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似曾相识——从《野百合花》到“伤痕文学”

　　进入二○二二年，因为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电视剧的播出，沉寂已久的“伤痕文学”又成了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

　　我便联想起了八十年前，一九四二年，发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次文艺事件：《野百合花》事件。

　　1942年3月13日和23日，毛主席非常看重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分两次发表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研究员王实味写的一组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杂文都写了些什么呢？写了他观察到的延安的一些所谓的“黑暗面”，一些他所认为的不民主的存在，他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他对延安的娱乐活动——交际舞会，颇看不顺眼，于是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讥讽，他写道：

　　“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与此同时，延安的“揭露文学”似乎成了一股风，像“轻骑队”、“西北风”这样的墙报，也出现了不少消极的内容，在语言用词上含沙射影，冷嘲热讽，把延安描写得似乎到处是“黑暗”。这种现象在延安引起了轩然水波，造成了很大的争论，一些前方将士对此非常不满和义愤，认为这些作品是“对延安首长恶意的画像和污蔑”，“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

　　延安出现的这种暴露“黑暗”的现象，也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他从《解放日报》上读到《野百合花》这且杂文时，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他说“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并委托胡乔木写信或找王实味谈一谈，指出杂文中宣扬绝对平均主义，对同志批评采用冷嘲、暗箭的方法是错误的，不利于团结。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

　　“暴露文学”除了引起了延安干部群众思想的分歧，造成了不团结，更严重的是给国民党提供了靶子，为敌人所利用，国民党政府利用王实味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广为宣传，攻击中共，在小册子的按语中说：

　　“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还出了专刊，《从〈野百合花〉看延安之黑暗》。甚至还编造谣言，说中共对揭露“黑暗”的王实味等进行了处决，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王实味也是清楚自己的文章会被敌人利用的，但他却认为这种利用无关紧要，“（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

　　《野百合花》一石激起千层浪，它引起了人们对文艺工作的思考，也促成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最终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革命文艺路线。

　　《野百合花》事件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的知识青年出于对国统区黑暗统治的失望以及对革命理想的向往，纷纷奔赴延安，其中包括众多的革命文艺青年，王实味就是其中的一个。刚到延安的时候，他们被新时代的气象所感染，他们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干劲，充满了希望。毛主席曾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

　　然而，过度的理想化必然与现实之间存在冲突，无论多么清明的地方，也会有不足之处，那么抱有一片光明的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不免有些失落，有些动摇，在处理光明与黑暗的问题上出现了普遍的偏差。毛主席曾在一次对党校学员的讲话中说起这种情况，他说：

　　“你们跑到延安来，幻想得很好，把延安看作天堂，这样想就错了。延安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人间，在天之下、地之上。我一点没有讲错，正确的方法是把延安看作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有很多缺点，我对他们说了七八条，并说你们要装进头脑里去。不然三五个月后，你们毕业时就要长叹一声说：‘早晓得是这样的延安，老子就不来了！’果然，后来有人写文章叫《野百合花》，如此等等，那些人大概没有听到我讲这些话，或者没有听进去。”

　　延安，迫切需要一场文艺的整风，需要文艺思想的洗礼，以解决文艺思想的种种乱象，包括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把革命文艺引导到整个革命机器上来，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1942年4月底，毛主席与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以个人名义向延安的一百多位作家和艺术家们发出了邀请，拟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征求大家的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1942年5月2日，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连开了三次，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讲话系统地阐释了革命文艺为什么人的本质问题，即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他指出革命文艺是为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工作者的感情应该与工农兵的感情打成一片。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

　　在讲话中，毛主席指出文艺的阶级属性，而不存在为艺术的艺术以及超阶级的艺术，评价文艺作品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他结合延安存在的一些文艺现象进行了逐一说明，对一些人主张的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他指出：

　　“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

　　针对一些人主张的文艺出发点的“人类之爱”，毛主席认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说：

　　“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针对一些人主张的“文艺的任务在于暴露”，毛主席指出从来的文艺不单在于暴露，他说：

　　“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针对一些人主张的冷嘲热讽的“鲁迅笔法”，毛主席指出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他说：

　　“‘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针对一些人主张的文艺不是“歌功颂德”的，毛主席指出“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他质问：“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对于这种认识的人，他批评说：

　　“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对于一些人主张的立场是好的、效果可能是坏的观点，毛主席指出效果问题就是立场问题，他反问道：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

　　针对一些人提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妨害创作情绪的问题，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破坏的是“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他说：

　　“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延安文艺座谈会揭示出来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一些作风不正的问题，一些文艺工作者中存在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一些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存在着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那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对此，毛主席指出：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参加的人太多，屋内盛不了，就搬到办公厅会议室大门外的广场上，还是挤得满满当当，毛主席说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在这次座谈会上，朱德总司令也有针对性地发了言，他说：

　　“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也不要嫌延安生活太苦。……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为什么不应该颂呢？……有人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

　　《野百合花》，王实味，延安文艺座谈会，因为历史的机缘，把它们联系在了一起，王实味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未点名批评中的现象的典型代表，他的个人命运从此发生了逆转，开始是批评，后来查出“托派”问题被关押，再后来被错误处决，再到九十年代得到平反。毛主席对王实味起初是持批评态度的，即便被定性为“托派奸细分子”，他也是抱着改造的想法，王实味的被错杀，令毛主席非常气愤，当他得知消息时，说“还我一个王实味”，还说要是把他放在“三五九旅”就好了，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从一九四二年，到解放以后的若干年里，毛主席多次提到过王实味，王实味这个名字是毛主席记忆里抹不掉的存在。

　　1942年5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人生一世，草长一春”，为了什么呢？人生一世就是专门为工农兵。对近一个时期，有些同志对某些文章、某些文学作品发生的一些问题不满的情况，他说：

　　“现在所有发生的这些问题，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些同志根本上都是革命的，都是从外面城市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许多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现在还是做革命工作。至于某些时候，或者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属于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好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其他作品都与此不同，只是部分的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1944年3月22日，毛主席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指出不仅要打仗，还要进行生产和教育，在讲到几年前的状况时说：

　　“早几年，陈学昭（从上海来到延安的一个文艺青年）刚来边区的时候，她看边区建设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就说共产党搞军队有办法，建国就不大行。这是三年前讲的话。这个话对不对呢？我看这个话讲对了。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些办法，但是在生产建设上那个时候办法的确是比较少的。大家想一想，三年以前生产成绩在哪里？如果生产搞得好，《野百合花》也许不会写出来了。三年以前大家的伙食不好，病人也很多，据说鲁艺上课有一半人打瞌睡。大概是小米里头维他命不够，所以要打瞌睡。”

　　1944年5月15日，毛主席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拟定了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让林伯渠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签名交给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其中一条意见要求国民党停止借王实味问题造谣共产党，这条意见为：

　　“请政府禁止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例如西安特务人员谓延安枪毙王实味等数十人，竟伪装王实味等亲友于三月二十九日在西安大开追悼会，在报纸上登载追悼广告与追悼新闻，实则王实味等绝无所谓枪毙情事。似此完全造谣有意诬蔑，应请饬令更正，并制止再有类似此等事情发生。”

　　1945年4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上作报告，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说明，关于整风和生产问题，他说：

　　“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实味、‘轻骑队’、‘西北风’占了统治地位，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口头政治报告，讲到整风、生产运动时，他说起了当时的情况：

　　“那时分歧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王实味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门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墙报，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客里空。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广大的党员还认识不清这个问题。总之，没有整风党是不能前进的。……当时我们没有东西吃，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 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吃，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

　　1945年5月3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结论报告，讲到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时，他说：

　　“整风前延安出了《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写的。为什么出了这篇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吃的东西，营养不够打瞌睡，缺少维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资本。现在就没有《野百合花》了，不单是因为经过整风，而且因为物质条件也好了。我在西北局同高岗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要答复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要从物质上来答复，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他。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王实味在敌机轰炸延安的转移途中被错误杀害，每提及此，毛主席均认为“大为可惜”。1961年6月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时，他说：

　　“过去中央苏区搞AB团，湘鄂西、鄂豫皖苏区搞肃反，杀了不少人。延安整风有点经验，虽然出了毛病，但未杀人。后来把王实味杀了，不应当杀。”

　　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关于杀人与捕人问题，指出“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他以王实味举例说：

　　“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延安时期发生的《野百合花》事件，对中国的文艺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文艺发展的转折点和分水岭，它使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的革命文艺走上了中国主流舞台，使“埋在小资产阶级烟雾里”的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脱胎换骨，走上了革命文艺创作的道路。

　　1958年1月，《文艺报》拟推出一个特辑，以再批判为总标题，将延安时期发表过的以《野百合花》为代表的“问题文章”重新发表，毛主席对文艺报的按者编修改加写了一段话：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 》，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

　　再次发表《野百合花》这些被批判过的旧文章，目的当然是警示性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提高人们对于那些脱离工农兵的小资产阶级文艺的鉴识能力。

　　“野百合花”开过近四十年的时候，中国的文艺领域出现了一股新的文艺思潮，名字叫“伤痕文学”，它曾一度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兴极一时，有人把它的地位捧得很高，称之为新时期文学，先声文学，觉醒文学，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文学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年代的遭遇……因为它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十七年和文革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

　　伤痕文学是悲情的，是伤痕的，是暴露“黑暗”的，有人说，“伤痕文学”第一次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悲情意识，的确，我们都是读过“伤痕文学”的人，从中读出的确实是满屏的悲悲切切，然而读着读着，就会感到这种文学似曾相识，就会想到遥远的地方摇曳着的一棵“野百合花”。

　　定睛看一下，“伤痕文学”其实就是一朵开在新时期的“野百合花”，它比“野百合花”更野更无忌惮，扒开上面的土层，沿着它们的根的走向，会发现它们的根是连在一起的。

    【文/耿来意。本文原载于“遥望黎明”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