无数个体、社会单元乃至大小国家不得其门而出。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深度矛盾，也预示着人类社会未来的道路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
国家内卷：资本的全球棋局与发展的枷锁
国家层面的内卷化体现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各国在追求资本积累过程中所遇到的恶性竞争状态和结构困境，国家无论强弱都被资本逻辑裹挟进了一场以“增长至上”为信条的马拉松式的寻底竞赛。与此同时，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这条发展之路不仅有自然分布的坎坷崎岖，更布满了人为制造的圈套陷阱。西方国家雄踞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掌握尖端科技，以标准专利等规则秩序为追赶者框定了难以突破的“低端牢笼”，构筑了后者向上攀登的“天花板”，束缚着其迈向繁荣的步伐。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因素，共同勾勒出了国家内卷化现象的复杂图景，揭示了全球化浪潮中后发国家发展的曲折与艰辛。
增长至上：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内卷。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开启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而后，在二战尾声中，西方大国主导下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逐步建立，有力地催化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成熟与加速运行。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变成资产者，他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9)。这一系列变迁，不仅是地理疆界的跨越，更是资本积累逻辑向全球每个角落渗透的体现。全球化步伐的加速，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兴起提供了铺垫，其对经济增长(实质是资本积累)的偏执追求，导演了一场国家间竞相对资本放权让利的“内卷化”剧目，“增长至上”似乎成为各国提升国际地位、维护国家安全与应对国内棘手问题的不二选择。
然而，全球资源有限、市场有限与资本追逐利润无限之间形成了尖锐矛盾，由此很容易导致市场过度竞争与产能过剩，国家层面内卷化现象日益凸显。各国在同质化的增长模板中相互竞逐，试图通过模仿先进国的成功案例以实现超越，却往往陷入因“水土不服”而增长乏力或“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
巴西与阿根廷所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便是这一现实的鲜明例证。在20世纪后半叶，巴西与阿根廷曾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初步工业化基础，较早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种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门槛较低、易于模仿，区域内国家竞相采用相似战略，导致竞争日趋激烈。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骤降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对两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长期以来，产业结构的单一、创新动力的缺乏、教育科技的滞后以及制度架构的不健全，致使两国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暴露出严重脆弱性，最终使其经济增长放缓、停滞甚至出现逆转。环视全球，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说明“增长至上”逻辑所孕育的内卷化陷阱背后，实则是边际效益递减的恶性循环与熵值不断增加的自我消耗。此外，全球化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扩大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而且便利先进国家向后进国家、大国向小国、各国向邻国转嫁危机，如此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矛盾，导致国际治理赤字。
从本质上来看，“增长至上”思维忽略了公平与效率的平衡，过分强调短期经济效益，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从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越发不平衡。在追求快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被市场的“马太效应”放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阶层日益固化，抑制了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这种不平衡不仅会影响民众生活，还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对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在十分棘手的周期性危机基础上，引发更为头痛的结构性危机乃至系统性危机。
先进设限：西方设定的后发国家发展壁垒。全球资本主义的框架使各国陷入了无差别的增长内卷，后发国家在奋力追赶的过程中，还需破除西方设置的各种发展藩篱。这些藩篱阻碍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使“微笑曲线”的低端或底端发生恶性竞争，形成“卷中更卷”的恶性循环。
“卷中更卷”不仅是后进国家间经济竞逐的缩影，更是全球范围内阶级矛盾的外化显现。西方先进国家依仗“鞭先着”的先发优势，通过一系列经济、政治策略，在后发国家培育亲善西方的代理人，共同奴役剥削普罗大众，将国内阶级矛盾转移到国际，使全世界无产者对立起来而不是团结起来，而国际资产者却空前“团结”起来。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揭示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结构失衡的症结所在：世界是一个由核心、半边缘、边缘国家构成的等级架构，其中边缘地带的国家只能依靠低附加值产业求生，常规途径难以实现产业升级，而核心国家则借此掠夺资源、转嫁风险，构筑起南北国家间权力失衡的鸿沟。(10)
从历史上看，后发国家屡屡困顿于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陷阱，难以实现转型升级。此局面非出于自愿，实乃国际经贸体系下西方主导利益分配格局的产物，即将不等价交换利益合理化，附属和依赖长期化。曾经十分发达的印度棉纺织业的衰落，便是殖民时期英国通过不对等的关税设置，迫使印度棉布棉衣成品产业萎缩，经济体系被迫依附于棉花棉纱等原料供应的鲜明例证。步入当代，在全球经贸体系的复杂棋局中，发展的“天花板”并未消失，总是以或隐或现的形式存在。发达国家运用农业补贴、贸易壁垒、债务陷阱等系列手段，构建了一整套保护主义体系，以稳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西方设置的技术转移壁垒与对知识产权的严格管控，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的技术鸿沟，使后发国家难以获得产业升级所需的关键技术，陷入“低端锁定”的恶性循环，一些新兴经济体因此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总而言之，后发国家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挤压下，面临着一个西方刻意设置的发展“天花板”。在此之下，产业结构的固化、人力资本的贫乏、市场过度竞争引发的内耗以及创新活力的孱弱，共同编织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内卷网络，严重阻滞了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与发展步伐。
社会内卷：商品拜物教，见物不见人
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载体，市场和政府都是人类社会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市场(实际就是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衍生出独立逻辑而不断重塑世界各国的面貌。当国家间内卷化触及民族文化、居民生活后，社会内卷化的力量随之膨胀，在广度、深度上都前所未有。
资本逻辑加剧社会内卷。社会内卷可以看作是对社会身份差异的抗争，是阶层固化社会对向上流动的深切渴望与行动。当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个体意识到向上攀登的可能时，便会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激烈的竞争之中，渴望通过个人奋斗改变既定的命运轨迹。然而，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社会加速分化，内卷越发显著。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即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一发现意味着，资本持有者的财富累积速度远超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速度，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却未能公平地享受现代化成果，其创造的价值更多地被资本所有者“截留”，从而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社会阶层固化日趋明显，社会流动性不断降低，直接加剧了社会内卷的程度，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管如何努力也改变不了贫困的命运，中产阶级试图晋升上层阶级的幻想一个接一个地破灭。
资本逻辑也影响着社会关系的本质，引发社会关系的异化。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11)
更为严峻的是，资本逻辑还影响着社会的凝聚力，悄然瓦解着社会的根基。在资本主导的社会中，个人的利益追求被置于首位，资本的“利益最大化”逻辑放大了个体之间的竞争，合作精神则被挤压至边缘，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大打折扣。当个体在面对结构性不平等的挑战时，本应团结一致的力量，却因分散与竞争的逻辑而分崩离析，难以凝聚起来争取改变，社会裂痕也因此而日益加深、扩大。
因此，资本全球化下的社会内卷，不仅是经济过度竞争的表面现象，更是资本逻辑下社会关系异化的直接结果。这一过程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加重了社会阶层的矛盾和个体的孤独与孤僻。
功利主义驱动社会内卷。现代社会内卷现象的根源，深植于资本驱动的社会结构转型之中，归根结底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冲突。资本的积累与扩张不仅改变了生产关系，也重塑了人的社会角色和心理状态，将个体从被动的“被规训者”转化为“物质的奴隶”。
在传统的“规训社会”中，无论是东方的儒家伦理还是西方的基督教义，都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服务于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与阶级统治。它们通过一系列道德教化和社会规范，使个体服膺于社会的总体要求，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被规训者”身份。这种个体身份由外力“规训”而来，并而非自我选择。
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发生了质变，从“规训社会”过渡到了“功利社会”。在这个新阶段，资本逻辑促使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同时将功利主义价值观灌输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个体看似被赋予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但实际上只是集中到眼前的物质利益极大化。在资本主义框架下，个体被“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所形塑，形成了有利于资本增殖的社会价值观。
在功利社会中，资本逻辑将个体塑造成“人力资本”，并在市场调节下量化，个人的学历、技能和业绩亦被商品化，物质标准成为衡量个体价值的尺度，功利主义大行其道。人们在这种环境下，不仅被迫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而且在精神层面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人们为了物质财富积累或所谓“自我实现”，而遭受他者剥削与自我压榨，这种复合的剥削压榨比单粹的他者剥削压榨更为严酷、更为彻底，因为它披着“自由”的外衣，让个体主动投身于无休止的恶性竞争之中。
从“规训社会”到“功利社会”的转变，体现了资本逻辑对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资本逻辑下的功利社会，虽然激发了社会活力，促进了经济的较快发展，但是其内在的矛盾和副作用也不容小觑。这一过程也暴露出了资本逻辑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内在冲突，社会内卷越演越烈正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
综上所述，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现代社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内卷化进程，从社会关系的异化到社会动力的转型，内卷现象已渗透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资本逻辑与功利主义不仅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推动了社会关系的物化，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还深刻地重塑了社会文化心理，将个体从被动的“被规训者”转化为主动的“自我剥削者”。
个人内卷：主体价值的迷失与精神世界的荒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12)。然而，人的现代化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遭遇了重重挑战，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内卷化倾向不断传导到个人，造成了“人的内卷”问题日益凸显：“唯物”理性走向绝对化，人的价值被工具化，个体全面发展在物欲洪流中被扭曲。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资本的异化作用下，“人的类本质……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他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3)这种异化使人陷入自己给自己拟造的困境，即自我内卷。
精神世界空洞化：自我价值的迷失。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功利社会”的价值观传导到个人，人的内在价值便逐渐被物质价值所遮蔽，“人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14)，人的异化问题由此凸显。
随着资本逻辑的演进，物质主义与经济至上主导的价值观将人生价值追求简化为物化指标，统一于经济利益最大化，原本趋向于“全面发展的人”蜕变为“单向度的人”。非功利需求边缘化，真实愿望屈从于外界塑造的欲望，引发物质与精神的失衡，阻碍全面发展，埋没创造力与个性。长此以往，个人成长动力衰退，集体主义发展受阻，社会将不再积极向上而不断沉沦。资本逻辑催生了一种崇尚物质的价值导向，不仅使社会价值趋向单一化，更在“见物不见人”中侵蚀人的精神思想，令其陷入前所未有的“存在”危机。
一方面，商品化带来一种“填不满的空虚”。在资本主导的现代社会里，一切皆可商品化，这一过程无声无息地侵蚀着人的精神。诚如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15)。物质主义的成功标准诱导人们将生命的大部分能量投注于财富和地位的追求，而对精神层面的滋养却视若无睹。尽管物质条件或许日臻完善，然而心灵深处却弥散着挥之不去的空虚与不满。消费主义文化乘虚而入，编织起一张“消费陷阱”的大网，使人们深陷其中，难以挣脱，内卷化也由此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物化标准带来一种自我价值追寻的偏离。伴随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步伐，资本逻辑的主导不仅物化了社会关系，也将人的存在、情感、创造力等多元特质简化为可量化的价值符号，甚或就是金钱数量。马克思曾感叹，“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6)，外在的商品经济的规训“强化了个体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从而可能偏离真正的自我”(17)。一项针对中国青年群体的调查表明，有近七成(66.96%)的受访青年认同“搞钱要紧”的观点。另外，超四成(42.47%)的受访青年认同“功利化的价值观颇具影响力”。(18)在追求物质成功的同时，个体与内心深处的联结断裂，精神追求缺失导致发展动力不足，价值观的错乱催生系列精神困扰。内卷化从物质领域向精神领域蔓延，导致精神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现代社会不容忽视的挑战。
个人闲暇消融化：创新与想象力被抑制。在当今社会，“忙碌”似乎被赋予了一种英雄主义色彩，象征着个人价值与社会贡献的高度。忙忙碌碌的人们如陀螺般旋转于生活的各个角落，少有闲暇“反躬自省”或与家人朋友度过欢乐时光。科技的飞速进步与工业化的浪潮并未如先贤所愿，即为劳动人民铺展一片闲适与诗意的天地。相反，现代社会的齿轮在物质主义的油料加持下加速运转，将经济成就与社会地位的追求变成“吊在拉磨驴子前面的胡萝卜”，为了在职场丛林中拔得头筹，为了赢得更多社会认同，无数个体选择将工作时间拉伸至极限，人类健康与全面发展的必要闲暇成为牺牲品。
然而，闲暇的意义远超简单的休息与放松。闲暇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前提，是创新智造的摇篮和温床。在那些看似平凡的闲暇时刻，非凡的灵感得以迸发，杰出的思想得以萌芽。但当闲暇时间被无情压缩消融，个体的创新潜能被埋藏或废弃，社会整体的创新动力也就随之减弱。长此以往，社会将陷入一种机械式的重复，激发活力的创新会严重缺失，前进的动力亦逐渐式微。“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9)，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因此，保护和促进个人闲暇，不仅关乎个体的幸福与健康，还关乎经济动力与社会活力，关乎国家长远发展与安全稳定。
资本逻辑下的个人内卷化现象，不仅体现在价值标准的单一化、精神世界的空洞化，还体现在个人闲暇的消融化。这三个维度，不仅是资本逻辑对人性的直接冲击，更是理解内卷现象本质、探索解决之道的重要切入点。唯有深刻剖析内卷的根源，才能找到通往真正人的现代化的道路。时下，“躺平”文化、“尼特族”的盛行与低生育率的困局，无疑是对非人本发展模式的强烈回应，它们如同警钟，唤醒人们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
结语
日趋严重的内卷现象背后，是资本逻辑对国家、社会与大众广泛而深入的渗透。必须认识到，人是社会进步的基石，人民福祉与安全是维系国家稳定的关键。任何背离人本主义的发展策略，最终必将陷入自我消耗的内卷漩涡，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面对“三重内卷”所带来的挑战，亟须重置发展逻辑，降低“资本”价值，将“人本”价值置于战略核心，打造一个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个人幸福的新型社会架构。这要求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忘保障社会正义与个体尊严，确保每个人都能成为发展成果的平等分享者。唯有如此，方能构建起稳固的社会安全网络，从而为国家安全奠定坚实的人本基础。在此过程中，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不再是孤立的概念，而与每一位公民的获得感幸福感紧密相连，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如此，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会迷失民族复兴的方向，进而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乐章。
注释：
(1)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讲话，《求是》，2021年10月15日。
(2)康德著，宗白华、韦卓民译：《判断力批判》，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5页。
(3) Alexander Goldenweiser, A Loosends of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6, pp.99-104.
(4) 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80-81.
(5)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5-124页。
(6)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93页。
(7)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211页。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10)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郭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8-579页。
(1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9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48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4-46页。
(18)刘明：“我国青年群体竞争心态调查报告(2023)”，《国家治理》，2023年第19期。
(19)出自《礼记·大学》。
(本文原载《国有资产管理》2024年第9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江涌 周洪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