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引路人老石之死(全文)

2024-03-25

作者: 郑宇钧 来源: 微信公号“国仁青创”

【红歌会网编者按】毛主席说：”区分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是不是同工农相结合……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同工农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知识分子。”在近二十年来的中国社会中，有很多有志之士为了让高校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作了大量努力，而最出类拔萃、贡献突出的那位，非刘老石莫属。刘老石是谁呢？在2011年前后农村调研和支农的全国各高校社团的大学生几乎无人不知，那十年他踏遍的上千个村庄的农民几乎无人不晓，关心三农问题的学界、公益领域及新闻界的朋友几乎无人不闻。他原是天津科技大学的老师，也是温铁军主编的《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成员，本可以有很多机会在体制内混得风生水起，成为“既得利益”的一员，但他却选择了另一条吃苦受罪的路：跟同事或学生挤多人宿舍、与学生或农民一起下地干农活、奔波于各地农村调研，为全国高校社团的大学生进行支农培训……为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大学生创造了认识农村、改造学习的机会，相当部分后来成为了各个行业的优秀骨干，也为全国各地众多农村带去了新鲜血液、增添了生机和活力。非常不幸的是，2011年的3月24日，这样一位优秀的青年人引路人刘老石，在天津因车祸去世了。之后的每年这个时候，几乎都有“乡建人”或参加过乡建活动的缅怀刘老石。为此，红歌会网特转载郑宇钧2015年在微信公号“国仁青创”发布的《老石之死》，深切缅怀之。这是一篇朴实真挚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词藻，读来却令人感动。不管你是知道熟悉刘老石的，还是不认识刘老石的，此文值得一读。了解刘老师的事迹，学习他的精神，继承他开创的事业，我辈青年，则不负韶华矣！

老石之死

刘老石生前遗照：在农村干活

　　“我还没吃呢，留着我的饭。”刘老石妻子王静早早站在楼道口，等丈夫归来。“火车站过来的808路，过了一辆又一辆，就是没见他”，久等未至，电话也无人接听。她转身正想上楼温温饭菜，快速路斜对面的人声鼎沸让她心头一忐忑，“不会出啥事了吧？”

　　刘老石静静地躺在喧闹的人群当中，家里那扇守候他的灯仍为他亮着，抬头可见，他却再也看不到了。

　　王静第一眼居然没有认出来丈夫，“10天没回家，人变黑了，又瘦了。”刘老石那被学生打趣为“狗屎黄”的帆布包，磨破了十几个眼，四处漏风，光拉链头就换过3回。“等别人拎过来那个他背了十几年的包时，我才明白是相波出事了……”

　　一桶4.5升的食用油被撞瘪了桶体，溅洒在粗砺的柏油路上，这是刘老石从他手创的绿盟处购买的有机油，产自农民合作社的生态农产品。

　　一地衣物。杂着几点血迹。刘老石忙得没功夫洗衣，每次回天津总是一书包的脏衣服。整理遗物时，王静只找到丈夫的3只脏袜子，另一只不翼而飞，她苦笑，“这个马大哈”。刘老石在印度克拉拉邦考察土地改革时，曾请当地妇女帮他缝衣服，同事们都笑他，他却不知他们因何而笑，那一趟，他写下了《穷人的声音——关于底层意志》的考察报告。

　　刘老石兜里还揣着磨烂边的京津火车时刻表，早班车和末班车那栏被重重标出。他的裤兜穿了好几回，全赖母亲的巧手，让他的裤子超期服役，只是这一回，母亲再巧的手也于事无补。

　　在那声刺耳的撞击声响起之前，刘老石乘坐19时05分的C2063次城际列车由北京南站发往天津站，一如他10年间数百次钟摆般频繁往返京津间的日子。

　　3月21日下午，刘老石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为硕士一年级讲授《乡村建设》，这本是他的博士生导师温铁军教授的课，温教授飞赴香港参会，嘱托他最心爱的弟子替他代课。课后，刘老石发出他生前最后一封电邮，随后赶往北京南站。这封16时38分发出的邮件，是关于他所创建的梁漱溟乡建中心（下文简称“中心”）在河北晋州工作坊的工作讨论，晋州是他力推的全国农民合作组织网络推广项目的第一站。

　　教课前，人大明德楼901室，刘老石的战友邱建生看见他着急地在邮件里查上课的地点，还接待了一个内蒙古农业大学生态学的老教授，邱忘不了他的最后一句话，“这一段好忙，有点累，什么事都凑在一块了。”

　　“很难得碰到他说自己忙和累的”，邱建生回忆道。刘老石给人的印象总是匆忙，他习惯性地身体前倾，迈开大步，把大伙儿甩在身后。“好多次我们赶火车，他总是在最后的几分钟才到。”邱建生说。

　　整理遗物时，妻子发现刘老石背着的那台笔记本显示屏已被撞得粉碎。可按了电源键后，光驱呜呜作响，一打开，是张剑桥国际英语教程书（第三版）的学习光盘。“英语其实不是刘老石读博的必修课，但他非逼着自己学。”王静说。3月21日11时，在博士生宿舍，刘老石跟室友倪国华说，父亲身体不好，他需要回家看看。倪劝他别急，要不等周末再回家，刘说他要在周四赶回来，赶着上周五的英语课。

　　3月18日，刘老石的父亲肋骨摔断两根，出院后在天津的家中静养，刘老石这趟回家是为了陪陪父亲。“为了看父亲，他放弃了去香港参加乡建交流会的机会，我深刻知道，他改变了，他的爱不再忽视身边的家人。”9年前就和刘老石并肩支农的学生陈日强感叹道。

　　12时，刘老石蹬着车停在了博士楼前，等着吕程平还他宿舍钥匙，这个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学生，跟随了他6年，还将继续跟随下去——这3天他借宿在刘老石宿舍，为的是参加考取温铁军教授的博士笔试。

　　“他叫我上他后车座，捎我去明德楼，可他忘了自行车背后还放着桶绿盟的油呢。”吕程平回忆起他和老师的诀别时刻。刘老石单肩挎着“狗屎黄”的包，“他就爱单肩背，久而久之两肩膀都不在一水平线上”。他蹬着的那辆山地车是他中心一女学员秋菊从北京骑回新疆后，又通过铁路给他托运回来的，长途侵蚀让车身油彩七零八落。“他花钱从学员那买的，也当补助学员。”吕程平说。

　　趁这功夫，刘老石在博士楼下印刷了《农民经济组织》和《改造传统农业》的书各22本，供中心的学员们集体学习用。

　　每次从北京西北六环的乡建中心往返人大，单程20公里的路，刘老石骑车1小时就到，“碰上堵车，他骑车比我们坐公交还快。”这两年刘老石特别注重锻炼身体，“他明显在挑战自己”。吕程平回忆道，“2007年时，刘老师提倡男生们都来练摔跤，‘野蛮其体魄’，那时中心还在永丰屯。院子里的菜地，铺上干草，小伙子就这么在上头练开了。别看刘老师的年纪大一倍，他可是常胜将军。我比他个头高一头半，也被他摔个脚朝天。‘我这么大年纪你都摔不过我，还不天天锻炼？’他总这么说我们。”每天晨练学生跑的都是小圈，只有刘老石自己跑大圈，一绕就是三四公里，回来还做俯卧撑。站到队列中和学生一起蹲跳、高抬腿，学生都停了他还咬着牙做。

　　刘老石和吕程平来到明德楼下等电梯，“刘老师看了下手机时间，他从没买过手表，”吕程平回忆起那时刘老石朝他笑着说的最后一句话：“今天骑了1个多小时，还真有些累呢，不如以往了。”

　　3月21日一清早，刘老石整装准备骑行去人大，中心工作人员李昭找上了他。“一是家里欠着高利贷1万元，想让老师帮我想想办法；二是我有个表弟已经被刘老石安排到中心工作，家里人想我表妹也能来，可我担心老师嫌她年纪小，文化水平不高。”刘老石很爽快地答应了李昭这两件事。

　　“下午5点那会，他打电话问我，‘咱家那钱动了吗？’说有学生需要借1万元急用，我问他是谁，他不肯说。”王静回了他一句，“钱都拿去买基金了”。她对丈夫带的这百来个学生都熟悉得很，一估摸就知道是谁缺钱了。她只是想让这事缓缓，“等晚上他回家了再借他”，因为年后已经相继有学生跟刘老石借了好几千元，“一周前他刚取了3000元，去救中心一个农场的急”。

　　“每次他跟家里要钱，我从没拒绝过”，王静只是想郑重些，毕竟丈夫自从辞去教职后，唯一的一点生活补贴只剩中心每月的2300元。创建中心时，刘老石每月领取的补助费是500元，“这点钱连电话费都不够”，而后拿过一段时间的1000元，随着中心项目经费的吃紧，他自降到800元，直到2009年5月才“涨”到2300元。

　　“你买基金赚那点小钱有什么意义？是帮同学重要，还是买那点破基金重要？”21日17时58分，几番短信来往后，妻子拗不过丈夫，同意相借。据中心工作人员姜令分析，“其实刘老师是不好意思再跟师母电话说，只敢短信。”3月22日一早，刘老石车祸后处于深度昏迷中，王静给李昭解决了这1万元借款。

　　回想刘老石对自己的好，李昭偌大的汉子眼圈泛红。2009年5月，李昭在中心四川的点干了1年后，不辞而别，社会闯荡1年多，在天津开了家服装店，2010年11月才被刘老石叫回中心。“当时我不辞而别，后来撞见刘老师时，他气得都不愿意理我。还是他先心软了，多次主动到店里看我，希望我回来，还连续两回带着师母，逼师母非要在我的服装店买衣服。”李昭说。

　　3月20日晚8时，车祸前24小时，刘老石回到中心，主持会议，“那个会本来大家计划推后，但那天晚上他很着急，非要提前布置好。”刘老石与部门负责人一一商榷，通过了2011年度的中心工作计划：“要对校内班成员进行体育测试，要举办‘第二届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要通过举办第二届全国支农社团评选以及交流会，把全国现有的七十多个支农社团发展到两百个，把职能分散的志愿者社团改造成支农社团。要推动建立农民合作社联社和行业协会，通过十多期合作社带头人培训，为培训学员之间搭建平台，促进区域之内的联合，推动地市级乃至于省级的注册。”

　　会开到夜里12点多，凤凰岭下的温泉村朦胧在夜色中，中心的灯都熄了，独独办公室的灯亮着。“刘老师还在看邮件，Gmail那天特别难打开，他就使劲的刷新”，姜令夜半上厕所时，最后看了一眼挑灯奋战的刘老石。次日7点整，当她赶着起床号跑到操场时，刘老石已经在那等着集合了，额头微微有几滴汗珠，可见他已活动过一阵子。

　　当天的值日生马雪霞请假没起床，刘老石自告奋勇顶替她值日，“做菠菜粥，炒了一盆素白菜，热了一笼馒头”，等学生们气喘吁吁晨跑回来时，他已经笑嘻嘻地搓着手在等他们了。

　　“刘老师做菜手艺有口皆碑，每逢吃他的，大伙胃口倍儿棒”姜令含泪笑着说，“那天我胃口不好，只喝了小碗粥，如果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吃刘老师的饭，我一定要使劲吃！”刘老石平时有心把不会做饭的学生跟他自己值日排一起，“手把手直到教会为止”。

　　3月20日下午，人大明德楼901室，刘老石把中心2011年的工作计划一项一项列出来，伏在架沙发上的一扇门板上修改。“我还笑他这个样子，也太动真格了，啥时候变得如此细致了呢？他从来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大声地笑，大声地说话，东西随便放，被子也不叠，不知钱为何物，自己没钱也要找钱借给别人。”邱建生回忆道。一年之计在于春，他知道刘老石铆足了劲，今年要大干一场。

　　2010年5月，刘老石到四川给农民带头人培训。“把时间安排得特别满，坐公交到住处时，都夜里很晚了，”随同他的中心工作人员彭影回忆道，“当时他自己感觉强烈，讲课时胸口发闷，例会时说话竟然语无伦次，我跟老师4年了，从来没见他这样病过。”

　　出事前一星期，刘老石被学生撞到在伙房里熬中药。“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刘老师有胃病过，大家一直都说刘老师是铁人，小毛病他也从不会说。总是忙得昏天黑日，等忙完时，大锅菜早没了，粥也没了，他啥也不说，连碗都不要，掰片白菜塞着，就着馒头，蹲屋檐下，吃得津津有味。”即使在人大，在西区食堂，“刘老师打的永远是那两样菜：白菜和豆腐。”

　　“那天上午，我还去中医院先把上次煎的汤药给他开回来了，本应该把脉后再开药，可他说没时间回家。”刘老石最后一次回家是3月9日晚。“10日上午陪他去中医院看胃病，开了4副汤药，中午取煎好的汤药，吃完午饭后，我开车送他到火车站，他那趟回家，加起来也就半天，紧得很。”王静微微蹙眉。

　　“临走时我埋怨他，‘你也不着家，也不管这个家。’他回了我一句，‘这个小家你管就可以了，我管大家，我是为大家服务的。’当时我还贬低他说，‘这小家你都不管，还管大家？怎么给学生起表率！’”沉默半响，王静幽幽地叹了声，“现在想来，他真是为大家服务去了。”

　　“文渠嚷嚷着要去看爸爸，”3月12日，周六，王静带着7岁的女儿刘文渠去了北京。“相波那天有事，我们等到晚上十点才在人大见到他。”晚十点多，一家三口坐公交末班车去了中心。第二天，王静带着女儿在院子里的菜地，撒下了韭菜和菠菜种子，“相波在开会，等开会间歇时才见缝插针地出来陪文渠放风筝、骑车。”下午3点，王静带着女儿就离开中心了，第二天孩子上学，晚上必须得回天津。“离开时，孩子哭着特别惨，喊‘爸爸’，怎么也拉不开。”到家后，女儿给爸爸打电话说，“爸爸我舍不得你，都哭得那样了，你还笑”，刘老石笑着逗女儿，“当时我真想把你留下，要不就在北京上学得了。”这是父女最后的离别。

　　3月19日深夜，刘老石还在人大明德楼901室加班。住他宿舍的吕程平为他留着门，可第二天醒来才发觉刘老石一夜未归，“他是怕回来太晚，得敲门吵醒我们，他就是这么为人着想。”刘老石当晚就在901室和衣而睡，这是他习以为常的过夜方式，在他有博士宿舍前，一旦太晚来不及回中心，他常常在办公室过夜。在那间不足10平米的办公室，躺在那个有多处破洞的长条沙发上的刘老石，盖着唯一一条薄毯子。“冬天无比干燥，早上起来，你会发现鼻子、喉咙都是血丝，总之一夜之后上火和感冒都找上门了。”曾在沙发上睡过一夜的曾丽华心有余悸地回忆道。

　　“24日上午所有人觉得有所好转，大家都挺高兴的，晚上九点多我们几个都准备走了，只有师母留下。”3月24日21时45分，刘老石告别了这个世界。从车祸到停止呼吸，刘老石一直在昏迷中，走的时候，他没有痛苦。

　　“十年了，或许是老天爷都于心不忍，觉得你太累了，带你走了。”刘老石在《中国改革•农村版》的前同事涂名在《确立最高的尊严》的悼念文中深情追诉他。

刘老石在培训青年大学生

　　一、刘老石是谁？

　　刘老石走得匆忙，除了留下了大量工作计划、娇妻幼女以及买房的六七十万贷款外，来不及留下哪怕一句话。

　　刘老石是谁呢？除了进行农村调研和支农的全国各高校社团的大学生知道，除了这十年他踏遍的上千个村庄的农民知道，除了关心三农问题的学界、公益领域及新闻界的朋友知道以外，他的名字，如同这片大地上绝大多数沉默的农民一样，隐于盛世锦绣之下的板结黄土里。也许他们会被镁光灯所聚焦，但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努力发出不那么动听的声音，也会被主流话语所误解和嘲笑。

　　北京西郊的偏僻村落边，远离通衢大道，山脚边延伸开大片的果树地，毗邻而居的服装厂静悄悄的不见人影，小院落里却传来铿锵言辞。陋室里攒动的人头，齐刷刷的记录声，这是一处课堂。课毕，两盆热腾腾的素菜被摆上课桌，不见油水。大学生们有序地捧着搪瓷缸，一一打饭，三三两两地或站或蹲在屋檐墙角，扒一口饭，嘴里停不下的是争辩，思想的火花在白灿灿的饭粒间激扬碰撞。

　　“秦晖老师，跟您商榷下……”“徐友渔老师，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汪晖老师，值得注意的是……”一位位学术界大家此刻也蹲坐在学生中间，捧着掉漆的搪瓷缸，吃得一样的粗茶淡饭，笑吟吟地倾听着周遭学生口音各异的七嘴八舌。这一幕，年年的寒暑假，都在中心的全国大学生支农培训中上演，刘老石广泛延请各界知识分子，为从五湖四海相聚中心的支农大学生们奉上思想盛宴。

　　“从2000年以来，他创立并一直领导了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队，让至少1000名以上大学生认识了农村，并让其中很大一部分在毕业以后走上了直接或者间接为农村服务的道路。”作为刘老石十年来追随的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为他这位“十年生死可相托的”高足定论事业。

　　“我从2004年起就被刘老师请去给支农大学生作报告，年年如此，”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娓娓道来他和“先行者”刘老石的乡建情，“高校老师中参与志愿者运动的很少，说实在话，我和刘老师都有点寂寞，因此，就一见如故，并且有相濡以沫的感觉。以后凡是刘老师主持的活动，需要我讲点什么，我都是有请必到。”

　　刘老石，本名刘相波，黑龙江伊春人。齐齐哈尔师范学院88级政治系毕业后，从事中俄边贸多年，收入可观，曾任黑河市经济技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分公司负责人。1997年弃商从文，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生，2000年毕业后入天津科技大学（原天津轻工业学院）基础科学部从教。2002年兼职加入温铁军主编的《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社（下文简称“杂志社“）。2003年，协助温铁军在河北定州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2004年12月，在农村版遭遇变故后，刘老石和几位支农大学生骨干学生注册成立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任总干事，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项目部主任。他创造性地把农村发展人才的培养和大学生涉农社团的培育有机结合在一起，这一中心一学院，被称作“乡建人的黄埔军校”。2006年，刘老石所促进的合作社和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第一次联合，成立了国仁绿色联盟，希望以农民合作社合作制定统一标准的努力，打造自觉的农民，改善农村输往城市的农产品的安全性。2010年7月，刘老石被迫辞去天津科技大学的教职。同年9月，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师从温铁军教授攻读博士。

　　“这么有学问的编辑怎像村里人起名“老石”啊？”山西省汾阳市栗家庄康达养猪合作社的王树霞坦言她的惊讶。

　　这个理想主义者振臂一呼，万千青年人随之走向故土，他用自己的蝼蚁之力，用一种近乎偏执的奋斗，来反哺这最广大的农村。从刘相波到刘老石，两次改名中，已然勾勒出他的理想轨迹。他仰慕湖湘文化，弃商从文，求学于岳麓山下，并改名字中的“相”为“湘”。刘湘波最初到农村调研，农民都叫他“刘老师”，“我懂的东西并不比农民多，一声‘老师’太惭愧”，刘老石曾说。

　　李昌平还记得他第一次见这个年轻人来《中国改革•农村版》时的自我介绍，“我就叫刘老石，做事情就要像石头一样硬，落在哪里，就做垫脚石，就能发挥作用”。这个名字伴随了刘老石十年乡建路，“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闻名乡建界，很多追随他的支农队员们，“甚至不知道刘老石原先的姓名”。

　　东北腔里带着天津儿话音，“绵绵清脆，有些鼻音，有点像绿杨枝头的蛐蛐儿，亦或是因许劳累而沙哑的百灵，甚至还有些童心稚气”，说话简洁，力道十足，“讲课的声音特别有磁性，第一次听他课的学生很容易被打动，进而哭着喊着要跟他下乡，甚至愿意休学或者退学去农村长住”；总是笑眯眯的，一笑就会笑出声来并且露出洁白的牙齿，“往往是未见其人先听到那爽朗笑声”；因发际高，头发总显得长而散乱；不到一米七的个头，偏瘦，到夏天时总是被晒得黢黑；穿着简单干净，一条洗得发白的蓝牛仔，一件咖啡色的旧外套，一双烂皮鞋，“冬天总那一身不合身的深蓝色羽绒服，穿起来人显得摇摇晃晃的，看着都累”；偏分发型，总是一脸平静地听你倾诉。这就是众人眼里的刘老石。

　　与刘老石同被选为“2006中国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 的黎光寿形容他“沉静，以至于我至今都回忆不起当时和他有什么交往了”。黎光寿的看法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当面对笔者的采访时，很多跟随刘老石六七年的老支农队员们，回想不起他们第一次见到刘老石时他的个人特点，“平凡的让人没印象”。

　　敏感的人还是能捕捉到刘老石平凡下的波涛汹涌。《南风窗》记者阳敏和刘老石相识在七年前，“他几分拘谨和羞涩。温和而内敛。最让我服气是，不同身份和个性的人，到了他那里，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聪敏的，狡猾的，驽钝的，都一样。他这‘无差别心’，好像天赋而成，学不来也装不像。我理解他的朴素：他将他的心沉到石头里，再长成了一棵老树。”

　　在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眼中，2000年以来的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是辛亥百年以来第六次青年知识分子下乡运动，刘老石引导的支农队员是“到民间、农村去”的精神谱系中的第六代。

　　钱理群问刘老石，“你们做这个工作多少年了？”

　　“已经十年了。”

　　刘老石曾这样激励支农队员们，“一件事，坚持做五年，可以被人认可；坚持做十年，可以成为一种文化。”正是如斯精神，让“被众人普遍认为只是昙花一现的学生运动”的支农调研薪火相传，学生换了一茬茬，刘老石始终坚守原地，面孔坚毅，欣慰的是，与他并肩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温铁军在追悼刘老石的祭文中第一次提出“辛亥百年第三个‘乡建十年’”的概念。回首刚过去的第二个“乡建十年”，“这是一场运动，一场无法阻挡的历史洪流。”刘老石曾经如此铿锵的为这十年下战书。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地火在中国高校乃至全社会蔓延开来，固然是大势所趋，然而，任何时势，都离不得灵魂人物。

　　回首第二个“乡建十年”的头一年，2000年，那是李昌平喊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年份，那是无论《黄河边的中国》、《岳村政治》这样的学术书，还是《中国农民调查》这样的调查报告都一纸风行的年代。可在象牙塔内，北京天津数百间高校中，只有天津科技大学的“新希望”农促会、北师大的“农民之子”农促协会、北京大学的乡土中国学会和中国农大的农研会等区区几个真正具有开创意义的高校社团活跃。对于当时的大学生而言，“乡村建设”，还只是好奇，甚至是好笑的陌生概念。

　　2003年，刘老石在北师大组织召开“第一届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这是全国支农社团的第一次聚首，来自全国各地70余所高校的近百名骨干参加。“接到邀请函的各地同学都犹豫得很，以前从没有走出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城市的先例，更甭提全国性的交流了，大家都不知道这会是否合法，怕是被什么组织利用了，或是怕被骗，敢来的都是壮着胆子的。”与会的白亚丽回忆道。

　　支农队员被同学们讥笑为“农村的”，不仅仅根本没有任何舆论认可，甚至还会因为关心三农问题而受到相关部门的围追阻拦，甚至天津科技大学团委公然出台“四不政策”封杀新希望农促会，“不能注册，不许活动、不许招生、不给经费”。据刘老石的研究生同学李黎明回忆，“他跟我说，此前的几年，他的工作属于‘政治上不正确’，几乎是地下状态。但湘波兄从未犹豫过，顶着风险一直坚持了下来。我又想起多年前，另外一位朋友曾说的：如果湘波兄进去了，他会去送饭。”2004年，中央出台了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刘老石的工作才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

　　“你是一个老师，校园不能局限你，你把讲台搭在全社会，搭在全中国所有的高校，搭建在全中国的田间地头。”无数人在追悼刘老石时重复这样的话语。假如说温铁军是北派乡村建设的大脑，那么刘老石则是乡村建设的手足，没有刘老石的骈手胝足，温铁军主推的乡建大道只能是纸上空谈。

　　乡建十年，刘老石做成了三件事，其一，主推全国大学生支农，从2001年发动京津唐大学生支农开始，到非官方的大学生支农星火燎遍全中国，刘老石和他的团队协助全国高校建立两百多家支农社团，上万大学生走进农村，重新认识中国国情，重建自己的三观及理想。

　　其二，主推乡村建设骨干的培养，面对农村深刻的矛盾，在短暂的犹豫和反思后，他开始了新的尝试，寻找有一定影响的农民精英为农村服务，支农的主导方向是促进农村建设人才的生长，并建立了科技法律文化信息流通站，让城乡、农民和大学生之间沟通起来。2004年，全国各地已经建立了200多个信息站。自2005年以来，刘老石和他的团队以“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为依托的项目培训，通过每年4期的理论学习和1年的基层实践，以非官方的形式培养了上百名高学历的乡村建设骨干，据统计，已结束的人才计划5期共108名学员中，有三分之二在各类NGO等涉农领域工作。而《中国改革•农村版》时期跟随刘老石的那批支农老队员，那两年光是进《南方农村报》的老支农队员就有五人：谭翊飞、冯善书、海鹏飞、绍铭，周虎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本科生陈日强选择佛山林业局也是因为“其利害关系与地方不大，还能和三农结合起来。”赵猛以团委老师的身份下乡，是老支农队员中少有的高校行政人员。周心静更是独立注册了NGO“友爱社工”，赵玲等也在相关NGO工作。

　　其三，主推农民合作组织，刘老石和他的团队从2003年开始进行农民合作培训工作，2009年建立了农民合作社培训学校。迄今为止，中心举办农民合作培训班近200期，培训农民合作骨干、农村青年、农村发展机构工作人员达5000余人次，在全国建立了70个村级合作试验点试验区。这些试点既有提供生产、购销、金融等服务的经济性合作社，也有提供文化、教育、养老、医疗等服务的公益性协会。尽管这些试点的发展历程磕磕绊绊，远未成熟，但是不可抹煞的是，没有他们的推动工作，中国的合作社进程将减速或者缺乏更为多元的探索。

　　十年乡建路，无论是推动大学生支农还是乡村建设骨干的培养，抑或农民合作组织的帮扶，刘老石已经意识到乡村建设的局限性，他指出了一条和当前左派不谋不和的道路——建设一种新的文化，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资本主导的强权主义、与奢靡享乐的灰色思潮相反的文化，这种新文化应该成为乡村建设工作者最为强大的思想支撑，用以对抗和消解当前社会的不公。“新文化意味着：我们要负责！我们要进步！我们要劳动！我们要民族！我们要传统！我们要公正！我们要凝聚！”每每给大学生和农民带头人做培训时，主讲《文化三十年》的刘老石总会激情澎湃地掀起大家的讨论热潮。

　　“新人、新文化、新生活”，刘老石把他倡导和践行的理念传播给了更多年轻人。“我的团队都是志愿者，他们用最低的报酬做着我们时代最壮丽的事业。”刘老石爱唱红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每每唱到“我们献身着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限荣光”，他的音调总是提到最高。

　　在农村，刘老石一直提倡红军路线，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坐最便宜的车，吃最便宜的饭”，2003年在兰考时，“老刘乐于跟当地的中学生一起吃一顿0.7元的饭”。中心组织的支农队员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按每人每天10元付钱给老乡，但每次离开时，队员们都要想很多办法才能把钱留下。河南兰考陈寨村村支书郭宪启认为支农队员们走的是“红军路线”，契合了很多村民的心声，他们把队员们偷偷放下的钱主动捐到合作社，用于文化活动。

　　2002年5月，在山东沂蒙，一位老乡为了让队员们吃上热馒头，骑车走了十几里山路。一位老大妈非要请队员到她家吃顿饺子不可，要知道，大妈家每年只能吃到一两顿饺子。同学们拒绝了，可是大妈端着饺子，站在路边一直等到天黑，硬是把队员们拉到家中，最后每个队员含着眼泪吃下了几个温过的冷饺子。

　　“在乡建中心培训时，睡的都是地铺，就有队员因为环境太潮湿患上了湿疹，疼痒不止。在农村来回不便，走访农户时，多数都来不及回来做饭，中午只得带些干粮，晚上也不能及时吃饭，很多队员因此患上了胃病。早起晚睡，有时候讨论到深夜，有些队员累到站着也能睡着。”支农队员在比较起中心组织的下乡调研和自己在学校参与过的“三下乡”活动时，共同的感受都是“中心最苦”。

　　2008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一套5册的《大学生下乡支农指导手册》，脱胎自几年前由中心组织下乡的支农队员人手一本的指导手册，“因为是红色的，支农队员叫它做“红宝书”，持有“红宝书”的人被农民称为“红军”。”其中，仅关于下乡纪律一项就有16条规定，如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劳动最光荣；不接受任何吃饭邀请和馈赠；吃饭住宿坐车必须给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

　　安徽阜阳南塘村兴农合作社的杨云标是全国闻名的农民带头人，八年间接待过上百支到南塘村的支农队，说起中心组织的支农队和其他大学生支农队的区别，他跟笔者掰起了手指头：

　　其一，越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他们下来的队伍就只想着写文章作项目，而那些学校团委组织下来的“三下乡”队伍，经费充裕，多是由县里的部门安排下来的，接待起来很费劲，这些大学生往往摆脱不了城市生活的逻辑和习惯，总是这个要求那个要求的，埋怨厕所不卫生，对洗澡间还有特殊要求；吃饭也挑三拣四，要不下馆子，要不付钱给农民要人做饭吃，村民管他们叫“城里旅游来的”；而中心的都是自己烧柴火自己做饭，连柴火也是自己去捡的；

　　其二，中心的都是经过培训的，不会犯把麦苗当韭菜的笑话；

　　其三，中心的会唱红歌，会扭秧歌，会教农民由收割、浇水等劳动动作改变来的集体舞蹈，懂很多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而其他大学生太小资，谈的还是他们学校里那些时髦玩意，跟农民谈不到一处来，中心的讲的都是农民关心的大实话，在他们面前，连我也显得小资；

　　其四，其他的大学生支农队，要不就是支个教，要不就是忙乎他们自己的项目，融不进农村生活，中心的都会帮忙农活，农忙时帮助给萝卜地里浇水，玉米地里掰苞米。

　　华东师范大学的一支农社团，经刘老石介绍来南塘村下乡，已经连着来过六次，届届相传，成为社团的传统；华中师范大学的几个支农队员，则先后参加过三次中心组织的南塘村支农活动。

　　二、“学生头儿”为结社鼓与呼

　　2000年7月份，刘老石作为引进人才到天津科技大学任教，并兼职做辅导员。他放开政策，鼓励学生结社，于是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二十多家学生社团成立了，其中的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成为刘老石全国大学生支农事业的第一块招牌，从2000年冬天开始下乡支农，直到今天，从未停过。

　　回溯在湖南师大读研究生期间，刘老石创立了湖南师大“哲学与现实”沙龙，成为几年间长沙高校间影响深远的文化重镇。“他一出场，场面和气氛马上改变，他的演讲（果断反问的语言风格和特立独行的观点）立即会引起许多粉丝的欢呼和掌声。”受刘老石感召负责沙龙工作的莫宏雨回忆道。在《哲学与现实》报纸的创刊号上，刘老石主笔了社论《当代青年与时代精神》，“深入调查研究、充分了解现实”，成为他时时自省的信条。1997年底，刘老石组织了一次农村调研，撰写了调研报告《我省农村状况及其思考》。“这次调研让他意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关注中国农村问题，可以说，他后来的“乡建指路”与这次调研不无关系。”当刘老石他初次去见温铁军时，拿的就是这份调研报告。

　　遗憾的是，当时沙龙关于知识分子责任问题的讨论，刺伤了“部分老师的虚荣心”，而关于维护公民权利的讨论则让湖南师大校方和有关部门惊恐。“学校的大棒挥舞起来，开始限制和打压沙龙的活动。”邓林华回忆道，“一些成员压抑灰心，而湘波不断地用行动和热情激励大家，通过自筹经费，与社会企业合作等方式，使沙龙活动顺利开展。”

　　时光荏苒，2002年，刘老石将他带领学生们下乡的调研报告，结集成《寻找被遗忘的沉重》。“这些也得到了刘老师同事的认可，有些年轻老师开始和他一起下乡调研，有些人开始向农村研究转向。刘老师忙中心工作时，他同事赵智勇乐于为他代课。”毕业于天津科大的白亚丽这么评价她的这些老师。

　　“‘新希望’影响全国，却受到学校团委某些人的压制，不给注册，不许活动，不许招生，不给经费。社团的同学实在无奈，干脆自己写了招生海报挂了出去，团委杜老师把他们的海报撕掉，同学们愤怒已极，找校方理论，校长躲避，他们就在在校长办公室门前整天等待。又将所有的信息发到网上，引起了巨大关注。校方非常恐慌，在半夜一点找同学们道歉，并且同意同学们的各项要求。有关官员猜测这件这个学校从来没有的事情由我主使。随后，当学生社团来请我当他们的指导老师时，学校的有关领导就来设阻，甚至以不给资金相威胁。”在2010年辞去教职后，刘老石在《老师是用来牺牲的》一文中如此追述当年的坎坷。

　　2001年12月，流浪歌手孙恒去天津科技大学，“碰到老刘指导的‘新希望’要在学校附近工地举办一场慰问工友的联欢活动，老刘就叫我过去和他们一起去给工友们唱歌。那是我第一次到建筑工地工棚里给工友们唱歌。没想到，那次唱歌的感觉，跟我从前完全不一样。”

　　简陋的工棚，上下铺间挂着晾晒的内衣裤，，工友们穿着干活的脏衣服，挤在板床上听孙恒唱歌。“我要搞一个工人演出队专门为工人们义务演出。”孙恒由此激发了创办“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念头。2002年5月1日，在刘老石和李昌平的支持下，艺术团成立，“他俩经常随艺术团到工地一起参加演出，我们给工友们唱歌，他们就在现场给工友们派发杂志和宣讲三农政策。”孙恒说。

　　孙恒所说的“杂志”即《中国改革•农村版》，2002年，应温铁军之邀，刘老石加入该杂志社的创刊团队，从创刊直到停刊，刘老石在名份上都只是一个兼职编辑，因为他的正职是高校教师，“但他在这平台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却强于我们任何一人”，与他一同创刊的同事邱建生说。

　　2002年夏，福特基金会以5万美金资助了为期两年的“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刘老石成了“学生头儿”。记者部主任，上访接待负责人，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总协调，一肩挑。

　　“全国大学生支农”项目主要靠老石做，找钱、培训、下乡调研支农活动计划、带队下乡、调查报告评审、总结表彰等等，几乎都是老石一手亲持操办，且《中国改革•农村版》四分之一工作量由刘老石完成。”后任该杂志社副主编的李昌平说。

　　“靠着涉农领域吃饭穿衣的人何止千万，尽管有些人也要调研，但农民不过是一个个被研究的客体、对象而已，论文里的这些词汇和实际发生的事实本身并无多大联系，只与职称、与课题经费、稿费有关。”《中国改革•农村版》的同事刘海英回忆道当时刘老石周遭的风气，可对于刘老石来说，农民就是他血肉相连的父老乡亲。

　　“对每一位农民、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躬身相向”，诚如钱理群教授对刘老石的概括，在杂志社时，刘老石是访民最知心的朋友。他对前来上访的农村老大娘说：“大娘，您别急，您这事一定能见天儿！”他带他们去吃面条，领他们到宿舍来住，有时候，他还做他最拿手的大块头土豆炖肉给这些风餐露宿的苦命人吃。

　　“同事三年，惟一一次见相波发飙是在编辑部里。原因是某人写了一个文章，认为农民的贫困主要和个人的懒散有关。相波大声与之争执。”刘海英回忆道。“在乡建领域，大家的观点也有分歧，但老刘一直不变的观点是站在农民这一边。不管多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只要说农民怎么愚私，老刘的反应就会很激烈，为农民争辩。即使农民自己，也不像他那样维护农民的面子和尊严。”杨云标在刘老石的追思会上总结道。

　　刘老石在杂志社经常工作到半夜两三点才回宿舍，“我跟他一起走的时候往往瞌睡得不行了，他还笑呵呵地说要不要回去做点宵夜吃。我和小娥当时都不会做饭，每次都会开心地吃老刘做的大餐。”当时追随刘老石做志愿者的北师大研究生赵玲回忆道。

　　刘老石担任记者部主任时，一边下乡调研，一边采访报道，“我最开始做的大多是一些负面报道，确实反映了很多问题，后来我逐渐发现，有必要做些有建设性的事情。”

　　“那个时候，相波是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年，他对农村的恶的讨伐是很厉害的，有时候甚至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但同时他对农村的弱势人群的爱则是相当地深切，他的这种爱促使他带着支农的大学生奔赴乡村。”邱建生追忆道。

　　刘老石开始把青年人到农村去的工作推广到京津唐各高校，他在设计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时，强调大学生到农村去“塑造自我”，先有大学生自我意识的重塑，才有支农的可能，“在我的两手中托着不同的弱势群体，一边是在衰败的农村中亟待帮助的农民，另一边是在就业压力中嗷嗷待哺的青年大学生。我的任务是让他们结合起来，让农村获得些许帮助，让大学生们认识到现实，从而跨越自我和社会的鸿沟。”

　　每当到高校演讲，刘老石总爱提起乐乐的那条短信：“是农民救了我……”北京理工大学02级学生陈乐乐是从大一就跟随刘老石的支农老队员。其实，拯救乐乐的何尝只是农民，若从颠覆人生观上，刘老石拯救了一代中国大学生。

　　在刘老石执行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的三年间，全国高校支农社团一下子扩大到近两百个，一万余青年学生投身到“塑造自我，建设农村”的洪流中，其中有中央财经大学最大的学生社团星火农村发展促进会，多位老队员在撰文追悼刘老石时，骄傲地在自己的名字前标明“星火一期”。

　　有限的资金让刘老石时时以节俭自省，恨不得把一分钱掰两半花。本按两年划拨的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经费，刘老石硬生生地撑了三年。河南大学三农社团负责人赵晓峰回忆起2004年4月时，“乡村建设高校行”活动办到他们学校时，刘老石一行4个人就住在人均5元每夜的开封小旅馆。

　　后来成立中心后，有一次刘老石和资助机构谈项目进展，项目官员不解地问，明明预算是火车硬卧，你们怎么都是坐硬座。刘老石说，要把钱省下来，用有限的项目资金，做更多的事情，“用20个人的预算培养出30个人才计划的学员出来！”中心起初没钱租房，于是搬到北京远郊，从五环迁到六环，越来越偏。“找房是件大难事，他也跟我们一起找。为和房东讨价还价，常遭房东白眼。”和刘老石一同创立中心的詹玉平说。

　　三、定州之始

　　2003年正月里，刘湘波带领着19位大学生来到了河北定县翟城村，很多队员是第一次未回家乡过春节。“他跟学生过，我一个人回东北老家过的春节。”王静回忆道。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创办缘起，可以追溯到这个时间点。

　　除夕夜，没有大鱼大肉，男生住的是滴水成冰的大队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年三十的晚上，老刘戴着围裙，一边掌勺一边让人去买酒，还准备好了电话卡，让每一位志愿者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当时的队员、中华女子学院的周心静回忆道。

　　大年初一，支农队员们组织联欢会慰问村民，“没想到来了几千人”。大年初三，刘老石带着学生离开定州去武邑，调研地方政府乱收税费的问题。“老刘让我做队长。没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我，虽然以前也做过一些调查但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幸好我们这队有老刘在。当我们从村民中搜集到各种证据和镇政府官员对峙时，老刘保持着从容的微笑，还不时对腐败官员抱以冷笑。我们这些支农队员就在观察和学习他的谈话方式，也初生牛犊不怕虎地去质问官员……”当时的支农队员赵玲回忆道。

　　调研后期，刘老石感冒发烧了，他乐呵呵地把围巾包在头上打个结，继续工作。“回到北京的当晚，我们二十多人都挤到他的小屋里，他笑嘻嘻地带着大家通宵玩‘杀人游戏’。现在想想，当时老刘感冒还没好，打起精神带大家玩，很辛苦。”赵玲眼神里闪过一丝歉意。

　　四、南塘纪元

　　刘老石憾别人世后，中心的工作由白亚丽主持，这个当年刘老石在天津科大的学生，已经寸步不离的追随了刘老石十年，刘老石亲切地唤她作“小白”。没多少人知道，白亚丽曾经多少次在乡建路上踌躇过，是刘老石一次次把她拉回了她奋斗终生的事业。

　　2003年寒假，白亚丽在北京培训完后本想回家过年，“回去干嘛啊”，刘老石一声吼，把白亚丽吓住了，“当时我就怵怵的”，而后白亚丽随刘老石到翟城村过了不在家的第一个春节。

　　2003年暑假，去安徽阜阳南塘下乡，那时白亚丽已到了上大三的关口，“我当时都想清楚了，要退出社团，南塘就是我最后一次下乡”。在北京开往湖北的绿皮车上，刘老石领着学生，一个轮着一个，举着大喇叭在车厢里来回讲他们下乡的事。闷热的硬座车厢里老旧的电扇呼呼吹着，大伙儿停下嘴听这帮学生伢子的宣传，“连卖货的乘务员都歇了看我们说”。“火车是宣讲室”，在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火车上，刘老石一路和外出打工的农民们交谈，很快就和他们交上了朋友，有的民工当场邀请刘老石带队去他们家乡调研。

　　“北京来人了！”支农队伍来的消息一阵风刮过南塘的十里八乡，天天有村民跑支农队支教的小学校反映问题，“那大爷见着刘老石，噗通一声就跪下了。”干群矛盾让村民把申冤的希望放在了支农队上。

　　“学生在煽动群众上访，让学生撤走，否则影响基层稳定。”当地政府的公文也一封封的往北京发，口气严厉的不容质疑。温铁军出于保护学生的考虑，劝刘老石适当时机结束支农。《中国改革•农村版》的一名女性副主编从深圳乘机赶往阜阳，试图斡旋，飞机一落地，就被地方政府截走了。顶着温老师的压力，刘老石始终没跟大家说撤的事。“连我也是等刘老石走了以后才知道。”当地负责和支农队联络的杨云标回忆道，这个退伍军人于2002年组建的维权协会，被当地政府视为眼中钉。

　　和地方政府的指责恰恰相反，支农队员和农民维权协会的会员促膝谈心，谈的不是上访，反而是鼓励群众把精力放到建设家乡上，“家乡是我们的，甭管别人怎么作践，咱也得建设好它。”当地政府竭力为支农活动设置障碍，供电所依上级指示停了学校的电，天黑了，支农队员就着煤油灯扒拉几口饭，继续跟老乡们聊。

　　“有一天，我和赵猛、胡剑龙去最远的阜南县王殿敏的村子，又被他们镇政府的人给带走了。经历过几次斗争的我，这时可以学着老刘那样地镇静自如，不卑不亢，最后政府官员也允许了我们的活动。当我们笑着回去的时候，才知道王殿敏看我们被带走就急哭了。”赵玲回忆道。这一天，学生们被“请”进了办公大楼，长长的会议桌，这一边是市委宣传部和镇政府的头头脑脑，西装革履，那一边是农民打扮的支农队员，谈判针锋相对。几轮手腕掰下来，政府最终还是拗不过这帮学生的坚韧。经历了跟镇政府的谈判，支农队才争取到在村庄里做活动的自由，这一驻扎，就是整整28天。

　　杨云标屋子小，只睡得下女学生，刘老石带着男学生就在杨院子里席地而睡，“他身边总围着五六个村民，当别人的鼾声此起彼伏时，刘老石几个还聊得热乎”。七月雨水多，湿泞泞的泥巴地，一翻身就是一个坑，实在睡不下去了，刘老石才带着男生们到别处农户家求宿。有一天凌晨四点，老刘就喊男生们去帮村民除草，不幸的是他一开始就错把一棵庄稼拔掉了，于是，一群人非常谦虚地跟乡亲们在月光下学习辨认庄稼和草。

　　让村民从“哭着维权”到“笑着乡建”，刘老石在村民中遍寻文艺骨干，写状纸的手颤巍巍敲起了锣鼓。支农队员和村民骨干一起组织起了文艺队、老人协会。“文艺是个好的切入口。在有些地方，要建立经济合作组织，就必须先靠文艺形成凝聚力。”刘老石主张“扶人先扶志”，他认为农民的无力在于农村的非组织化，而农村更为根本的是精神贫困。

　　刘老石带着大学生们做了“两件半事”，即组织了文艺队、评选了“十佳儿媳妇”，初步组织了老年人协会。“文化切入，精神培训”，是刘老石实践出来的组织农民的有效手段，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始，就是以农村文化为切入，并试图通过恢复合作文化进而推动农民组织化的一系列探索。

　　在《农村发展与青年知识分子乡土回归》一文中，刘老石把南塘作为“乡建十年”第二阶段（2003～2007）的里程碑事件，“以2003年安徽阜阳南塘村为标志，乡建运动开始从原来的对抗为主的调查逐步转向以建设为主的新乡村建设运动。”

　　2003年以来，刘老石来过南塘村六次。在3月26日南塘兴农合作社召集的刘老石追思会上，一位名叫唐英的老大娘眼圈泛红，泪水止不住的滑落，数落起刘老石的好来，“他就把着我的手，劝我参加老年协会。问我，想学腰鼓不？我当然想，从年轻时就想。”刘老石当场掏了五百元，给合作社文艺队添置了二三十个腰鼓，“一看到腰鼓，就想起刘老石！”说着说着，大娘的泪水又下来了。

　　五、三岔拐点

　　2002年国庆，刘老石带着北京和武汉几所高校的学生到湖北房县窑怀乡调研，认识了三岔村以向昌海为代表的几个农村带头人，他从大学生利用假期开展支农调研向扎根农村进行切实的乡村建设实践的转变思路，就是从三岔村开始起步的。

　　2004年寒假，大三上到一半的白亚丽决意休学。“半夜里发短信给赵玲和刘老师，只有他们两个支持，其他人一片反对声。”毕竟，白亚丽所读的专业自动化和农业隔得太远了。

　　白亚丽休学，成了“全国大学生休学支农第一人”，她一头扎进了湖北三岔村；西南农大本科生肖青工作两个月后，放弃了深圳一家公司的4000元月薪，拿着中心给他每月区区300元的补助，和白亚丽站在了一起；武汉大学毕业生詹玉平辞去珠海的工作，共同组成了三岔大学生三人组。

　　而在这之前的三个月，2003年11月，刘老石已经带着肖青、詹玉平到三岔村启动第一轮的乡村建设培训。神农架的冬天奇冷，没有炭火，也没有炉子。“大白天都和老刘挤在一张床上，捂着被窝办公。烧火做饭，我不会，只能打打下手，烧火，炒菜，都是他干。因为擅长写批评报道，地方官员也对他敬畏三分。”肖青回忆道。

　　刘老石在三岔村调研期间，听闻了一件发生在他到前两天的事：建在该村的乡敬老院里，一位死去老人的一条腿，被另一个老人煮了吃！贫困和社会保障的欠缺所引发的社会伦理悲剧，震撼了刘老石，联想到先前在南塘的经验，刘老石决意通过建设村民组织，让村民走向团结互助。

　　2003年春天，三岔村小学一间教室的土墙上，旧白纸在疙疙瘩瘩的墙面上贴得有点歪斜，上面写着“乡村建设人才培训班”。

　　小学年久失修，屋内仅剩几个床板，集中培训的村民只能在教室打通铺，铺上稻草，在又潮又冷的泥地上将就几晚。本有床睡的刘老石卷起被子，和农民肩并肩睡到了一起，“睡稻草不吉利，我们几个学生当时都有顾忌”，白亚丽回忆道。锻炼，广播操、篮球、跑步，刘老石还当起了教官，组织农民军训，一板一眼练队列。

　　由猜忌、抗争、不信任搅浑的三岔村开始走向团结、互助，村里不仅有了文艺队、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养猪协会、板栗协会、养鸡协会、魔芋协会和天麻协会，也有了合作社，还建起了夜校、图书馆。但是所有的花费仅有2000元，这正是大学生们精神扶贫，“多投入劳动，少投入钱物”的原则的再现。

　　白亚丽、肖青、詹玉平这三名大学生志愿者在三岔村一扎根就是整整一年。刘老石不在村里的日子，也会每天早八点打电话，以验证学生们有没有进村工作。以至于碰到天气不好呆在屋里时，詹玉平就心有余悸地把电话线给拔了，“不愿听到那准时响起的铃声”。

　　正月十五时，白亚丽的奶奶去世，她当时一直犹豫要不要回去看奶奶最后一面。随后，刘老石来三岔培训，看到住宿环境很脏，碗筷也没刷，“一生气就踢开箱子，不问青红皂白就骂了我一顿”，白亚丽委屈到哭了起来。

　　“当时的我性格很激烈，跟刘老师从来不是以商量的口气，动辄就跟他吵，‘你凭什么’是我最爱对他用的口头禅。”白亚丽回溯当时和刘老石的分歧，“身处村子里，工作思路和刘老师有差异。我认为是该满足村民的物质需求。”在三岔村，村民要的是物质利益，“那话说得不好听到我都接受不了”，和白亚丽他们相熟的老张，有一次喝醉，跑到学生住的小学里吼了半天，骂他们来三岔只是为了“写报告、交差”，酒醒后老张有愧，好几天不敢见学生。

　　在培训期间，对于“大学生支农是继续扩大规模，还是就一个点做精做细？”，支农老队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进而质疑刘老石领着村民“跳跳舞”的文艺切入战略。“刘老师提醒大家不要走错方向，搞个天翻地覆，是不可能的。”何志雄回忆道。刘老石的团队由此达成共识，在全国大学生支农的大局下，还是应实践先行，从一时一地做起。

　　三岔村茶叶专业合作社的向昌海一直尊称刘老石为“刘主任”，尽管每次刘老石都摆摆手让他叫他“老石”。“刘主任找兰考的衡老师去了两次三岔（衡老师是乡建界文艺队的主要教练和推动者），现在我们文艺队做的很好。3月19日省、市、县文化局的来我们这调研，给我们很高评价，19日下午我打电话给刘主任，向他汇报调研的情况。没想到就两天，再也向他汇报不了工作了。”

　　2004年底，白亚丽一年下乡休学期近，多家媒体想采访她，可她“死活不愿接受”。“刘老师劝我，不是关心我个人，是关心我们的事业。”可她怎么也想不通，一气之下跑去南京散心，刘老石的电话和短信一律不看。可接连接到刘老石托同学发来的好几条讯息，小白心软了，师生间来回短信讨论起人生的追求来。 “一颗星星再闪，天空仍然是黑暗的”，小白被说服了，回到了三岔村。

　　六、流亡路

　　2004年底，《中国改革•农村版》停刊，《中国改革》杂志社搬迁至气象局。刘老石拒绝了跟随杂志社去气象局新址工作的机会，“气象局那边有门卫要查证件，上访的老百姓进不去。”当时刘老石还没正式离职，为了留处地方给北京高校支农队员，他仍坚持在原大学生支农调研的办公室扎营。

　　那是一栋五层的楼，因为北京交通大学东门施工，行将拆迁，停水停电。办公室位于四层，从楼梯左拐上来得穿过长长的走廊，满地狼藉，遍布着先前搬迁时遗留的杂物，还有上访的百姓东一叠西一叠的过夜被褥。扇扇门紧闭，间或有几扇印着鲜红的“拆”印，独独大学生支农的门是敞开的，依旧人来人往。十几平米的屋子里，人多时连个搁椅子的空当都寻不着。一到晚上，黑灯瞎火，大楼蒙在幢幢鬼影中。当时小白找不到住处，就在办公室将就睡了二十天，“不敢出门。厕所在走廊底头，一晚上都不敢上。”

　　终于连办公室也呆不下时，刘老石和同事在交大旁租了小单间。小单间竟然挤了五个人住，男生们通通打地铺，睡满了，人进屋都没处落脚。生活的窘迫不能压抑年轻人的热情，他们常常讨论到夜里，以至于邻居多次在门口贴条子，警告他们收敛些声响。

　　不足经月，刘老石上了黑中介的当，提前缴纳的几个月房租被吞且不提，还不得不星夜逃离。“怕房东上门滋事，只能趁夜里转移。”搬家公司的农民工友见到满屋子的乡建培训资料，以及原来的上访材料，急了眼。“这么多书，要搬到啥时候啊，这趟肯定亏了。”刘老石好好陪搬运的工友吃了顿夜宵，一番曲折道完，工友们抱拳佩服，怨气全消。

　　搬至车道沟的一处两室一厅，五六十平米。大间的用作接待办公，不能住人，剩下的小间挤满了男生。小白和另一位女队员在客厅拉上帘子，另隔出了间巴掌大的地方睡。而当王静来看丈夫时，男生就把仅有的一张床给嫂子让出来，全员打地铺。而后辗转到东坝，与孙恒等一干工友同住，直到2005年中叶搬进上地赵庄，才有了十几间房子。虽然既不通风，光照差到白天也得开灯，但中心的办公场地终究有了个落脚地，结束了半年多的漂泊。

　　“我觉得老刘最困难的时候就是05年那会，当时老刘的大学生支农事业已经名气很大，很多青年来投奔他，不缺人，但是手头没经费，没场地，这些青年的吃饭问题都得让刘老石伤脑筋。”杨云标当时还去过刘老石租的屋子，“那地窄的，睡都没地方睡”。

　　“记得从三岔刚到北京，在小单间见到国荣时，因为没有钱，他已经连续吃了几天馒头。一路走来，没有老刘的感召和带动，大家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詹玉平坦言。

　　“什么才是一种做事情的状态？就是你成功了不觉得高兴，失败了也不觉得痛苦，就像一块石头一样。理想已经内化，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刘老石的格言慰藉了很多跟随过他的支农队员的心。

　　七、人心难齐

　　“当我们那一期人才计划毕业总结时，整个讨论充满了火药味，有几个学员借着提意见的机会，质疑中心和老刘的某些做法，老刘在前台坐着，默默地听，默默地记。”一期人才计划班的班长马永红回忆道，他在参与人才计划期间，参加竞选合兴村村委会失败，失意于基层政治，由此声名大噪，成为一个掀起巨大争议的大学生村官典型。

　　“当晚的毕业聚会，提到中心几名老队员的离开，老刘显得有些委屈，但是他并没有争辩什么，只是陪着我们喝酒。”刘老石一个人把“醉的在地上打滚”的马永红连背带拉回了宿舍。“当时在路上风特别大，我和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他连给我说了几个难，我说你流眼泪了，但他说‘没有，我是老石，我能流眼泪吗？’”

　　当晚，刘老石安妥好马永红后，并没有再去聚会现场，而是一个人在办公室默坐。等其他学员回来后，其中一个人跟刘老石起了口角，刘老石“一怒之下将办公室的门踢烂，之后背上那个小包扬长而去，谁也拦不住。”

　　一期学员何志雄在从餐厅回中心的路上，碰到了“怒气冲冲”的刘老石，挎着背包埋头在路上急行，嘴里嘟囔着“我永远不会原谅这帮家伙”。“那几个人平时就爱说刘老师的坏话，中心就这么大点地，能不被老师听到吗。”白亚丽至今还为刘老石抱不平。

　　人才培养计划在刘老石眼中如同“乡村建设的黄埔军校”，而整整一年下来，符合他期望的人在哪里？夜已深沉，公交车已停，郊区出租车也没有，那一夜，刘老石能去哪里？

　　次日有一个重要论坛，按理刘老石要出来做一个讲话，并且要亲自在结业大会上给一期学员们发毕业证书，但是，他电话关机，发信息也不回，这一避，就是整整一周。

　　原来，那学员和刘老石口角是因为担心因为自己的劣迹拿不到毕业证书。中心到湖南仙桃巡查项目点时，发觉驻该点的两名学员烟灰缸塞满了烟头，“住在半山腰逍遥得很”，村民也说这两个学员“没几天见得到”。当学员期结束后，更是发现本应拨付给项目点村民的工作经费，“800元也被挪用了”，学员离开村子后村民才敢说真话。“这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白亚丽总结道，中心想建立制度考核学员的表现，“证书也分好几种，最优秀的人大和中心同时盖章，表现一般的只盖中心一个章，表现不良的推迟半年答辩，再差的直接补给毕业证。”当一期学员的评估分数张榜公示后，这两个学员觉察苗头不好，便闹了起来。

　　按一期学员何志雄的解读，中心初建的两年间，刘老石完成了“从支农队员到机构负责人”的角色转换。“刘老师冲着很前面，其他人赶不上，他脾气那时特别大，也特别着急。”

　　“我们新来的没有包袱，老队员保守，不像我们激进”，那段时间也是早年跟随刘老石的支农老队员纷纷离去的时期，“走着不够快，不想被拖着”，老队员的告别显得辛酸又苦楚，尽管离去，这帮老队员基本上还留在乡建领域。

　　“互相拍桌子、摔手机”，何志雄回忆起那时学员和刘老石之间的往事。“其实这是好事，说明氛围坦承。”多名当时的学员回忆说，刘老石当时是一个经常说话很直，有时候甚至不给人面子的人。“老刘从不用什么笼络人心的手段，他以自己的言行做出了最好的表率，让人觉得，在他面前，如果存有私心杂念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情。不过，或许也正是如此，因为和老刘共事，需要时时受他影响，向他看齐，能达到这个标准的也少之又少，于是，大浪淘沙后，剩下的金子也越来越少，乡间道上，往往只剩下了老刘踽踽独行的身影。我们不能苛责老刘，只能说，在这个时代，理想主义者既然选择了这样的路，就注定是孤独的。”马永红说。

　　车祸前一周，刘老石跑到杭州去巡查中心派驻在专注于工友活动的“草根之家”的学员。马永红当时回到中心，见不到恩师，不由遗憾的设想，“多想和老刘来场激辩。我想他会说我做事不注意策略，而我会反驳他运用策略不能够失去原则，我想他会说我不应该把乡建改良和民众启蒙结合起来，而我会反驳他这正是乡建需要突破的瓶颈……”

　　在离去的人的队伍中，却也有着一种“超出戏剧的荒诞”。“一个小女孩突然跑过来找我要参加下乡和培训，那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小女孩，看起来很单纯。我当然很高兴，他此后来了几次，很积极和很主动。但是后来突然消失了。”2007年初，她接连来京参与了二期培训，次年凭自身努力考入北京一高校后，给中心工作人员陈世华发出了一封忏悔信，并委托其转交给刘老石。原来，她先前是科大教务处派来调查刘老石动向的“卧底”，领导答应她以研究生保送为报酬。可培训之后，她为刘老石的大学生支农事业所触动，坚拒了领导的保研诱饵，“我不要保研，我要和刘老石一起帮助农民”，领导目瞪口呆。最后，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研究生，与天津科大再无瓜葛后，才放心地向刘老石坦陈真相。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研讨会期间，先生走进教室，问我们‘谁买了饮料？举一下手!’教室里好些人举起了手。先生给我们讲支农调研队下乡的纪律，讲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讲为什么不能喝瓶装水……从那天后到交流结束，一周多的时间里，我们再也没有人去买瓶装水喝，虽然北京的夏天特别炎热。一天早餐之后，先生走进教室，手里拿着半个剥了壳没有吃完的鸡蛋，说是在垃圾桶里看到的，然后把我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虽然没追究是谁扔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无比羞愧。”三期学员杜继文回忆道。

　　“在北京乡建培训时，同志们都说我有小资情节，我感到很是委屈。老师知道后说：‘做我们这个事业的，必须和底层人们结合在一起。要想跟底层人民结合在一起，必须融入他们的生活中。’这句话对我以后在农村工作的开展中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三期学员杜凤翔回忆道。

　　三期学员曾利华第一次和刘老石同桌吃饭时，“当我吃饱时我的餐盘里还剩有一团米饭，刘老师二话没说把饭扒到他的盘子，吃到盘子里一粒米不剩。”

　　2008年，二期学员王晓平在中心工作两年，行将被纳入管理人员时，因为表弟去世，不得不返乡做公务员以照顾父母。当他在政府部门挣扎了两年，最终毅然辞职再次回到中心时。刘老石是又惊又喜，希望他尽快回到中心去做全国合作社联盟的事。按刘老石的话来说，王晓平终于跳出了“从左口袋掏到右口袋”的桎梏。

　　“我负责的本来是志愿者服务队，结果听完刘老师的讲座，就改成支农队了。”六期学员王芳回忆起她和刘老师在学校的相识，“当时我就跟被‘洗脑’似的，我妈还以为我加入了传销组织，总以各种理由来看望我。”

　　“中心是永远的家，什么时候都为大家敞开着，只要大家什么时候感觉想回来，可以随时回来，或者外面实在混不下去的时候就回来。”尚孝龙怀念着刘老石，也在反省着自己，在悼词中，他这么述说，“老师，其实我很困惑，离开中心的是因为我无法放下心中那块名利的石头。您的心是坚硬的石头，而我的心里也有一块石头，脱不开名利。我希望有一天回到支农的道路上时，您不要指着我的鼻子骂，甚至鄙视我的灵魂。可是您怎么可能鄙视呢？我离开的时候，您还说，乡建中心随时欢迎我回去。”

　　三期学员吴丰恒在刘老石鼓励下，暂离中心，进《每日经济新闻》当记者。按理说，此时的吴丰恒就不能领取中心的过年福利了。“分给刘老师的那份他从来不要，要留给小吴补身体，为给小吴保暖内衣，他还跟我吵架，一定要给小吴买。”负责福利发放的马雪霞回忆道。“那些是刘老师为我留的？我不知道啊，我以为本来就是给我的。”吴丰恒在刘老石追思会上得知实情，颇惊讶。

　　跟随过刘老石的上海师范大学支农社团前负责人李勇想来中心看看，“他连路费也没有，刘老师要我想办法，李勇口碑不好，大家都不乐意他来。刘老师骂我没人性没感情，坚持要资助他来。”姜令回忆道。结果，李勇来了几天，招呼不打一个又悄悄走了，连电话也不解释一个。“我埋怨刘老师，你这落的什么事?刘老师说他不后悔。”李勇报销的路费缺票据，无法入账，刘老石自掏腰包，帮他垫上了。 “落难时帮人，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你不收留他们就流浪街头。”这是刘老石常挂在口边的话，李勇这样的事，也并不是孤例。

　　车祸前两天，3月19日晚，三期学员杨静接到刘老石的短信。“找到工作没？”“没。”“有什么想法？”一来二去，杨静选择了不回复。“当时烦老师，就没回。”十点多，当杨静上床入睡时，刘老石的短信又来了，“工作的事别着急。”每每想到这几年来屡屡不回复刘老石短信，杨静就深深后悔，“老师打心眼为我们好，我们都被宠惯了”。

　　“我们不能听任命运的摆布，我们应该摆布命运。”在1982年11月18日的日记里，14岁的刘老石以此表明自己的人生观。

　　2007年7月，在人才计划三期举办的首次培训上，刘老石讲到国外某位为民族事业奋斗终生的社会活动家时，忍不住潸然泪下，现场也随之一片泣声。“这是与老师相处的三年时间里，唯一一次见到他落泪。老师问在场的大家，‘你们准备好了吗？’然后他自言自语地回答：‘我已经准备好了。’”三期学员吴丰恒回忆道。

　　八、批斗刘老石

　　每年年会，人才计划的学员从各地驻点回到中心，各部门总结上年工作，是发牢骚最集中的时候，中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也最为显现，这时刘老石就等着挨批了。“很多问题依赖他，还老觉得他挺多问题，这么多不完美的地方。”学生们都知道刘老石不会跟他们计较，谁都敢放开胆子跟他吵。

　　2008年，在中心大学生部门工作的是三个新人，不熟悉工作思路，“人可刺了”，其中一位在总结部门上年工作时，当着所有人指责刘老石不问情况就工作调动，“你别领导中心了，连大学生部门也领导不了。”

　　苗头一起，大家的气就上来了，一部门负责人也向刘老石直言，“不要管我们部门的事，下面的人不能越级上访，你安排工作和人都得先跟我沟通。”这种群起揭发的场合弄得让人以为刘老石的人都有问题，连“发短信没回”都成了罪状一条，刘老石最后委屈的自白，“我这个人，这么多年，大家要相信我，人是没问题的。”

　　二期学员陈友耕，曾擅自脱离队伍，当走投无路时又提出要重回中心，例会上中心其他人一致拒绝他回来，刘老石力排众议，让他回来工作。在年会上，当有人批评起刘老石在工作上的问题时，这位学员趁乱而上，提出“要改组中心管理委员会，把刘老石选下去。”

　　每逢冬天时，在天津的刘老石总是电话不绝，关心买蜂窝煤供暖的事，“我们挨着冻的，都没他急”。“我怎么成管家婆了？连暖气也要我管。”刘老石感叹道。中心不单是办公场所，也是举办对外培训的地方，因此刘老石纪律抓得得紧，从每天早六点半的起床晨跑，到值日卫生的责任落实，“学生自由散漫惯了，当然有苦衷，帐都算到刘老石头上了。”每年年会，当刘老石被群起围攻下不了场时，总是得小白吼一声“你们是要把刘老师累死才满意啊！”大家才消停些。争论不休时，“看刘老师沉默，偶尔一声叹息，我便觉得心酸。”

　　“刘老师年底被评选为‘伪娘之首’，因为他管得太多，事儿妈，连谈恋爱都管，车祸前还问张斌，要给他当红娘。或者发短信给大伙，鼓动着要促进谁和谁一下。”刘老石每次做完自我批评后也在思索改变的路径，“其实中心就是我们，并不是我一个人。”中心相继作出体制变革，设立了公社管理委员会和美好生活促进会等机构，通过一人一票，让大家选出自己认可的管理人员，让中心的各个层面有分工有授权，也让大家在学会自我管理中，慢慢消解了对刘老石的火气。

　　“美促会”有一项职能就是撮合大家，让大家真像生活在一个社区。还有接待学员家长，比如德斌那时从云南接父亲过来，刘老师就组织大家夸德斌，让老人喜滋滋的，还送老人去体检，连请老人去村口的餐馆吃饭也专门叫车送过去，以示尊重。而他自己确是走过去的。

　　在刘老石一手策划的“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上，吕程平和白亚丽相拥相吻。“是刘老石撮合我俩的，做红娘做到‘肆无忌惮’，”吕程平回忆起刘老石为他做媒。“我当时追小白，小白很矜持，小白把我追她的事跟刘老师说。”一天，刘老石约吕程平到人大咖啡厅谈心。僻静角落。“刘老师打量我一番，‘真当你喜欢上一个人时，你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一副哲学家的腔调。‘我觉得这事还有门。’刘老师的话让我大喜过望。”原来，刘老石前一晚已跟白亚丽谈过心，“为什么不接受承平？”白亚丽的回答并不坚决。从此，有了刘老石的支持，两个年轻人的心在慢慢靠近。“小白第一次单独去我家，在刘老师安排下，其他同志都‘煽风点火’，通过舆论去鼓励小白。”

　　“我和小白在热恋中不断磨合，但也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跟刘老师求助，既然他做了月老，特别无助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刘老石指点吕程平两招，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刘老师对关系的把握很到位。”

　　做得越多，犯错误的几率就越大，不仅中心，乡建领域的不少人对刘老石做过的事情提出过很多批评，但他是个善于反思的人。2010年11月的乡建总结会上，与会者中，刘老石对自己的不足之处提得最多，“始终都那么诚恳地微笑”。“在我后来接触到的公益圈子里的人当中，极少有老刘这样的人。而当我用跟老刘的交往方式去跟其他某些所谓厉害人物交往时，也碰了一鼻子灰。”赵玲回首刘老石，不胜唏嘘。

　　晏阳初曾说过，自己要花三分之一的精力做人的工作，既要避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内部专制，又不可陷于“民主”不能自拔。刘老石在《中国改革•农村版》的同事、长期以来的战友郑现莉在缅怀他时说：“他在日常工作中的民主作风也是我欠缺的，我不止一次向提过他工作中泛民主的问题，往往导致决策效率很低，现在看来还是我错了。”

　　“在思想上、思考上求异存同，行动上求同存异”。讨论的时候态度言辞不妨激烈，甚至可以推到极端，越是这样，越有利于思考，有利于从另一个角度看待问题，但具体到行动上，则又是一个团结的、有机的整体。晏阳初乡建学院的经验告诉刘老石，学生们的苛责是好事。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为师长者的角色，正如他“拔牙竟可以不打麻药”，一次次，他唾面自干，只为了能维持团结，把力气都花在行动的执行上。

　　“孩子们，勇敢地去爱，勇敢地去体会这个世界。”刘老石从来甘当后来者的垫脚石。

　　九、劳动者刘老石

　　一位贵州的大学生参加过中心的培训后感叹，“中心的伙食，跟我父亲在建筑工地的伙食差不多。”这些蔬菜都来自于中心院子里那三分菜地，而这生态农业的肥料靠的是中心专门修的旱厕。

　　“老刘比以前包容了很多。对他原来嗤之以鼻的生态农业，也愿意开始尝试。虽然仍是对一些基金会的做法强烈批判，但也开始看到人家的长项。”与刘老石一同创建中心的詹玉平说。“刘老师是不赞同过多向技术倾斜，他认为如此一来会轻视改造人的因素的重要性。”白亚丽解释道。

　　“走理想之路，过有意思的生活”，步入温泉村边缘的这个小院落，进门墙壁上粉刷着一行雪白标语。偌大的几十间屋子，只有唯一一间教室有取暖设施，主要是为了培训讲课的需要。在北京长达5个月的供暖期内，中心绝大多数的地方冷若冰霜。刘老石和学生们一起住在夏天充满脚气味，冬天寒冷彻骨的房子里，一起睡架子床，一样轮班打扫卫生，轮班做饭——刘老石往往做得更多。 “痛快的生活，一是自己给别人牺牲，二是劳动。”梁漱溟的话刘老石是这么听的，也是这么带领学生们去做的。

　　赶上每周日的大扫除，“第一个跳下粪坑的就是刘老师！”刘老石在改造生态旱厕时也是身先士卒，接上自来水管冲，用靶子耐心地抠已经干结成块的粪便。“头几次搬粪桶都是刘老师示范，他从来就不怕脏，啥防护都不用就跳进去了，弄完后一身臭还笑嘻嘻的。”粪桶倒到菜园发酵池，覆盖上一层土，防止生蛆，等几个月过去，就是最好的化肥。

　　刘老石不仅自己劳动冲在最前面，还把自己父亲也拉上，上阵父子兵。2008年7月中心刚搬到现址时，冬天没暖气，做饭的人冻到手僵得拿不起勺子。刘老石的父亲专程从天津过来，把车库改厨房，给厨房换上塑料布框子，做了个防风的大门。“老爷子手工活很棒，挺硬朗。谁想得到这一摔哎。”白亚丽想到刘老石父亲3月初摔断了肋骨，不禁伤神。

　　“刘老师之前每次回中心时，都会带一束花。”中心还在永丰屯时，刘老石每次下城铁上地站，来程路上，总会从花童处买一束鲜花，“看到办公室的空花瓶插上了鲜花，就知道刘老师回来了。”

　　2010年8月，刘老石随中心培训的大学生支农队下到安徽亳州，一方面指导支农队，一方面给亳州谯城区农民联合社作培训。这支支农队以女生为主，刘老石心疼铁姑娘们伙食清苦，买了好几袋水果犒劳支农队员。结果当他提前先回京时，一翻口袋，发觉连113元最便宜的硬座票也买不起了，不得已，跟送他的联合社理事长现借了100元买票。

　　“中午吃饭时间，我看见学生们都集合排队拉红歌，然后去吃两位值日生做出的最简单的饭菜。学生高亢嘹亮的歌声和那种精气神，我在大学校园里从未见到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孟登迎第一次到中心时，感慨良多。

　　从2005年在赵庄开始，刘老石就在中心建立起了“朝话制度”，这是效仿当年梁漱溟在定州的实践，“人的热情是可以感召的！”，刘老石常常以梁漱溟的话自励。每天早六时半起床铃响后，中心所有人都列队集合，当日的值日生领着大家，一个个说当天的工作目标，值日生再做总结陈辞。在这个院子里，平时二十多名学生，培训时一百多名学生，这样的小型演讲发生在中心的每一个清晨。

　　2月27日，刘老石倡议在中心培训的全体学员集体拉练到怀柔野长城，单程七十多公里，所有人有生以来从没有走过这么长的路，“好多人脚磨都起泡了”。“刘老师不嫌脏、不嫌臭，拿起针就帮孩儿们挑破水泡，然后涂碘酒。孩子们都说，‘这些水泡真幸福……’”

　　这只是刘老石掀起的“新生活运动”的一斑。面对来客，他总是不无自豪地聊起他为六对年轻人操办“新幸福主义”集体婚礼的事。这场婚礼发生在2009年12月，六对中有五对是中心内部的工作人员配对。除了仪式是借用别的机构提供的场地，酒席、洞房和其他集体活动都是在中心举行。“自己做的菜自己吃”，宾客们吃上了刘老石领衔的炊事班做的喜宴，他认为这种形式既节约了婚礼的支出，还建构了新型的简单纯朴共助的人际关系，谈及这样对待物欲的平常心，他眉宇间洋溢着助人自助的幸福感。

　　四川省委党校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大鹏说，“在日常中持久执守着温和的理想不容易，湘波做到了，而且还很热烈。他也期望别人能够像他那样热烈，为了实现这一点，他甚至动用一些旧时代的符号资源去鼓舞人心。这种方式引起过争议，被认为有点左，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认同他做的事情以及他真诚做事的积极态度。”

　　十、师者刘老石

　　2007年，刚上大三的天津科大男生李昭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上第一次见到刘老石。“他的课男孩子比女孩子多，成绩不是前十来名的人喜欢上。”学生们习惯性的一进教室，就缩到最后面。“刘老师进门第一句话，‘我从现在开始讲，讲到你们都坐到最前面为止。’”陆陆续续有人往前面坐，直到有人每次课都坐第一排，成为了刘老石的铁杆，李昭就是其中之一。

　　“我第一次跟刘老石提出想加入人才计划时，还没跟他说过话，他一看我就乐了，你不就是那个每次穿红衣服坐第一排的吗，我一看你坐那，就知道在给哪个班上课了。”李昭那时想得开，是先办完休学手续才跟刘老石提的，“刘老石夸我，‘我比较楞，你比我勇敢，我考虑好多次想从学校出来都没出成。’”

　　在天津科大，刘老石是专职的公共课老师。他明白，和全国几乎所有的青年人一样，学生们会同样用睡觉和逃课来对付他的课。“面对着那些茫然困惑的眼睛，我知道我必须改变他们，我必须要领着这些青年人向前走。”刘老石在他的《老师是用来牺牲的》，如此诠释他当初站上讲坛时的志向。

　　刘老石在大学同事中有个绰号：“老讲”，因为他课余时间都用在中心的工作上，没有更多的时间写论文、出书来评职称，讲师的职称从进校以来从未变更过，他整整教了十年的公共课。十年教下来，还有多年前的学生从马路的对面跑过来和刘老石打招呼，主动介绍自己是他从前哪个班的学生。“当很多青年人离校多年还跑来听我的课时，当青年人跑来跟我商量决心休学，选择新的人生时，我知道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

　　“刚到天津科大教书时，老刘经常学老毛，到处张贴号召大家关注农村的大字报。”因为刘老石批评教务部门思想僵化，课程改进不利，“他们竟然派人以听课的名义骚扰课堂，甚至找个理由来报复我。我“不对”的地方是，让他们每次都找不到报复的理由，他们很生气又很丢脸面。” “我们都不知道他受了这么多委屈”，听说了儿子在学校的遭遇，刘老石72岁的老母亲失声痛哭，“他回家从来不跟我们提”。

　　2010年7月31日，刘老石正式辞去了天津科技大学的教职，这距离他成为大学老师，刚好十年。

　　“他以一个理想主义者要求自己，并已经做了为主义而牺牲的准备。”刘海英说出了他理解的刘老石。刘老石读博以后，陆续写出《修养的三个现实问题》、《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修养》等文章，让怀疑他“长于行动而弱于著作”的人哑口无言。 “没有将伟大的理想植于每日的看似琐碎的工作里，怎么又能写出这样有灵魂的文章呢？”

　　当他递交辞呈之际，写下追述长文《老师是用来牺牲的》，用了这句话以作结束：”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甚至这个时代都是用来牺牲的。是的，没有牺牲哪有成长呢？但愿在一棵老树旁能够长出满怀希望的春天来”。

刘老石生前遗照

　　十一、理想主义者的爱情

　　支农团体成了“进步青年人的理想王国”，这是刘老石最为欣喜的事。他用锋利的言辞抨击着那些“被教诲成为自私自利的猪彘”，去号召青年们“对窒息的大学和沉沦的物欲的反叛”。

　　刘老石说，三十岁前不要考虑工作，四十岁前不考虑房子，年轻人就要有年轻人的样子；

　　刘老石说，无欲所求的人，世界都奈何不了你；

　　刘老石说，一个人的恋爱和事业息息相关，一个人的恋爱要在事业中找，能够在事业上支持你的人，才是值得去爱的人，不能同患难的她，带来的只是悲剧……

　　“那时的湘波经常把王静的照片揣在身上，他有着一种纯粹的爱。他说，王静很爱他，很支持他的追求，不是一时的支持，而是一贯的坚持！实话说，与湘波交往共事的女孩很多，我发现他从来不与任何女孩开玩笑。”刘老石在湖南师大的师弟莫宏雨回忆道。

　　在刘老石一手指导起来的天津科大“新希望”的社团例会上，每周四晚，雷打不动，刘老石都携妻子王静与会。“我从没想到老师会带他爱人来开会”，白亚丽说。“当时我和相波在天津一个亲戚都没有，我们俩相依为命。所以，我一有时间就跟着他。”被学生们唤作“嫂子”的王静说。感情深了，老队员都喊刘老石作老刘，“新希望”的两名女生体贴老刘忙杂志社的事因而很少回家，便“搬到老刘家里陪嫂子住”。

　　“在我家孩子没出生前，那三年间，每次相波的例会和五一、十一的下乡我都会参加。”王静回忆。湖北房县、河南兰考、山西，一路田间地头，伴侣携手同行。2003年在北师大召开的第一届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上，“许是老刘老久没回家了，嫂子找上门来”，在当时与会的支农队员眼里，那是一位“很温和、很给丈夫脸面的妻子”。

　　“小家你管，我只管大家。”刘老石的哥哥嫂子都觉得弟弟怪，“不负责任”。王静在银行工作，总是支持丈夫干他的事业，“中心的孩子们不够办信用卡的条件，她就给她们办！他们都尊称她为‘师母’。”

　　家里大事都由王静一手操办，买房贷款都是她一个人跑，等买好房了刘老石第一次回新家，“连家在哪都找不着北”。刘老石博士英语课要用到《牛津英汉词典》，就让王静帮他上网买，刘老石不会开车，连洗漱用品也是王静放假时自己开车送到北京来。

　　2003年，王静把七十多岁的公婆接到天津同住，还得照顾同居的刘老石的年近40岁、智力障碍的单身弟弟，“之前天津科大的教工宿舍就四五十平方米，一大家子，都师母一个人张罗。” 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的张俊娜听刘老石的同学说，他们去天津时，大夸了嫂子一通，说嫂子美丽温柔贤惠，带大家出去玩儿时考虑的细致周全等等，“可老刘却嫌她罗嗦，总说她的不是。后来跟邱老师聊到刘老石，想起这个事。我忿忿不平地说，他这样的态度，嫂子怎么就受得了他！邱建生却哈哈大笑：‘老刘表达爱的方式，就是训她一通！’”

　　十二、“老刘，好好休息。”

　　在刘老石抢救期间，王静安慰着痛哭的友人：“湘波总是在外面忙他的事业，这下，总算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倪国华时常会记起刘老师跟他在宿舍卧谈时提起的一句话：“这个社会留给改良者的时间太少了。”刘老石自诩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说他经历了中国农村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历史时期，在“冷漠”与“煽风点火”间，他不偏不倚，埋头干事，他的足迹留在了田间地头。

　　许多人曾经多次质问刘老石这些努力是否能够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践者哑言以对，他们不屑于争辩，真理在他们心中。中国经历了6400年的历史，经历了26个有历史记载的朝代，经历了几百个皇帝、总统和国家主席，动用了全部的国家资源，都没有解决三农问题，为什么就要求大学生支农调研队、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和梁漱溟乡建中心这些小小的努力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呢？

　　1980年代，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温铁军的导师杜润生曾说：“动员起青年知识分子调查、下乡，你们就算成功了。”

　　在他之前，青年沉沉欲睡，农村一片沉寂；在他之后农村依然沉寂，但青年已醒。

　　“老石，你并不认识我，我也早已忘记了你的容颜，但是我记住你了，作为一个很抽象的意象，一个为民族而毕生奋斗的人。”一支农队员说。

　　“随着老刘的逝去，我想我青春年华中最为激动难当的那一部分正在逝去。即使那一段岁月已经逝去，但我们坚信积淀了更多的坚韧和理性。让更多的青年，更多的中年，去实践这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建设乡村。”支农队员周远在悼文中如此结尾。

　　“如今我的灵魂已成了孤儿，老爸，您的胃不好，在那边要按时吃饭，记得添减衣服。不要挂念您的儿女们，我们会长大，会独立。爸，我早就把自己比作绿盟的一颗香菇，誓不改变。爸，走好，勿念。”人才计划六期学员王芳哭诉。

　　“我还想参加集体婚礼呢！想您看看我的孩子呢！想您给他起名字呢！”只见过刘老石一回的西安大学生支农队员马久菊说。

　　“与其蜂拥其陵前献泪，莫如静心回忆他的所作所为；以便我们作为乡建志愿者的各界人士都能得到他一甑一钵的精神遗产。”温铁军在《老石祭》中给乡建同仁提出如此冀望。“今天送他走，更知道明天自己该怎样活”，钱理群在悼文中以此结尾。

　　在中心的官方论坛上，刘老石的论坛签名一直不变，如今老石已去，这签名再也不会变了：“望着农民，我在想，怎么办？”

　　“为什么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不害怕牺牲？”刘老石在与支农大学生一起看《井冈山》时问大家。沉吟半响，刘老石缓缓地说，“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融入到他追求的理想事业中，这是他人生的意义。他无所畏惧，即便他牺牲了，他的理想却有人承继，他的事业将由他的同志们前赴后继。”

　　3月25日上午，闻听噩耗后，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的张俊娜打电话给中心工作人员张斌，“我当时不敢问刘老师的事，试探着问张斌：明天在晋州的农民合作社培训，还办吗？”

　　张斌答：“照常进行！”语气坚定。

　　晚上张俊娜和参加培训的学员一起去中心，车里的氛围很低沉，张俊娜不知道该如何招呼大家，心里难以抑制的哀伤也让她没有心情去说话。

　　张斌悄悄地用短信提醒张俊娜：“拿出热情和坚强与大家交流，积极乐观才是乡建精神。”

　　而此时，在中心，迎着夜色，学生们正把毛笔书写的歌词一张张贴在最显眼处，那是刘老石在下乡时最爱唱的《假行僧》：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