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植竹：胡锡进否定前三十年可以原谅吗？

　　本月11日，胡锡进先生发布了一篇长文，开宗明义指出：“不时看到有人公开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发展成果和全面社会进步，宣扬改开之前的社会比改开之后更加美好、理想。如果是没有见过过去的小青年人云亦云，也就罢了。但有些穿越了两个时代的人也那样说，真是不可原谅。”紧接着，老胡用了大量篇幅诉前三十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的“苦”。在老胡眼里，毛泽东时代简直“苦不堪言”“不堪回首”（胡文太长，我不引原文了）。

　　笔者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不仅“穿越了两个时代”，而且还在国民党的“三座大山”压迫下生活了十几年，我水平虽不高，阅历倒较丰富。我用亲历、亲见、亲闻，讲讲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吧。

　　我一个总的印象是，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两个时代，比起国民党时代来，无论哪个方面，都是进步了、好多了。如不拿旧社会比，只拿新中国自己前后对比的话，我的感觉是，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各有其不同的优点和缺点，而且前后是相连接的两个阶段，不可割裂开来的。就像一座大厦，它有底层、基础、基脚部分，也有上面楼层、顶层部分，不能把两层断然割离开的。既不能拿前三十年来否定后四十年，也不能拿后四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我们要对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好的东西，经验，就保存下来，并继续发扬；不好的、错的东西，就把它抛掉、改正过来，目的是为了继续前进，取得更大辉煌。

　　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就不敢苟同胡踢进先生的观点了。老胡把前后两个时代对立起来、割离开来。他打着“肯定”“赞颂”改革开放（即后四十年）的旗号，全盘否定前三十年（即毛泽东时代）。他只准人家讲改开所取得的成果，不准讲前三十年的优点。他但凡听见有人讲怀念毛泽东时代，他就极不高兴，就把“想走回头路”的大帽子扣到人家头上。他但凡听见有人讲改开中出现的问题，他就非常生气，就把“否定改革开放”的大帽子扣到别人头上去。他还用带有威胁性的口气说，“真不可原谅。”而他自己呢，用了大量的篇幅，放肆地诉前三十年的“苦不堪言”。他这个胡大总编大有“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气势！殊不知，觉醒了的网友并不买他胡大总编的账，估计老胡对此更会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了。

　　我是一个小草般的人，加上才疏学浅，本是毫无资格同胡大总编在此说三道四的。但我好歹也是一个有着68年党龄的老头，亲历、亲见、亲闻过许多事情，应该可以、也是有责任讲出自己的看法的。

　　据我所知，前三十年因为是在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一片废墟上搞建设，当时美帝妄图把新中国掐死在“摇篮”里，用“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恐吓我们，美狗蒋介石则配合其主子，叫嚣“要反攻大陆”。在那种形势下，我们不勒紧腰带过艰苦日子，那国家哪有资金搞建设？如何与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抗争？所以，当时全国人民，上上下下，所有人的物质生活，确实是非常贫乏的。与现在相比，无论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是差得很、苦得很的。然而，就是在那样“一穷二白”“白手起家”的艰苦环境下，全国人民却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在短短时间内，就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了一个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有着许许多多水库、山塘和高标准农田，还有“两弹一星”的工业国，建成了一个在国际上都颇有影响的国家，一个令全国人民感到自豪的国家。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如此辉煌，难道不值得大家怀念吗？我国人民是知道感恩的，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都深情怀念那个时代，没跟老胡一鼻孔出气，难道就错了吗？就犯了“不可原谅”的大罪了吗？

　　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怀念前三十年，怀念毛泽东时代。尽管胡大总编威胁说“不可原谅”，我还是一如继往地表达自己的这种情感。当然，我也不完全否定后四十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上，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最大的成就是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物质生活上，让人们过上了比前三十年好很多的日子。这，我不但没否定过，连怀疑都没产生过。据我观察，就是所有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大众，也没有谁怀疑、否定这一点。老胡给人民大众戴上“否定改革开放”的大帽子，那是毫无事实根据，也是没有道理的。

　　我怀念那个时代，不是老胡说的“想回到那个时代去吃苦”。我水平再低，也不会“放下好日子不过，甘愿去过苦日子”。我怀念的是，那时党风、政风、民风，整个社会风气良好；那时绝大多数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办事公道；那时干群关系是“鱼水关系”，亲密得犹如兄弟姐妹；那时没有资本无序扩张，不存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那时不存在找不到工作、大学生毕业就失业的现象；那时没有黄赌毒等污泥浊水；那时食品不很丰富却很安全，很少有坑蒙拐骗乱象：那时没有欺压百姓的地痞、流氓、恶霸及其保护伞；那时的医疗、教育、住房都基本不用干部职工负担，不存在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娃，没有房贷和车贷，人们压力感不大；那时人人学雷锋做好事，不但老人跌倒有人扶，就是在街上看到拖板车的上坡艰难，路过者都会主动上前去推推车，助一臂之力……等等美好情景，难以用我的秃笔加以描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何大家怀念一下那时的美好，没有像老胡一样大诉那时的“苦不堪言”“不堪回首”，就“不可原谅”呢？

　　讲起原谅和不原谅的事，我就很纳闷。在我的印象中，胡锡进先生是一个很“宽宏大量”的人。他对许多令大众反感、生气的事，都能表示谅解、包容，并为那些制造让人生气的人开脱、洗白、说好话。举个例说吧：就在今年发生的“笑果辱军”事件中，人民大众对那些公然侮辱、嘲笑、丑化人民解放军的人，是非常气愤的。然而，军人出身的胡锡进，却不但不和大众站在一起，反而一连发布三篇文章，为笑果文化公司和当事人李昊石说好话、解围，甚至呼吁各方给予宽容，给予李昊石们“言论自由”。这就奇怪了，一位当过大报总编的资深媒体人，怎么一点政治觉悟都没有，他可以原谅坏人坏事，却唯独对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好人，却特别生气，表示“真不可原谅”，这实在让我难以理解。

　　我最不理解胡先生的一点是，他为何要全盘否定前三十年，把毛泽东时代说得“一无是处”？有网友赞颂那个时代治安工作做得好，很少有盗窃犯。对这一点，老胡都极为反感。他否定不了这是事实，就“转弯磨角”，从另一个角度来进行胡侃，说那个时代太穷，人们家里除了有几件铁制工具，别的什么都没有，没东西可偷呀，所以很少有盗窃犯。老胡这似是而非的谬论，很能怱悠人、迷惑人。“打嘴仗”，我哪是他的对手，还是摆事实吧。我在这里讲个小故事，驳驳他的这一“妙论”。

　　我1951年参加工作，第一站是在某县人民银行。当时这个银行只有一名行警（几年后增加到了两名），派行警去运钞票，行内的保安就没人负责。所以，凡是行里要往上到地区中心支行领钞票，或往下给乡（镇）营业所（分理处）送钞票，这“运钞”任务，都是由行领导临时指定一位或两位在职干部担任。

　　有一次，行领导派我运送钞票去给一个镇的分理处。从县城到那个镇有40多里路远。当时县里只有一条到达地区城市的简易公路，所有乡（镇）都尚未通车，出差人员一律靠双脚步行。

　　读者可能不知道，人民币（即钞票）是怎样进行“打捆”的。我告诉你吧：第一步，把一张张的纸币聚积在一起，每100张用纸条扎成一小把。第二步，把10把纸币叠在一起，用麻绳捆紧成为一砣像砖头般的“钞票砖”（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字，不知妥否？）。当时“运钞”可不像现在这样。现在不但有“运钞专车”，还有揹上真枪实弹的警察数名，跟车进行保卫。我那次“运钞”，是把一捆捆“钞票砖”装进两个麻袋里，请来一位挑夫用扁担挑着步行。我这“运钞员”，则身带一支自己根本不会使用的手枪，紧紧跟在挑夫的后面，两人同步向前走。

　　我俩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走了40多里路程，既经过一些平坦开阔的农田、村落，也经过森林密茂的深山，却没有遇到任何意外，很顺利地把钞票一分不少地运送到了目的地。完成那次任务，我除了受点累、出了一身大汗外，没有受到任何惊吓，更没遭到任何袭击。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那时的社会风气正、治安环境好呀！想想看吧，如果社会风气差，歹徒、盗窃犯多，闹市街头都有抢银行的暴徒，我这个根本不会使用枪支的书生，虽然身上带了一支手枪，在那山高林密的地方，若是遇上打劫的歹徒，我如何对付得了呀？凭当时我年轻气盛、革命意志强的特点，决不会举手向歹徒投降，一定会与他们进行生死搏斗。那样的话，结果可以想象：我这书生斗不过凶残的歹徒，一定百分之百会成为“为保护国家财产而英勇牺牲”的烈士，那是毫无疑义的。大家说说，我这个因为治安工作搞得好、让我保存了生命，我能忘恩负义、不怀念那个时代吗？我怀念一下也错了吗？！

　　我请问胡锡进先生：两麻袋钞票，是不是“几件铁制工具”，太不值钱，所以没人进行抢劫呢？没有人对很容易得手的巨款进行抢劫，可不可以说明前三十年的社会风气就是好、治安工作就是棒呢？你再善于诡辩，能想否定就否定得了吗？！

　　胡锡进先生（本来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应该称同志才好，但志不同道不合，称同志不合适，还是叫你先生吧）：你为了否定毛泽东时代，到了什么话都胡说的程度。这让我这个曾经对你产生过好感，认为你“有水平”的人，感到非常非常费解。您这个“水晶球”，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你该认真想想啊！

　　你知道吗，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里，你如此全盘否定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套用你的话说，这是“真不可原谅”的啊！希望你不要在与人民大众相背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作者：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