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社团生活就难有“阶级斗争”――与A同志讨论

　　世界上许多人和政党集团信奉“斗争”哲学。而将其贯彻到阶级中去，主张“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左派的重要标志。世界上三教九流十门八派看似理念各自，但许多是殊途同归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做法各异，马克思主义左派与这些三教九流区分开来，不仅理念各异，目标悬殊，途径也相当特色，也即主张通过“阶级斗争”达到目标。

　　【“阶级斗争”并非马克思主义左派所独有，西方亦有其他左派甚至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派或团体，也有主张“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分野就在于通过社会运动甚至暴力活动达到，还是通过议会斗争达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就存在“空想社会主义”或基督教社会主义，他们中有些激进派别就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这其中涉及诸多理论探讨，本文不准备展开】

　　但在中国，何谓“阶级”一直以来混淆不清，缺乏统一而清晰的说法，一般是在导师著作中寻章摘句式、语录式、口号式、标语式，或者通过前苏联有限的实践总结得来；我们这代人依旧清晰记得，那时穿条喇叭裤，留个大背头也会被指责“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然到了后期这种极端得到纠正，认为那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然而根子上还是没说清楚――最近年轻人中流行一个说法“布尔乔”，事实上有个比较接近共识的说法：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和对生产资料关系的不同而分成的集团。

　　注意这个定义中，阶级是基于集团的，这个集团究竟虚拟的还是现实的？我们下面讨论。

　　这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有许多变形的定义，当然他们都是等价的。这一说形式上看似大家都一致接受了，但是社会人文领域与自然领域存在不同，首先他会受到时空巨大影响――比如马克思是德国人，用德文书写，中国人转辗好多次翻译过来，他是否忠实于马克思本人思想？这不能想当然，需要证明的――这是空间影响；再比如一千年前有这个理论和术语，但是一千年后含义可能变了，包括理论在头脑中建立的框架，术语的含义等变了――这是时间的影响。时空影响外还有其他一些，比如个人价值观，个人的技术背景和技术能力、文化背景等都会影响，个体间思维差异巨大，哪怕形式上存在“共识”也难弥合个体差异。

　　这里我更要突出一点：我们华人（特别指汉族）与西方人在体悟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别，总体上看西方人的体悟能力要强于汉族――比如对“阶级”及其本质的认识要强于我们汉族。

　　你能通过阅读五线谱或简谱读出其中的韵味和情绪起伏波动吗？当然不能。你当然知道哪个音符表达了那种韵味，那一段音符表达了哪种情绪――音乐课上授课老师会教你的，但是韵味你读是读不出来的，只能通过乐器将他演奏出来或者歌喉演唱出来，才能感受和领悟其中的韵味和情绪起伏波动。

　　体悟是指通过体验而达到领会和领悟，体悟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点“身临其境”――比如轻声细语的娓娓道来体悟到“爱”，眼神的温柔对视体悟到“爱”等等，而我们汉族（或许由于文字表达的高度发达）高度依赖文字、文本、阅读来领会感悟“爱”。当然正常人都有能力去体悟“爱”，我这里只是方便理解随便举个例子而已，我们汉族过度使用文字去理解、领会、感悟外界，甚至“阶级”这类社会人文领域的内容，而西方人则通过各种形式以达到体悟――比如他们高度发达的音乐、器乐、歌唱、绘画、建筑等各门类艺术，他们的宗教更是善于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建筑样式、活动场景、各种仪式去传播教义，文本阅读（比如阅读《圣经》）当然仍是重要的认识途径，但是通过体悟肯定是强于我们汉族的。

　　要知道孔子为《诗经》305首做注，他每一首都是唱出来的，每一首都是有曲子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多数记载孔子生平的历史记录，都信誓旦旦孔子305首是唱出来的，可是我们今天的《诗经》都是正襟危坐读出来的，以前学生摇头晃脑，聊且算点节奏罢了；事实上中国上古传说有“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今天我们只能看到“五经”，其中的“乐”不见了，在文明传承中遗失了。是不是有这回事？许多古文献信誓旦旦说存在过“乐”或“乐经”、“乐谱”这类东西，但秦汉以后根本就没见过，并且古人经常将“礼”和“乐”并称“礼乐”，我们今天也说儒家文明就是传承“礼乐”文明的。由此证明“乐经”失传是肯定的，我这里意在强调“体悟”是文明的一种能力，一旦受损，单靠文字是没法补救的。

　　总之，既使形式上我们对“阶级”存在共识，但因时空作用，个人价值观、技术背景和技术能力、文化背景作用等，甚至华人文化传统过度使用文字而体悟能力递减等，我们对“阶级”的理解可能与导师本意相去甚远。事实上整个人文领域都存在类似情况――过度使用文字而致体悟能力递减，与西方全面接触短短两百年进来的新鲜事物比过去两千年进来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大都通过文字阅读得来，来不及消化。

　　我这里提出一个看法。

　　清末大动荡以来许多哲人提出一个看法：我们华人弱于社会生活，比如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以》中通过对比希腊、罗马、基督徒的生活认为“中国人弱于集团生活”。八十年代以来这个看法被越来越多人接受，我也是赞成这个看法的。我们国家自秦汉以来行帝制郡县制两千年，在家（或家族）和国家两端之间，很少有社会活动和集团生活；当然这个是不必绝对的，稀稀拉拉还是有的，比如佛教、道教、儒家书院、各类帮会等还是有的，但是相对于古代西方那就差远了，梁漱溟等人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在社会动乱或“周期律”作用期间，社会活动和集团生活又象野草一样疯长起来――中国社会总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摇摆，要么几乎不存在，要么象野草那样到处疯长。

　　毛泽东主席也有类似说法：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家或家族都是基于血缘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超越血缘关系的社会活动和集团生活是很微弱的。或以为超越血缘关系的集团生活也是普遍存在的，他是“客观”的，超越各种主观意志而“客观”存在的――比如有农民就有“农民阶级”，有工人就有“工人阶级”，有剥削他人的寄生虫就有“剥削阶级”等，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这些全都“客观”存在；我的看法是这话只对了一半，因为这里的“阶级”还不是马克思主义本意上的那个，仅仅是个虚拟存在，马克思主义本意上的“阶级”必须与“阶级斗争”紧密关联，他是个实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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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阶级”就是个客观存在，他可能是生产力发展引起，可能是部落简并引起，也可能种族斗争引起，但他也仅仅是个“虚拟”存在，要达到马克思主义本意上的“阶级”就必须是个“实体”存在，他还需要更多条件，还需要丰富的社会活动和集团生活，否此，阶级斗争就无法产生。

　　这是我今天的看法，刚才论坛读了晨风细雨的《阶级斗争无论你想搞不想搞都是客观存在的》有感而发，与晨风细雨同志讨论。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