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您知道错哪儿了吗？

　　这些年来，从某性学家的“三种性模式”的提倡、某哲学家“呆子问疯子答”的哲学新定义、心理学家的“乌合之众”的群体心理学理论、教育学家的“学习中心”的发明，到文学界的“纯文学、写人性”的标榜；社科理论界集体默认，从未有进行过理论批判，反而是一个“退休工人”坚持以说理的形式、小说的形式进行了持续地、系统地批判。

　　我注意到，虽然我的批判并没有得到正面的响应和肯定，但事实上我批判过的所有现象都逐渐趋于销声匿迹了；只有文学界关于“纯文学、写人性”的鼓吹还在持续，影响力却也在锐减。比如哲学的“呆子问疯子答”论、心理学的“乌合之众”论和教育上的“学习中心”论基本上都叫不响了。

　　为什么公知的这些处心积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鼓吹”会如此之经不起批判呢？

　　公知们可能会想，不是我的理论不好，而是老百姓太愚昧、太无知，我的理论过于高深，“阳春白雪，和者必寡”。

　　事实上恰恰相反，不是老百姓太愚昧而是老百姓太厉害了。那些公知理论家们的理论水平已经远远低于一般老百姓了。

　　遗憾的是公知们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哪儿了。

　　老朽不妨在此明确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公知，您知道错哪儿了吗？

　　答案其实是很简单的：公知们始终是在从个人出发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社会实际出发在思考问题——从自我的利益出发而从书本上找理论加以诠释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探究事物的本质联系抽象出规律性的认识。因此，他们的理论除了导致实践和思想的混乱以外再也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他们的一些“定义”都具有概念不清、信口开河的特点，完全经不起推敲，他们自己也是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比如说：某性学家有这样的高论：

　　我提倡的性模式 一、提倡发生在熟人之间的性，反对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性。 二、提倡双方不交换体液的性。 三、提倡禁欲。

　　性的萝卜青菜论、虐恋、同性恋、换偶、一夜情、长期短期关系、一对一、一对多、双边恋多边恋、自慰性交、虚拟性现实性等等都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根本不用把人们某种单纯的生理需求或者娱乐需求说得如此恐怖。

　　这种说法完全是基于个人“性趣”之上的研究而完全不顾性伦理、以及可能会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首先，“熟人”的概念模糊，可能导致严重的负面的后果，至于“青菜萝卜论”则完全是一种“淫乱”的教唆。

　　作为一个性学家，首先应当思考的是性现象与社会的关系，应当考虑性道德的规范、性病的预防和畸形心理的预防及其矫治方法而不是为各种反常性行为以及性娱乐形式张目，寻找理论依据。

　　有文学家也是这样。他们竭力否定“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社会责任性”而主张所谓的“讲真话”，而他们的“讲真话”则完全是主观的，“我”的认识则为真，凡与我不同者皆为假。因此他们完全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编故事而作为“文学之真”的圭臬。比如说，50、60年代中国人性的本质特征就是那个时期普遍具有“英雄情结”。人人尊敬英雄，人人羡慕英雄，人人争当英雄。你可以说当时的“英雄情结”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却无法否定这个本质。即便不从正面论证，单从反面举例也足以证明了这一点。由于“英雄情结”的普遍存在，一些极端的自私自利的行为也要披上“英雄”的外衣。极端的例子是有人为了当英雄而制造“地主搞爆炸破坏事件”而将其杀害，自己把自己炸伤冒充英雄。普遍的“投机做法”就是为达到个人升迁的目的而“大做好人好事”——一个人割麦子超过全班，利用休息时间一个人“悄悄”打扫猪圈、厕所等。这种行为只有在人民普遍具有英雄情结的时期才会发生，而现在绝不会再发生了。现在你即便是真心去做好事也可能遭到人们的质疑甚至“人肉”。这一现象除了说明现在的价值观普遍发生了变化之外，也说明人的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不再容易会被假象所迷惑。

　　只讲个人利益而不讲社会责任是当前比较普遍的价值观。我们应当正视这种现象但理论和文学却不能去鼓吹这种现象。文化应当倡导人们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自觉地去做好事；倡导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民族利益的一致性。

　　社会科学的理论，尤其是文学，在影响社会风气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对此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认识。

　　2022年8月14日星期日

     【文/颂明，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